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西藏史（248）——悼亡者之歌：菩提浴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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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喜马拉雅的小伙伴大家好，藏史德云社的老布，又来啦！

上期我们讲到了一个内容，众多教法史料都记载朗达玛不喜欢佛教，因此佛教势力也不喜欢他。在赤德松赞去世，面临选择下一代赞普的当口，佛教势力跳过了朗达玛，直接选了弟弟热巴巾。

这个跳过朗达玛的举动，就是《新红史》里记载的“达玛虽然年长，因其不喜佛法，遂将王位交给十二岁的赤热巴坚。”

于是不喜佛教和王位被夺，这两桩仇恨叠加在一起，等朗达玛终于当上了赞普，他便推动了灭佛运动。

这个逻辑看上去相当完美，既有个人因素，又有政治利益。

但上期我们也讲了，身为长兄王位被夺的理论，基本可以证伪了。

今天我们来说说另外一个理由——不喜欢佛教。

朗达玛不喜欢佛教是藏文史料里的主流声音，但主流声音不代表一定对。因为教法史料书写的年代比较晚，而且是以佛教思想作为纲领。

要想弄清楚朗达玛跟佛教之间的渊源，还得看看更早期的史料记载。

在敦煌藏经洞里保存了一份祈愿文编号为P.T.134，名叫《赞普天子乌东丹回向愿文》。其中的“乌东丹”指的就是朗达玛，因此这份文献也被简称为《达磨赞普愿文》。

这份文件里明确写着“赞普乌东丹陛下及我等，以身、言、意对如下予以顶礼：十方三时之如来佛、三身体相所集之一切诸佛、诸忧檀那佛法、十二分殊胜佛法、诸具大菩提心之圣僧、八大听闻之补特伽罗、持德威光辉戒律之(大德)、一切同时显示喜怒体相之诸神。今对福田、众生之吉祥及三宝，将人(似指奴隶)、农牧业(产品)、牲畜、华盖、伞、饰物、果品、香等诸凡一切供品，予以供养。此外，尚有无尚珍贵殊胜三供物，此一切诚心予以供奉。”

这就说明，朗达玛在当上了赞普，并且获得了尊号以后，他曾经举行过法会，发愿将奴隶、产品、牲畜和其他礼佛用品供养给寺院。

很显然，此时的朗达玛并没有灭佛，不但没灭佛，他还遵守了一个佛教徒的行为举止。

关于这一点，在藏文教法史料里，也透露了些许端倪。

《汉藏史集》记载：“前两年中，他（朗达玛）按照国王的规矩行事”。

《贤者喜宴》也说：“政权交予朗达玛王，两年后被魔伤心，佛教遂遭毁灭尽。”

也就是说，朗达玛做赞普的前两年表现得很正常，至于为何实施了灭佛，是因为心被魔所伤。

这种心被魔所伤的观点，在《拔协》里也能看到。

《拔协》里谈到，朗达玛继位时只有9岁（这个观点很显然是错的，现在可基本判定朗达玛生于797年，执政时已经40岁了），于是就有大臣在他面前进谗言，说了很多佛教的坏话。

随后朗达玛暂停了一些佛教活动，包括停止佛经翻译、解散译经院，一些寺院的开光仪式也搁置了。很显然这种暂停不等于灭佛，二者之间的烈度不在一个层面上。

后来热巴巾成年了，被魔鬼迷惑了心窍，常想对护佛法律加以破坏，但是没找着借口。

这时，拉萨出现霜灾，庄稼生锈病，发生旱灾、兽瘟和人疫。

赞普趁机对全体百姓说：“拉萨发生人疫灾害，是怎样造成的，你们知道吗？”

民众答说：“不知道。”

赞普说：“我知道，就是那个叫文成公主的母夜叉，请来了不吉祥的夜叉之神释迦牟尼。释迦牟尼最初到了须弥山顶，使众神衰亡。之后他又到了乌仗那，又使乌仗那毁灭。然后到了汉地，汉地也遭灾害，现在又到了吐蕃。

文成公主善长勘舆之学，看了吐蕃的风水地形，发现有很多吉兆，于是便下手破坏，导致吐蕃灾害连连。

她又让全体吐蕃民众出家，不接触女人，专修佛法而断绝后嗣，想把吐蕃政权交给汉地的娘家人。正是因为她的破坏，所以得麻疯病而死的尸体放在拉萨，没有坟墓。

我们不能让她得逞，所以全部僧人都要还俗成家！要批驳佛法谬论，废弃护佛法律！”

然后他强令全体僧众脱掉僧衣、抛弃僧人标志。对那些不愿意做的人，则给以弓箭和鼓钹等，命他们去打猎杀牲，不愿去打猎的全部处死。寺院的大门要用泥封起来，经书全部埋入地下。

同时，他还下令道：“汉地和印度的释迦佛像，从上部带来的，送回上部去！从下部带来的，送回下部去！”

这段记载主要是把文成公主拉出来背锅，但在行文中也能看出，从朗达玛成为赞普到灭佛之间有个时间差。

也就是说，朗达玛刚上台的时候可能并没有一个灭佛的计划，此时的他还是一个佛教徒的身份。之所以后来发动了灭佛，有可能是出现了某种变化。

从朗达玛的成长环境来说，也能支持这种观点。

毕竟在赤德松赞时期就曾经明确要求，王子必须跟高僧学习佛法。这种浓郁的佛教环境将热巴巾培养成了狂热的佛教徒，要说朗达玛完全没受影响，反倒成了坚定的反佛教主义者，似乎也有点说不过去。

更何况在《汉藏史集》里描述热巴巾弘佛时，除了说他建过哪些寺院，还叙述了王室成员的建寺成果。其中就明确提到“兄长达玛修建了止拉康，其妃赞蒙彭修建了雅隆如意树寺和普波切寺。”

这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朗达玛在做王子期间并不是一个喜欢恶行、抵触佛教的人。恰恰相反，他跟热巴巾一样是个佛教信徒。这种佛教信徒的身份一直持续到朗达玛成为新任吐蕃赞普。而且他在执政初期的表现，依旧是一个佛教徒的样子，这就是《汉藏史集》里描述的“按国王的规矩行事”。

在其他史料里也提到，朗达玛曾“兴建祖拉康与佛塔，改造旧寺，在天人之间，或日月之间正法永住，祈愿成为众生福德之根本。”[1]

事情发展到这里一切都很正常，佛教势力也很满意，根本有没有口诛笔伐的样子。

之后，情况出现了某种变化，导致他推动了灭佛运动。

那么问题就来了，是什么变化导致朗达玛灭佛呢？

教法史料给出的理由是“心被魔所伤”，由于这种理由实在无法验证，我们只能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来进行分析了。

灭佛的第一个原因肯定是佛教势力发展的太快。

佛教自从吐蕃以来，经历过一个漫长的发展周期，期间曾经历过很多的波折，但从赤松德赞时期开始，吐蕃佛教进入了一段顺风顺水的快车道。

经过赤松德赞、牟尼、赤德松赞、热巴巾四代赞普矢志不移的弘扬之后，到朗达玛时期，吐蕃佛教已经发展成了一个重要的利益集团。

这个利益集团在吐蕃的社会生活中拥有诸多特权，尤其是热巴巾时期的种种举措，导致僧人在政治上不但参政议政，甚至位列百官之上；在经济上僧人不用生产、无需纳税便可坐享供养；在社会上，他们不在行政管理之内，官员臣民不得稍有不敬，否则便要承受处罚。

这种对佛教的极端崇敬，激化了吐蕃的社会矛盾，促成了各种反佛力量的合流。

灭佛的第二个原因应该是佛教占据了太多的社会资源。

吐蕃佛教在发展历程中经历过寺院供养、四大供、三户养僧、七户养僧等几个阶段，可以认为是个不断加码的过程。

在赤松德赞时期，寺院和僧人的数量可能较少由国家供养尚可支撑。到了热巴巾时期，寺院和僧人的数量已膨胀了许多，但他依旧在供养数量上继续加码，这就相当于在火上浇油。

由于吐蕃寺院拥有特权，必然会成为很多人的消灾避祸的理想圣地。僧人数量的增多又导致纳税人数的急剧减少，同时寺院又凭借其特权四处扩增田产，侵占牧场，寺院经济开始过度膨胀。

此消彼长之下，必然导致吐蕃的经济不堪重负。

意大利著名藏学家朱塞佩·图齐先生在《西藏宗教之旅》中有段叙述很能说明问题: “宗教团体的持续扩大，预示着一种对国家生存不能低估的危险。由于寺院拥有免税的权力，导致其所拥有的庄园和牧场不断扩大，为这些庄园和牧场劳动的人员也拥有了免除兵役、徭役的权力。

此外对寺院的供养，不仅仅用来修筑寺庙，还用来维持僧众们的日常生活，以便按照施主们的愿望确保完成相应的仪轨。

这种发展使国家失去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更何况当时又恰逢中原王朝的威胁与日俱增，吐蕃又失去了他们在中亚占据的领土。”

这就是我之前论述过的，热巴巾时期的吐蕃已经失去了继续扩张的动力，在经济上开源乏力，在国内又无法节流。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张箭老师写过一篇很有意思的论文。

他在文章中匡算了朗达玛时期的人口数量、寺院数量和僧人数量。按照张老师的匡算，朗达玛灭佛时吐蕃本土大概有147万人，以每户5人计算，总计有 29.4 万户。寺院数量为330多座，僧尼数量总计约2.1万人。

以每个僧尼有七户属民供养来计算，吐蕃本土的僧人就需要14.7万户属民，占整个人口数量的50%。[2]

这仅仅是供养僧人的比例，寺院的田庄、牧场也需要属民，贵族和王室同样需要属民供养，还有多少属民能给国家机构纳税？

说到这里得特别说明一下，张老师的数据未必准确，因为能够作为依据的资料实在是少之又少。所以这个数据可能都到不了估算的级别，只能是一种匡算。

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这个数据展示的状态过于极端。

如果这个数据是真的，那吐蕃社会就不存在自由民阶层了，整个吐蕃本土就是一个超大型的农奴庄园，每个人的力量都被压榨到了极限。

从我们过去讲述的内容来说，吐蕃社会很可能不是这种状态，在农奴与贵族之间，应该还有一个武士阶层，这部分人可能才是吐蕃军队的中坚力量。

但不管怎么说，以西藏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来说，供养大量不从事生产的僧侣都是一种超乎寻常的负担。

现在虽然没有证据能说明这种负担的沉重程度，但可以用清朝时期的数据来做个类比。

在清朝初年的五世达赖喇嘛时期，第斯·桑结嘉措写过一本《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宝鉴），其中给出了1694年的一个统计数据，当时前后藏共有寺院 1807座，僧尼97538人。

到了乾隆初年的《西藏志》里记载，“1737年(乾隆二年)理藩院的统计数据为共有寺院3477座，僧尼316231人。

之后到1959年民主制度改革前，整个西藏有寺院2711座，僧尼114105人。

清朝时期西藏地区的人口估算也就是一百多万，有个比较详实的数据是1951年和平解放西藏时，西藏全区的人口数量115万人。[3]

这些数据的变化可以说明，寺院和僧众的数量在乾隆时期达到了峰值，到清朝末年已呈现下降的趋势。但即便是按照比例最低的时期来计算，僧尼占人口的比例也达到了10%。

不过这个时候，西藏已经没有七户养僧制度了，僧人们靠寺院田产、施主布施、法会供奉、放高利贷来生活。

如此高的僧尼比例，导致西藏的社会资源濒于枯竭，没有更多的资源可以用来进行技术迭代和发展。于是整个西藏社会陷于停滞，1950年的西藏跟元朝初期的西藏没有多少变化。

由此可见，佛教在西藏社会里呈现出的主要功能是保持稳定，而不是推动社会发展。

当放在吐蕃王朝的环境下，佛教保持稳定的功能也未必能实现，因为在吐蕃社会里即有本教势力，也有贵族势力，这些势力不能允许佛教一家独大。于是占有太多社会资源的佛教，就成了一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

不过佛教占有社会资源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有点像温水煮青蛙。为什么到朗达玛的时代就突然爆发了灭佛呢？

换句话说，从默默接受到彻底爆发之间是不是应该有个引爆点呢？

这个引爆点又会是什么呢？

还记得刚刚说过，朗达玛继位之初的几年并没有实施灭佛，王权与佛教之间相安无事。之后突然就下令开始灭佛了，是什么事情发生了变化呢？

从史料的记载上看，这个引爆了灭佛的事件有可能是来自于灾害。

据《贤者喜宴》记载: “其时，一切神魔发生战乱、于是出现了即将毁灭王法的各种恶兆。发生了大地震，陨石流星相互撞击，天空仿佛在燃烧，呈现血红色。汉藏边界之西河州附近吐蕃所管之界山倾倒了，洮水被阻三日，河水回旋，向上逆流，并自河内发出巨大声光，兼有雷击。”

《拔协》则记载：“拉萨出现霜灾，庄稼生锈病，发生旱灾、兽瘟和人疫。”

《西藏王统记》记载: “尔时，常有冰雹，田地荒芜，旱魃饥馑，人畜病疫”。

《新唐书》里也保存了相应的记载：“开成四年（839年）……，自是（吐蕃）国中地震，水泉涌，岷山崩，洮水逆流三日，鼠食稼，人饥疫，死者相枕藉。鄯、廓间夜闻轚鼓声，人相惊。”

唐史与藏史的记载能相互对证，可见这次灾难的等级非常大。

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唐史记载的时间，灾难爆发于839年，这个时间节点距朗达玛登基恰好有三四年的间隔。

一般认为朗达玛灭佛的时间约在840年或841年左近，灾难爆发的时间恰好在登基与灭佛之间。会不会有这种可能，灾难暴发后朗达玛要求赈灾，结果发现财政已被佛教掏空了。

另外，在吐蕃王朝曾发生过多次借灾难爆发打击政敌的事件。这就要说到灭佛的第三个原因了。

3、灭佛的第三个原因可能是吐蕃国内的政治斗争。

在热巴巾执政的末期，吐蕃贵族已经结成联盟对佛教势力下手了，朗达玛继任赞普可能也获得了这些人的支持。

按《西藏王统记》的记载：“赞普赤朗达玛·乌冬赞乃系魔所变化，不喜佛法，秉性暴恶。由于韦·达那坚诸恶臣权势极盛，乃拥立为王，执掌朝政。”

大概受了藏史记载的影响，王辅仁先生在《西藏佛教史略》里写道：“朗达玛一上台，王朝中的一些显要职位便由反佛教的贵族们把持，朗达玛的行动受到了这些贵族大臣的安排和规定。”

于是有些学者认为朗达玛由反佛教势力扶持上位，他已经沦为了一个傀儡。[4]

但这种理论和朗达玛继位之初没有灭佛的记载向左，也和我们之后要陈述的灭佛力度不符。因此，朗达玛到未必是傀儡赞普，但在大臣里反佛力量可能确实比较强。

当吐蕃遭受了灾难，这些反佛的大臣便趁机推波助澜，利用巫师散步神谕把脏水泼在佛教身上，最终实施了灭佛。

朗达玛灭佛的主要理由大概也就以上三点了，至于还有没有更多的细节，至少我们目前还不知道。

这两期的内容，都算是给朗达玛灭佛的历史事件做铺垫：

前一期讲了热巴巾和朗达玛的兄弟排序，证明了教法史料描述的“王位被夺，心怀愤恨，导致灭佛”的理由不成立；

这一期讲了“朗达玛信奉本教，不喜欢佛教，因而灭佛”的理由同样不成立。

下一期，咱们正式来讲朗达玛灭佛，以及灭佛对吐蕃佛教的影响。

参考书目：

[1]、《关于吐蕃佛教研究的两个问题—顿渐之诤和朗达玛“灭佛”》_索南才让；

[2]、《九世纪朗达玛所灭之佛教寺僧数量考》_张箭；

[3]、《对西藏历史上人口问题的一些认识与尚风同志商榷》_王大犇；

[4]、《试析朗达玛灭佛的原因》_薛生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