北京
本报特约记者 白 元 本报驻印度特约记者 米小丫
据新加坡《海峡时报》18日报道，截至今年8月，印度最高法院积压了8.3万起案件，创历史新高，其中73%的案件当事人为联邦、邦和县三级政府部门。涉及政府部门的诉讼大部分是由印度民众发起，主要起诉政府在养老金、工资和征地上的不作为，而政府部门习惯性上诉至最高法院增加了司法系统的负担。法律专家认为，印度官员不愿承担任何风险，而对于他们的诉讼费又没有限制，这导致他们热衷诉讼。报道援引印度律师桑迪的话称，很多上诉到印度最高法院的案子根本就没有必要。
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去年5月，印度最高法院曾以轻率诉讼浪费各级法院时间为由，罚款哈里亚纳邦城市发展局（HUDA）10万卢比（1万卢比约合845元人民币），再向对方当事人赔偿5万卢比，同时指明罚款必须由该局在此前判决作出后仍决定上诉的官员承担。1986年，哈里亚纳邦希萨尔县一名男子分得一块土地，后接到HUDA通知，他须额外缴纳约2.68万卢比，男子不服遂于2003年10月将该局告上法庭，HUDA败诉后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
印度《经济时报》曾报道称，某邦政府因反对给一名政府雇员每月发放700卢比津贴而上诉，最高法院法官加瓦伊去年在审理此案时称，为了上诉，该邦政府得花费70万卢比。加瓦伊表示，当事人为联邦政府和邦政府的案件中，至少40%属于轻率诉讼。
《环球时报》驻印度特约记者注意到，政府的轻率诉讼又被称作“法律外衣”。当地普通人尤其是生意人很怕沾上这类“外衣”，一旦进入法律程序，时间拖延足以拖垮生意和生活。此外，一些被告甚至可能被限制自由。这是由于堆积太多的政府诉讼案件，政府律师无法应付不得不一直寻求休庭，就会对被告的生活自由产生直接影响。
印度司法部国务部长今年6月批准了《国家诉讼政策》，以阻止政府部门进行轻率诉讼，希望将平均案件处理持续时间从15年缩短至3年。《印度快报》称，印度人民党在今年竞选纲领中就明确提出要制定《国家诉讼政策》，以加快案件审理，降低诉讼成本，减少政府作为当事人的案件数量和减轻法院负担。印度《铸币报》近日评论称，《国家诉讼政策》能否成功取决于它是否能克服过去的缺点以及其执行力度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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