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他，中国历史将是另一个模样——为什么要重读李济？

1940年，抗日烽火笼罩了大半个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已难以找到一张平静的书桌。

山河沦丧还可恢复，最怕文化一夕灭绝，为保存岌岌可危的中华文脉，并在硝烟弥漫中最大程度发扬知识分子的报国之心，一些全国顶级的大学和学术机构，一些“教授中的教授、精英中的精英”，辗转落脚于四川一个偏僻乡镇。

他们将个人的学术理想和国家命运紧紧融合，不仅开启了世界学术史上的“李庄奇迹”，更使李庄成为民族精神涵养地、中国文化折射点，而其最无法复制的特殊性，蕴含在著名作家阿来这句话中：李庄，中国士与绅的最后遭逢地。

李庄山水护国魂，不愧长江第一镇。今天这位“李庄人物”及其故事，就出自岱峻老师的皇皇巨著《发现李庄》。

清华其实有“五大导师”

为何他很少被人提起？

2009年，岱峻老师出版了一本后来被《南方都市报》列入年度十大好书的《李济传》。很多人读完之后，心情都颇为复杂——这样一位当年世界闻名的大学者，作为中国人的我们，却对他一无所知。

1925年，清华成立国学研究院，他和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平起平坐，是清华五大导师之一。那一年他才29岁，比很多研究生还年轻。

他14岁考入清华，毕业后赴美，5年拿下心理学学士、社会学硕士、人类学博士3个学位后回国。他说，“那时的留学生，没人想在美国长待下去，都是毕业后就回国。选择职业时，也没人考虑赚多少钱。我就是在这种风气下，选择了我喜爱的学科——人类学。”

他是中国第一位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他的博士论文启发了哲学家罗素并被大段征引，他的父亲非常自豪，给自己取了个“博父”的别号。

但很快，他转向考古学，从清华走向田野。他说：我的志向是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与其他人类的脑袋比较，寻出中国人在天演路上的阶级出来。我还想去新疆、青海、印度、波斯，把中国人的源头找出来。

于是，作为中国第一位现代考古人，他主持发掘了震惊世界的安阳殷墟，将成汤伐桀、盘庚迁殷、武丁拜相等传说，变成一个个确实可考的史实，将中国历史上推了八百多年。

这不仅是里程碑般的考古大发现，更在国将不国的非常时期，将中华文明这棵根深叶茂的大树，发掘出殷墟这个主干，极大地凝聚了中华民族的人心、唤起了斗志，成为学术救国的典范，他成为第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中国考古学家，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

▲1928年殷墟发掘现场，土堆上立者是李济

他为找到“中国人的源头”

却失去两个挚爱的女儿

抗战爆发，身为史语所和中博院两个机构的领导，李济押运中国最珍贵的一批文物，开始了万里大迁移，水路有险滩急浪，陆路有土匪兵痞，一路艰难险阻，心力交瘁，人是狼狈的，文物是平安的，600多个大箱子安全到达李庄，他因此获得美誉“押运先生”。

作为中国考古学之父，他是合格的；作为孩子们的父亲，他的负疚感却贯穿终生。他要统筹公务，要做自己的研究，还要培养人才，神仙也会有力不能及之处——1940年，二女儿患急性胰腺炎不幸殒命，那天是他44岁生日，他从此不再过生日。两年后，大女儿患伤寒，因为缺医少药，永远离开了他，“痛贯心肝，奈何奈何”。

但最终，他还是跌跌撞撞走出悲伤，在汗水混杂着泪水的李庄，写出《殷墟器物甲编》等考古学名作，对殷墟文物的外在与内涵，进行了详细之极的考察，一笔笔恢复了商代社会的文化原貌，今天我们关于商代的认知，可以说正是李济先生划定的。

然而那心底的哀伤，书里是看不见的。多年以后，他的弟子、著名史学家许倬云回忆道：师母思念亡女，带泪苛责老师为何不早赴美国，老师垂首沉默。只在师母情绪平静后，才长叹一声：“大难当头时，只能一起挺过去，总不能弃大家而去！可是，我这辈子对不住你师母！对不住两个女儿！”

▲李济（后排右二）全家福

李庄六年，他率领考古同行，写出多部巨作，在永陵、敦煌等地创造多项考古重大成就，培养了五十年内两岸考古界几乎所有的领军人物，比如后来的中科院考古所所长夏鼐，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所长高去寻。

1948年，李济当选中研院第一届院士。就在这一年，他在大陆的故事画上休止符，“所有的颠沛流离，最后都由大江走向大海……”

他将中国历史上推了800年

却在盛年时失去最爱的这片田野

1948年，李济押运文物赴台。在他眼里，只要打仗，文物就会受损；只要文物安全，放在中国哪个地方又有什么关系呢？而文物去哪儿，他就去哪儿。

但从此，天涯永隔。一起来台的儿子李光谟，后来又折返大陆：“我要亲眼见证新社会的诞生”；未能带来的女儿遗骸，1969年则被人以“正义”之名挫骨扬灰。

1950年中科院设考古所，文物局局长郑振铎虚领所长，考古学界普遍认为，这是在“做李济的工作”。1960年，大陆派人陪同李光谟在香港会面李济，劝他回来总领全国考古，而李济终究没有再见独子。

他看得明白。1960年后，在对李济发起猛烈围剿后，他的名字销声匿迹，不得不提到殷墟时，最多也只有一句：“解放前，也有人做过一些发掘。”他终生寻找“中国人的源头”，最后把自己找“丢”了。

这是考古史上最大的玩笑——他一辈子考古，不只为研究古物，终极目的是找到“中国人的源头”，而作为“中国考古学之父”，他最终却失去了大陆的田野。

1979年，李济逝世。他的遗物中没有一件古董。50年前，他就给考古界立下规矩：考古人不许收藏古董。

▲李济在台湾期间的两个著名弟子：许倬云与张光直

大陆以其广袤和悠久，到处都有考古新发现。然而，必须建构一套理论，以处理不同文化的彼此关系。晚年的李济，忧心忡忡却又无可奈何，正如许倬云所说：“如果他能及时、充分掌握田野资料，能与大陆学者合作，中国历史的研究将有何等宏大的理论系统？然而......”

他的入室弟子、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张光直说：“中国考古学今天仍生活在李济时代。”

2000年，在搜集李济先生史料的过程中，岱峻老师第一次走进李庄，他震惊地发现，他“一跤跌进了富矿里”——除了李济先生，当年同样流落在李庄的，还有一大群中国最顶级学者，他们给世界贡献了最优质的学术成果，给后人留下了最深厚的历史养分，而这一切，甚至包括很多当地人在内，却知者寥寥。

▲李庄学者集萃

那是一群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按许倬云先生给《李济传》所做的序言，“他们筹划一事，无不狮子搏兔、尽其全力；他们才气高，学术研究与处世治事却都是按最笨最累的办法；他们办事一丝不苟，做人自律甚严；他们坚持以寻求知识、累积知识为道路，参与到人类真理的永续大事中。”他们以非常时期的卓越表现，证明了许倬云先生所说的，“智者与勇者，本是一体。”

许倬云先生是在缅怀恩师，同样是在缅怀那一代无法复制的学人，这让岱峻深深意识到，李济先生的故事绝非孤例，为此，岱峻踏上长达23年的“发现李庄”之路，为此付出后半生的心血，完成了这部《发现李庄》。

如果说李济先生是最先“浮出李庄”的大鱼，那么，李庄就是一片不可思议的深海，太多首次披露的独家史料，让后人不得不震惊。

当年的中国，居然还有过那么一群人，他们和李济一样，大多家道殷实，却只求物质上的最低限度；

他们大多有海外求学经历，却甘居四川最偏僻的乡间；他们以最不引人注目的姿态，绽放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史上最高光时刻，创造出了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