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挑战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出现的第一个波动，是在1988年前后。

1988年，中国的GDP增速为11.22%。然而到了1989年下半年经济增速开始下滑，工业生产直线下降，全年经济增速降为4.12%；到了1990年GDP增速更是下滑到了3.92%。

与此同时，那几年还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1988年全国物价大幅度上涨，社会零售物价总指数达18.5%，是历史最高水平。1989年的通胀率，也高达18%。

根据当时的官方报告总结，1990年的经济总体情况是，产成品积压增多、企业经济效益继续下降，经济效益下降，财政困难加剧，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加大。

1990年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实现利税1271亿元，比上年下降18．5％，其中实现利润下降58％。1989年和1990年，财政赤字分别为92亿元和140亿元。

不少人认为，我国从1989年开始的那一波经济下滑，是因为ZZ事件引发了西方社会对我们展开制裁，限制产品出口，同时外资撤离导致中国出现了经济压力。

其实这个归因是错误的。1989年-1991出现的经济波动，主要原因并不是西方社会的制裁措施，而是我们实施的宏观调控政策。

那段时间的经济发展比较复杂，我不想去详细总结具体过程，仅仅简单的框架和线索复盘，分成几个主要阶段来剖析一下。

第一个阶段，经济过热和宏观调控。

1984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出现明显过热迹象。到1985年的1、2月份，全国工资和其他对个人的支出，又比上一年同期增长40.6%。与此同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迅速膨胀。消费和投资双膨胀，使得社会总需求超过了社会总供给。

为了解决社会总需求超过社会总供给的问题，1985年初开始政府开始实行“宏观经济调节与控制”，抽紧银根，控制货币投放，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控制消费基金膨胀。

1986年1月13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和全国计划、经济工作会议上，国务院认为“当前经济生活中的不稳定因素仍然存在，社会总需求仍然超过总供给”。提出“坚决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控制消费基金膨胀”。

这次调控取得了一定成效，使过热的经济有所稳定。全社会零售物价指数为6%，比上一年的8.8%降了下来。

第二阶段，相对放松调控政策

在经历了1986年相对严厉的调控措施以后，1987年中央提出“稳定经济，深化改革”的方针，还是把稳定经济放在了第一位。

针对消费基金增长过快、经济效益差的问题，在全国开展了“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

这一年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增长相对减缓，社会总供给有所改善。1984年下半年以来出现的经济“过热”基本得到了控制，1987年末，财政赤字和货币供应量大体控制在计划规定的范围内。

但是，在银根方面，还是相对有所放松，因此社会总需求仍然超过总供给。到年末，现金流通量比上年底增加19.4%，国内信贷规模增长21.2%。

1987年社会零售物价指数高于1986年，达到7.3%，1987年由于没有物价改革的措施出台，物价上涨基本是货币过多所致。

第三个阶段，经济继续过热和治理整顿

由于货币增发，导致重新出现经济过热。1987年GDP增速为11.6%，1988年又增长了11.3%。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出现。1988年，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高达18.5%，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引起了全社会的恐慌。

1988年出现的全国物价大幅度上涨，中央作出物价闯关的决定只是导火线，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进一步失衡才是主要原因。

1988年又是经济秩序相对混乱的一年。在“双轨价格”条件下，一种商品多种价格，巨额价差的诱惑引发了“全民经商热”，“官倒”“私倒”横行于市，引起了群众日益不满

因此，从1988年秋天开始，中央部署实行治理整顿（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主要措施包括抑制通货膨胀、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每年压缩20％）、清理整顿公司等。

由于1984年以来，所采取的所谓“软着陆”调控政策效果不明显，所以这次下的是一剂“猛药”。1988年9月开始实行货币紧缩政策，控制信贷，收紧银根。这剂“猛药”产生了强烈的反应。1989年如果考虑价格因素，固定资产投资比上一年实际下降了30%，这是仅次于1961年的一次大调整。

治理整顿使得通货膨胀的势头控制住了，1989年、1990年CPI回落到17．8％和2．1％。但是也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副作用。紧缩政策出台后不出几个月，社会上对商品很快就不再是需求过旺，而是市场“疲软”。

群众当初在抢购风潮当中，急于抢购的商品，居然很快出现库存。居民储蓄超过几千亿元，就是不愿意拿出来花钱消费。1989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1988年只增长8.8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了7.7%。

市场疲软开始传递到生产端，打击工厂的生产经营状况。工厂的产品卖不出去，一大批企业开工不足。紧接着，就开始对社会就业和群众收入增长带来持续冲击。

当时，由于企业开工不足，全国估计有1000万乡镇企业职工回乡务农。1990年2月份，全国停产半停产的职工达600万人。城市待业人数接近待业人数最多的1979年。城市职工的名义工资增长率比物价涨幅低3.8个百分点。

第四个阶段，宽松的政策与经济疲软

从1988年9月到1989年10月，14个月高力度的货币紧缩政策，使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受到严重的压缩。由于市场疲软，工业下滑，就业不足，效益下降，各方面要求放松政策，加快经济复苏的呼声十分强烈。

1989年11月，中央结束了货币紧缩政策。从11月开始，大规模地投放“启动”资金，希望使经济复苏。11一12月就增加贷款1000亿元。由于货币政策作用的时间滞后，过去的紧缩政策在货币松动时还在发挥作用。

所以，投入了大量的启动资金，市场照样疲软，失业还在增加，经济还在衰退。进入1990年，迫于经济衰退的压力，中央银行继续采取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上半年银行贷款增加了612亿元，是历史上半年贷款增加最多的一年。

虽然贷款增加，启动了生产，但市场没有启动起来，生产出来的东西压在库里。企业产成品库存大量增加，企业流动资金十分紧张。企业间的债务拖欠严重，“三角债”达3000多亿元。

由于市场疲软，1989—1991年的价格调整很多没有到位。工厂卖出的价格比国家新规定的价格还要低。原来的价格还卖不出去，提价以后就更卖不出去了。所以，价格调整没有反映到市场上，而是挤在企业身上。

1990年4月和8月，银行两次降低利率，再加上其他一些启动措施，到三季度，经济走出谷底，开始缓慢回升。经济回升缓慢的直接原因，还是即期社会需求不足。因此1990年GDP的增速下滑到了3.92%。

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第一个经济波动的原因和过程，当时的中国经济应该说重新走到了一个危急的关口。由此我们也要看清，当时西方社会对我们制裁，对于经济下行起到了雪上加霜的作用，但并不是导致经济出现压力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