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荐读 | 美国外交官和九一八事变初期美国的应对

作者介绍

吴佳佳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内容摘要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散布在事变发生地中国、策源地日本、舆论中心国联的美国外交官迅速依托个人对局势的认识和获取的信息做出判断，其观点在华盛顿交汇，美国决定置身事外，促成中日直接谈判。其后因中国民族情绪失控可能致使事态扩大，且涉及美国利益的沈阳电台遭到破坏，美国一改前态，主动派遣观察员进入东北调查真相。不待观察员有所报告，突然锦州遭到轰炸，美国有关九一八事变的讨论暂告一个段落。

关键词美国外交官 九一八事变 美国对华政策 美国观察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以路轨被炸为由，向沈阳东北军营发起进攻，拉开了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序幕。其时又有英国宣布脱离金本位制，美国前国务卿史汀生（Henry L. Stimson）1936年时在其著作《远东之危机》中以“这时的世界从东到西，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似乎都在动荡之中”对此作结。该书出版于九一八事变爆发近五年后，史汀生对其担任国务卿时期美国国务院如何应对远东诸事进行了复盘，其中详述了九一八事变爆发初期美国采取对日宽纵政策的原因，国联对美国的影响等。史汀生在书中特别提到，国务院有关事变的交涉在前线与后方（in the field and at home）都得到了经验丰富的外交官的支持，驻外外交官以及在事变发生地的美国记者的主动性和精力，使得“美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早地掌握了更准确的信息”，为决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有关美国外交官与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的因应，西方学界成果多作为外交官个案研究呈现，集中在国务卿的史汀生身上，对九一八事变时期其他外交官的因应论述相对笼统，多作为其个人经历的一部分而一笔带过。中国学界成果多为长时段的宏观视角的论述，强调作为整体的国务院应对中国东北变局时的态度，甚少对其中复杂情形、尤其是决策形成过程作细致解读，更遑论内窥外交官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总统胡佛忙于应对经济危机，焦头烂额，远东事务多赖国务卿史汀生为主的国务院把控走向，在华、在日及驻欧洲各地的外交官与华盛顿间电报信函往来频繁，对其政策态度亦有不可小觑的影响。本文拟依托档案、报刊、时人言论等相关材料，基于外交官视角从人物、事实、方案、行动四个角度由内而外透视九一八事变初期美国的因应，以期更加深刻地理解九一八事变对美国的意义，美国远东政策对世界局势的影响。

一、人物：事变后参与交涉的外交官们

按照美国国务院的工作流程，决策形成的第一环是领事官员，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对信息进行筛选、核实、评估”，以供比对解读外国政府提供的官方信息。领事官员之上为使馆官员，他们对获取的各种情报综合处理，多以电报形式发往华盛顿。国务院设有通信与记录司，负责电报解码，非英文电报由翻译局翻译。解码后的电报被分发给制定政策的相关部门，如远东司、西欧司等。各司司长“与分配到该司的三或四名低级别的外交或领事级别的官员协商，考虑最近的态势发展”，撰写备忘录，与原件一同提交给主管该司的助理国务卿，继而是副国务卿，最终是国务卿。

九一八事变发生地在中国，策源地在日本。事变爆发后，包括驻沈阳总领事麦尔思（Myrl S. Myers）、领事范宣德（John C. Vincent）、副领事林奇（Andrew G. Lynch）以及驻哈尔滨总领事汉森（George C. Hanson）等领事官员第一时间观察驻地形势变化并撰写报告。由于美国驻华公使馆在北平，与在南京的国民政府外交部不是直接沟通，因此，驻南京总领事裴克（Willys R. Peck）第一时间与国民政府外交部交涉并转报北平。与此同时，公使詹森（Nelson T. Johnson）在北平又通过张学良、顾维钧等进一步了解事变情形，汇总筛选后发往华盛顿。

东京方面，驻日大使福布斯（W. Cameron Forbes）和总领事内维尔（Edwin L. Neville）负责使馆工作，与日本外务省就事变展开交涉。此外，恰于九月上旬在日内瓦召开第十二届大会的国联是美国需要考量的第三方，代表美国在此与国联沟通的美驻瑞士公使威尔逊（Hugh R. Wilson）和驻日内瓦总领事吉尔伯特（Prentiss B. Gilbert）也向国务院报告国联有关事变的讨论情况。

决策中心在华盛顿。1931年的金融风潮之下，“迅速恶化的经济形势现在已经抓住了总统及其政府成员的全部注意力”，客观形成的权利让渡强化了国务院，尤其是国务卿史汀生在外交决策上的自主性。九一八事变是史汀生担任国务卿时遭遇的极大挑战，也是他政治生涯中应对中日冲突的起点——终点在他作为罗斯福内阁陆军部长参与1945年针对日本的核弹攻击的计划制定及实施。除他之外，国务院内参与事变后决策的核心人物还包括副国务卿卡斯尔（William R. Castle）和远东司司长亨培克（Stanley K. Hornbeck）。

九一八事变发生在远东，除去在日内瓦的外交官外，其他外交官都有处理远东事务的经验。受其私谊、驻地、研究或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外交官也形成了各自对中日两国的认识。当然，相对领事官员而言，使馆官员和国务院官员对决策的影响要更大，他们的情感偏向和外交观念更值得注意。

詹森1907年以见习翻译的身份在北平开始外交服务，“亲见了帝国中国和共和中国……三任国务卿休斯、凯洛格、史汀生都依赖他对中国事务来龙去脉的权威了解”。在詹森的认知中，传统的美国对华政策有两个基本目标：保护美国的合法利益以及帮助中国实现与美国利益吻合的内部发展。在与中国有关的国际争端中，只要不伤害美国利益，他都积极强调，条约签署国应当履行义务以维护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完整性。他当然是中国人的朋友，但他首先是美国的民族主义者。

与詹森不同，福布斯不是职业外交官，1930年接受胡佛任命之时，他甚至希望参议院可以驳回提名。就职的第一年，他长期不在日本，对外交工作没有什么热情。不过，他推崇达尔文的适者生存，还把这一理论应用到中日两国上：“在试图保护弱小民族免受侵略这件事上，我或多或少是个‘叛逆者’。如果他们因小而弱，那是一回事；如果他们因腐朽而弱，那是另一回事。腐烂的东西要倒下，活的东西要利用对方的腐烂物质作为肥料和材料来促进自己的生长，这是大自然的规则。”

亨培克是国务院公认的“中国通”，和詹森一样亲见了晚清王朝的崩溃和中华民国的新生。在成为外交官之前，他在大学任教，对远东、特别是中国进行了深入研究，也一直被认为亲华且反日。不过，20世纪20年代中国因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而要求取消美国治外法权，与亨培克认为的美国的外交政策——“尊重[其他]国家和人民的权利，并期望他们尊重美国的权利；履行美国对其他国家的义务，期望他们履行对美国的义务”——相违背，他不可避免地与中国疏远了。他也和詹森一样，强调“门户开放和一个强大的中国”“如果中国人保护不了西方的利益，那就要保留美国的治外法权”。

副国务卿卡斯尔来自夏威夷传教士家庭，廉价的日本劳动力让他的家族积累了大量财富，他与西化的日本精英阶层建立了亲密关系，经常被描述为“日本人的特殊朋友”。他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友谊源于传教士对“失败者（underdog）”的同情，“日本也是个弱者，但我们喜欢弱者以出色的方式获胜”。1930年伦敦海军会议期间，他以驻日大使的身份促成了《华盛顿海军条约》的签署，“一个稳定的、民主的日本可以在中国拥有合法的利益，同时作为防止俄国扩张的堡垒”，因而他对日本若槻和解政府抱有强烈的好感和希望。

至于史汀生，他认为“日本对美国政府而确实是一个友好、强大而灵敏的邻邦”，是开明、自由、文明的国家，而中国是“一个伟大又迂缓的民族……对于西方技术与科学的吸收，以及西方标准的接纳，不如日本迅捷，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抵制这些变化，只因武力压迫而屈服”。史汀生上台后，开始推广以直接交流为标志的新外交，他认为私人联络可以更好地促进两国关系，“正在取代通过常规的外交代表交换官方照会的旧外交”。1930年伦敦海军会议期间，他与日本代表若槻、币原建立了友谊，即是践行新外交的结果。

简言之，从现地和后方的外交官的情感倾向和外交理念来看，中国在决策天平上的分量比之日本要小得多。另一方面，九一八事变前夕，中国自己也无意识地把天平上的砝码推得离日本更近：宁粤分裂，中国驻美公使伍朝枢于1931年6月15日离任，参赞容揆代办使馆各事，“迟至十月一日（距九一八已近两星期），始与史汀生第一次见面，以视出渊日使随时出入国务卿副国务卿之门者，相形见绌”。新外交所推崇的直接交流无法在中国驻美公使馆施行，亨培克视此为“中国的外交机器严重受损”。换句话说，九一八事变的事实是什么，美国应如何应对变局，中国既主动又被动地“缺席”了美国外交官的讨论。

二、事实：外交官对九一八事变的最初印象

1931年夏秋之际，南京政府第三次剿共陷入僵局，粤系通电讨蒋，战祸在即，沿海各省空前水灾仍在肆虐，张学良在北平通电呼吁和平。适逢第十二届国联大会在日内瓦召开，中国当选非常任理事国，大会讨论通过英国代表有关救济中国水灾的提议。日军上尉中村在华被害引发的对日交涉似乎也有了进展。这些无疑是南京政府的好消息，但都不在大洋彼岸美国的考量范围内，更确切地说，它的目光始终为裁军和大萧条所牵引。

1931年6月27日，史汀生离开华盛顿，践行新外交，访问巴黎与柏林，与欧洲各国领导人会谈，主题概为欧债和裁军，历时两月余，9月3日方返回美国。9月17日是外交日，国务院例行接见使节，出渊告知史汀生，他打算趁三年例假之机返回日本，约于次年二月返美，其间日美两国应当不会有重大问题发生，因他离任而难以处理。岂料一语成谶，史汀生在白宫与胡佛、商务部长拉蒙特（Robert P. Lamont）和财政部长梅隆（Andrew W. Mellon）谈论英国的财政状况时，关东军已经完成了对沈阳的占领。9月19日，有关“满洲危机”的快讯出现在华盛顿报端。

事变一发生，驻华公使詹森就从张学良的顾问端纳（W. H. Donald）那里得到消息。事实上，9月11日他与国民政府行政院顾问弗格森（John C. Ferguson）讨论治外法权问题时，就被后者警告，“日本将在未来三个月内占领满洲”。詹森对此持怀疑态度，到9月17日，他与日本公使馆参赞矢野诚会谈，后者保证，“所有中日争端可以和平解决”。最终，詹森没有将弗格森的警告发往华盛顿。顾维钧与詹森见面，证实了端纳的消息，沈阳“所有行政机构都有日军驻守……满洲与中国本土的联系被切断”，驻沈阳领事林奇以明码电报的形式将事变情形经由驻上海领事馆再转北平，即为沈阳线路被切断的佐证。

詹森的电报同时发往华盛顿和东京。其时中村事件尚未解决，有关日军入侵满洲的讨论9月初即在东京沸沸扬扬，驻日大使福布斯担心原定9月17日返美度假不能成行，日本外相币原安抚他：“日本的经济和政治形势很严峻，不可能允许军事冒险发生。”9月19日，福布斯启程前往温哥华，在船上收到了詹森的电报，但他担心留在日本会夸大事变的严重性，没有返回东京，而是继续出海。驻日代办内维尔从外务省副相处得知，日本内阁召开特别会议，“已向日本驻满洲军队总司令发出命令，停止更进一步的侵略性军事行动。”

同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就美国在满洲的商业利益以及条约援引提问。对于前者，史汀生回复，据他所知，“美国与该地区的贸易往来很少”。远东司随后于9月底奉令“编制地图，显示美国在满洲利益的位置和分布”，基本证实了这一点。至于后者，在新闻发布会之前，亨培克曾建议对事变的性质做模糊处理。但记者抛出条约援引问题，史汀生被迫从个人立场对事变定性，“沈阳不是政府间的冲突，而是下级机构之间的冲突，因而也不可应用非战公约或其他任何条约”。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都少有牵涉，史汀生的回复基本奠定了美国“观望”的基调。

9月19日是周六，史汀生对远东的突发事件感到很恼火，但并不担心，在欧洲连轴转了近两个月后，他思考的是已经规划好的与胡佛在拉皮丹河畔度过的周末。卡斯尔在温泉城（Hot Springs）休假，新闻发布会后，史汀生“把满洲的麻烦留给了得力的远东司司长亨培克”。同日，亨培克与出渊见面。出渊表示，“币原和日本政府里的军国主义分子之间存在尖锐分歧”，他所掌握的与事变有关的信息并不多。亨培克在9月19日的备忘录中强调了三点：（1）目前不可能就事件的确切原因做出声明；（2）南满铁路的积极宣传是为了让世界了解日本在满洲利益的重要性；（3）日本陆军和外务省之间的冲突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在沈阳的日本民政当局无力制止日本军队的活动。

亨培克提到南满铁路，是对条约权利的考量，也暗含警惕之意，分析远东局势时，他就曾发问：“我们强制对满洲的门户开放作出严格的解释，日本就不会粗暴撞开其他地方对它紧闭的大门吗？比如加利福尼亚。”质疑日本在满洲的利益，等同于质疑条约权利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而同样的条约权利规则保护着美国。至于“冲突”，若槻内阁与军部之间的龃龉，始于1930年夏，其时若槻以伦敦海军会议日本首席代表的身份缔结裁军条约，引发海军不满，最终酿成暗杀事件。胡佛内阁一贯清楚日本文官政府与军部的分歧。

驻沈阳的外交官的认知也是如此。林奇在20日的电报中表示：

听起来难以置信，但我有理由相信，日本[驻沈阳]总领事馆当时并不知道军事当局打算立即占领中国领土。他们对事件可能产生的影响非常担忧，不过我非常怀疑他们事前知道军队的实际调动……本总领事馆认为，很难相信日方对此事件的解释。进入中国领土的行动过于突然，也过于协调，不可能是当晚十点半南满铁路铁轨被炸引起的。

尽管华盛顿到10月19日才收到这份措辞相对谨慎、态度有所保留的电报，但林奇对日军在东北发起军事行动的论断，与亨培克的想法没有什么偏差。后者在9月20日的备忘录中写道：“几乎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东京最高军事指挥部的指示，他们能以有序、精确、时间协调和全面的方式采取行动，夺取南满所有战略要点，包括公共服务设施。”

詹森表达了同样的看法：“[日方]暗示9月18日开始的连锁事件是偶然或临时发生，却忽略了这一事实：占领长春、牛庄、安东、沟帮子和葫芦岛一系列军事行动，其参谋工作几乎不可能是临时性的……我认为这就是精心策划的结果。”内维尔也倾向于认为，“[满洲]如此大的区域被占领，与[日方]所称原因极不匹配。毫无疑问，他们针对能想到的每支部队会遭遇的突发事件，都制定了详细计划……外务省及文官政府其他部门，确乎惊讶于陆军此时的行动”。

林奇的电报还提到了从日本驻沈阳军事当局那里获得的消息，其中包括“几起非必要的恐怖主义事件”，但“考虑到，这是一个四十万人口的城市，一夜之间从中国人手里转到日本人手里，我们必须承认，相对而言，流血事件、不幸事件非常少”，这与史汀生的“恼火而不担心”如出一辙。20日，史汀生仍在拉皮丹，直到午夜时分，来自英国大使馆有关英国宣布脱离金本位制的消息才将他叫醒。

依托事变爆发后两天内的新闻快讯及领事官员提供的详尽情报和论断，国务院形成了对九一八事变的初步印象：事变是日本军方有预谋的行动，文官政府不知情，形势尚不严重。这几乎可以说是美国外交官在事变初期的共识。包括麦尔思、范宣德等在内的领事官员于9月下旬赴现地调查，所得的结论仍然没有超出这种认知，“9月18至19日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可能永远不会有人知道”。

三、方案：独立于国联并促成中日直接谈判

9月20日，史汀生和卡斯尔还未返回华盛顿，亨培克最先基于已知信息，提出了可供参考的方案：“在我看来，中国政府很可能将此案提交国际法院。无论如何，在这个阶段，我建议我们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采取的行动应基于这一假设。”基于国际法院的方案没有获得关注，同样遭到无视的还有基于公约的表态。詹森在9月21日的电报中直言“日本在满洲采取的行动，必然符合战争的定义……公约签署国有必要就日本侵略行为向自己和世界表态”，前国务卿凯洛格也认为“非战公约和四国条约所有缔约国都有义务向两国提出交涉”。

就史汀生而言，公约援引要慎之又慎。非战公约在远东的第一次实践要追溯到1929年7月，其时胡佛内阁上台不久，公约生效，史汀生积极参与调停中苏中东路争端，但在这一事件中的经历却不甚愉快。美国援引公约、发出照会以表谴责，然而中苏的私下谈判已经开始，美国的举动“被视为是对谈判的刻意施压，‘不是友好的行为’”。他以此为前车之鉴，还留下了对“东方心理”的假想：“东方人倾向于涉事双方以直接谈判来解决困难，应当让他们先试试这个方法。”九一八事变初期，他多次提及这一点以反对第三方调查。

中日之外，又有国联不断“唠叨”，敦促美国合作，强化国联的力量。争端方如何协商？第三方是否联合？大多数时候，两个问题被搅在一起，国务院的选择最终演变为独立于国联行动、促成中日直接谈判。

9月22日，日内瓦召开理事会第二次会议，最早对谈判事宜发起公开讨论。中国代表施肇基依据国联盟约第11条提出申诉，日本代表芳泽谦吉提及日本政府的电报，有国民政府高级官员向日本驻华公使提议两国直接谈判。施肇基质疑信息的真实性，芳泽回避了质问，只强调他个人认为“应尽全力通过两国政府的直接谈判解决这一不愉快事件”。

在场的代表没有有分量的外交官，“法国或英国部长没有出席，[德国外交部长]库尔提乌斯先生（Julius Curtius）在问题提出后几乎立即离开，波兰和南斯拉夫的部长们也都离开了”，加之中日代表对事变情形及直接谈判的陈述大相径庭，理事会无法达成决议。英国代表塞西尔（Viscount Cecil of Chelwood）提议，应让美国充分了解进展情况。自此，理事会所有会议备忘录以及与中日冲突有关的文件，都经由国联秘书长德拉蒙德（James Eric Drummond）转交给美国代表。史汀生视此举为“插手”，美国开始被迫对国联解决中日争端的行动作出回应。

9月22日下午，理事召开第三次会议，最终通过了塞西尔所谓的常规决议：“对中日两国政府发紧急通知，务须避免一切足以使事变扩大或足以妨害和平解决之行为；与中日两国代表，协商一种确实办法，使两国立即撤兵，并使两国人民之生命财产不受妨害。”西班牙代表勒鲁（Alejandro Lerroux）作为理事会主席在会后组织了小组会议，“讨论集中向沈阳地区派遣军官调查团以报告真实情形的可能性”。这是对直接谈判的否决，施肇基自然赞成，芳泽需要等待东京的意见。小组会议授权德拉蒙德询问，“如果美方收到邀请，会不会考虑参与上项行动的合作”。

为此，美国驻日内瓦的外交官于23日与华盛顿进行跨洋通话，讨论上述议题。他们身在日内瓦，受国联的氛围和情绪的感染，对军官调查团的提议充满兴趣，甚至更进一步，在通话中抛出他们的方案：“美国要迈出戏剧化的一步，坐在理事会里”。史汀生不建议外部成立调查团，强调“东方人喜欢自己谈判解决问题”。至于“坐在理事会里”这个“相当疯狂的提议”，他在通话中直接否决了。随后，塞西尔在23日晚的理事会非公开会议上提出组织另一种形式的调查团：中日各派两名中立成员，理事会任命三名。德拉蒙德再次向美国发出邀请。

在华盛顿，史汀生、卡斯尔和亨培克都认为需要加强日本文官政府的力量，以防支持军部的首相上位，组建调查团势必会从外部激化日本民族情绪、引发政变，不是他们认为的可取之策。简言之，无论理事会如何分配调查团的成员构成，在华盛顿看来都会刺激日本，美国不会加入任何形式的外部调查组织，拒绝国联有关调查团的提议是华盛顿外交官的共识。但另一个议题，是否赞同中日直接谈判，他们还存在意见分歧。事实上，中国在日内瓦和华盛顿都发出了拒绝直接谈判的信号，施肇基在日内瓦赞成派遣调查团的同时，容揆向远东司转交了南京外交部的电报，“19日凌晨，形势还未如此紧张时，日本公使去上海见了宋子文，提议组建中日联合调查委员会”“国民政府从未正式或非正式地做出此类提议”。但史汀生厌烦了国联的“唠叨”，沉湎于“东方心理”的假想，对中国的声明充耳不闻，针对外部调查向国联提出替代方案时，仍以直接谈判为第一步骤。直接谈判无效，才可跟进国联的进一步行动，公约援引被放在了最后。

与史汀生一样，卡斯尔是直接谈判的拥趸。他认为塞西尔提议成立调查团，“可能忽略了对东方心理的考虑……在了解中日两国的态度后，我们认为，直接对话是最明智的解决方法”。内维尔的报告淡化了事变的严重性，其“称之为对中国挑衅的合法反应”，出渊又不断强调币原的努力，暗示“中国人在有意识地大肆渲染局势，夸大其词”，他认为“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是与中国人直接对话”。出渊的微笑和保证常在史汀生和卡斯尔的备忘录里出现。

亨培克是国务院内少有的反对者。他对事变之后获取的官方信息进行了细致研究，分析了中日两国外交行为的动机，认为芳泽“显然在努力制造这样一种印象：中日更愿意彼此之间处理这个问题，他们可以通过外交程序来解决，所有国联或其他大国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采取行动”。他在9月23日的备忘录里明确指出，如果促成中日直接谈判，“满洲当前的军事形势不会结束，留下的刺激的根源，迟早会演变成一场真正的大规模战争”。但史汀生忽视了中国的意见，也忽视了亨培克的备忘录。

9月24日下午，国务院向中日两国发出照会，第一次正式公开美国针对九一八事变的官方立场：“美国希望中日两国军队不再爆发敌对行动，按照国际法和国际协定的要求分别安排其武装力量，并不再进行可能妨碍其以友好方式解决分歧的活动”。就其内容而言，这份照会与国联9月22日的常规决议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呼吁和平的“官样文章”。但对中国和国联来说，常规决议标志着一系列行动的开始，提议组建调查团即为例证，美国依托照会进行表态却可能意味着结束。“国际法和国际协定”的指代显然规避了对具体条约的援引，“以友好方式解决分歧”的表述则暗暗鼓励了直接谈判的进行。

9月25日，美国“字斟句酌”的照会在报端出现，中日两国也通过官方渠道获得照会。美国驻华使馆在北平，电报转至南京稍有延迟，国民政府先从容揆处获取。日本最先作出回应，币原认为照会部分内容恐被公众误解，希望不要发表，并再次强调没有必要成立独立的委员会调查局势，“中日可以友好解决彼此之间的问题”。照会“似乎没有引起日本的反感”，来自南京的报道则显示，中国新闻界称赞了美国的照会，将之解读为对日本的严厉谴责，美国国内重要报纸“对政府在过去一周里所作的说明和所采取的立场表示赞赏”。

到此时，事变过去一周，驻沈阳的领事官员刚进入冲突现场，撰写并提交了备忘录以及可供参考的有关占领现场的信息，驻日大使福布斯还在公海的船上，在日内瓦的威尔逊因为“表达任何态度都很危险”而对施肇基三缄其口。在2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卡斯尔告诉记者，他觉得过去24小时有关局势的所有消息都非常有希望，26日及27日的这个周末，史汀生前往长岛家中度假，没有留在华盛顿。到这个时候，美国没有超出独立于国联、促成中日直接谈判的方案。

四、行动：美国观察员的派遣

9月28日，史汀生从长岛返回国务院。当天下午，他与出渊会谈，强调他“必须掌握有关形势的真实而全面的消息，才能充分回答问题”，并以“没有来自美国代表的关于满洲形势的足够多的信息”为由，提出向东北派遣观察员。值得注意的是，提出派遣提议的同时，他还将拟定的人选告知出渊，包括驻哈尔滨总领事汉森和驻东京使馆二等秘书索尔兹伯里（Lauren E. Salisbury）。从9月24日发出照会时的置身事外，到9月28日有所行动，派遣观察员这一临时但迅速的决策，意味着美国在实际上开始参与中日争端的解决，而非停留在照会层面。

事实上，事变爆发之初就有美国观察员前去调查。9月19日，北平公使馆武官处的语言官迈尔（William Mayer）中尉和布朗（Charles C Brown）上尉前往沈阳，同行的还有恰好准备从中国离开的陆军武官克兰弗德（Thomas G. Cranford）中尉，他隶属东京大使馆武官处。9月20日，迈尔发回了从日本当局手中获取的日军行动的相关信息，“有几起被认为非必要的恐怖主义事件”；9月24日，三人在日本当局带领下参观了南满铁路爆炸处及随后发生的中日两国军队冲突的现场。但国务院迟至10月19日才收到他们的电报。此外，北平公使馆武官处还有一名语言官尼莫（David R. Nimmer）事变前即受派在哈尔滨学习俄语，9月26日向国务院报告了哈尔滨地区的对日态度。但上述观察员未经官方确认并授权，汉森和索尔兹伯里则是受国务院派遣，其调查举动则可视为政府行为。国务院采取这一行动，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中国民族情绪失控可能会使事态扩大。9月26日，国民政府前脚还在因为美国参议员波拉（William Borah）“演说批评日本此次举动违背国联盟约、非战公约”而有所触动，后脚就收到施肇基从日内瓦发来的消息：“大家对通过国联试图调解中日争议有明显的热情，但知道美国采取的态度后，这种热情明显减弱了。”美国照会没有提及华盛顿条约或非战公约，也让国民政府感到惊讶。在国民政府之外，“国际联盟不就满洲局势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消息也让民众的情绪非常沮丧。到28日，高校学生赴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冲突中王正廷遭到殴打。消息传至华盛顿，史汀生极为震动。此外，事变爆发后中国民众抵制及暴动时有发生，如汉口、九龙等地，事变的影响已经超出东北。

二是关乎美国经济利益和外交利益的沈阳无线电台遭到破坏。事变后，国务院对沈阳无线电台的注意最早可以追溯到9月24日。亨培克接到美国无线电公司副董事长戴维斯（Manton Davis）的电话，得知沈阳无线电台在9月19日晚遭到日军射击，无法继续运行。史汀生在发出照会之前，曾就沈阳电台遭到轰炸一事向出渊强调，电台“被破坏后留给人们不好的印象，就是日本试图切断（外界）与满洲的联系”，出渊应允与币原商谈，照会如期发出。25日，国务院收到汉森陈述事变后哈尔滨情形的电报，其中第五条提及“沈阳的电报通信和广播仍未恢复”，与戴维斯的消息形成互证，引起了亨培克的重视，他将电台一事单独列出，提醒史汀生注意。

既有研究甚少提到国务院在决策时对沈阳无线电台的考量，但不论是经济层面，还是外交层面，其重要性都不容小觑。一方面，沈阳无线电台“系张学良与美国无线电公司之合作而建造，订有沈阳与旧金山直接通报合同”，1931年8月1日开始直接通报时，卡斯尔与张学良还曾互致贺电，“尽管中国政府拥有并经营该电台，但[美国]无线电公司对电台拥有家长式的利益”，遭到破坏后，电台日亏损达300美元。另一方面，“就像近年来在满洲发生的许多其他事件一样，日本和中国的说法完全不同，相互矛盾”，华盛顿的决策需要美国外交官获取的情报作为参考，电台是远距离通信的必要保障，沈阳电台受损意味着国务院获取事变发生地信息的直接渠道被切断了，派员前去调查刻不容缓。

9月28日，国务院决定派遣观察员。同时，为了安抚日本，史汀生表示，美国不会对此进行宣传，可以视此为常规措施。出渊同意电知外务省，敦促该事，并重申美政府的友好态度。29日，内维尔与币原见面，谈及此事。虽然还未收到出渊的消息，但币原表示赞同，可为观察员提供“充分的行动自由、保护及各种便利”。史汀生随即发出指示，希望汉森和索尔兹伯里调查事变当日的战斗情形，日军的调动、范围、程度，日军占领的性质，已撤离或计划撤离的证据，沈阳及以外地区的民政管理，沈阳无线电台的运行状况，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态度，日本的非法扩张与恢复原状的可能程度等。

做出这一决策伊始，国务院并未同步通告国民政府和国联理事会。9月30日，北平公使馆收到“汉森和索尔兹伯里已征得日本政府同意被派往满洲”的消息，国务院在电文中强调他们的职责是“特殊观察”，希望詹森秘密指示在沈阳的麦尔思负责接洽。这一日，理事会召开第七次会议，芳泽恰巧在会上建议理事会各成员应将其政府所获现场信息提交给德拉蒙德，以便彼此交流并参考。理事会接受了该提议，德拉蒙德认为这是“能使日方接受来自满洲的任何形式的独立信息的最近一次”，希望美国参与其中，提供相关信息。这与国务院派遣观察员的决策可以说是不谋而合。此次会议也形成决议，要求日本从占领区撤回铁路区，保留一定的撤离时间，中方需对撤离地区日本国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负责，如无意外，10月14日再开会。

10月3日，史汀生要求吉尔伯特将东北地区美国观察员的概况秘密告知德拉蒙德。得知美国已有观察员前往满洲，德拉蒙德非常高兴。鉴于中日提供的信息互相矛盾，为了更为准确地评估满洲的形势，他建议相关国家应尽可能地获取并交换情报，将北平和南京建立成为向日内瓦、华盛顿和其他大国首都传送明确的、相对可靠的情报的中心，“这有助于消除谣言和偏见意见的传播……在需要时促成协调行动”。不过，亨培克认为建立这样的信息交换中心以发送重要消息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延误，美国也不可能与国联成员一起参与其中，交换信息，国务院最终拒绝了德拉蒙德的提议。

在告知德拉蒙德的同时，国务院也让詹森指示裴克告知国民政府。巧合的是，为配合理事会关于情报交换的提议，国民政府恰好于同日请求理事会各成员国驻华使馆派遣外交代表“前往东省搜集关于军队撤退程度及一切关连情形之消息”，也请美国“取迅速之步骤，同样具派代表”。公使馆在北平，华盛顿与南京的电报大多需要中转，史汀生收到请求之时，詹森给南京的电报刚刚发出，这一先后顺序使得美国派遣观察员之举有回应国民政府请求之嫌。10月5日，史汀生在给国民政府的电报中明文强调，美国政府的行动先于中国政府的请求。为免再次出现误解，他要求詹森尽快前往南京，以简化国务院与国民政府的沟通。

国务院最早于10月8日晚收到汉森和索尔兹伯里从长春发回的电报，涉及长春地区事变时发生的战斗、事变后日军的行为、民政部门和公共事业的变化、电台破坏情形等，二人得出结论：“当地的日军没有从上述地点撤军，说明他们缺乏恢复原状的意愿。”电报内容随即被转发给德拉蒙德秘密使用。但日内瓦和华盛顿都来不及细究，有关锦州的消息迅速成为话题的焦点：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以锦州为临时基地，12架日军飞机于10月8日对锦州施行无差别轰炸。

轰炸锦州对国务院的冲击超过了九一八事变。在此之前，国务院频繁得到出渊有关情况正在改善的保证，观察员的调查也在有序进行。轰炸锦州的同时，日军参谋总长向外国武官发出公报，指出“中国战败军队在满洲的土匪行径和暴行，使日本军队不可能撤回原驻点，甚至不可能撤回毗邻领土；任何进一步的撤军都会加剧目前的局势”。也正是这一日，史汀生在与容揆的会谈中表示：“在国际关系中，假装一个政府会履行其承诺，比怀疑它不会履行承诺要好。”不论是锦州轰炸的事实还是参谋总长的声明，都让史汀生无法继续假装日本会履行撤军的承诺，东北地区形势好转的假象被戳破了。

原定10月14日召开的理事会因锦州轰炸这一变故提前到13日，其间美国内阁会议讨论如何应对，几经协商，最终决定由国务院选派吉尔伯特以美国观察员身份出席国联理事会，这一次要比派遣汉森和索尔兹伯里曲折得多。国务院有关九一八事变的讨论暂告一个段落，外交官们的重心开始转向锦州轰炸以及更进一步的公约援引。史汀生的军事助手雷尼尔（Eugene A. Regnier）9月24日与亨培克谈话时，曾以冬季因水冷而不肯下水的男孩类比坚持发出中立照会的史汀生。下水与否，外交官的分歧一直存在，到吉尔伯特出席理事会，男孩最终向水边挪了一步。

余 论

一战后，世界文明国家，特别是工业化国家的公众舆论对战争的看法发生了明确的转变，以1920年成立的国联及重组国际关系的各项条约为标志，“集体安全”的概念逐渐变得具象化。美国总统威尔逊是国联的缔造者之一，但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人民和政府主要倾向于在世界范围内独善其身，避免卷入政治或经济性质的国际承诺”，拒绝加入国联。随着战后和平的重建和经济的发展，美国政府逐渐意识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趋势不可阻挡以及建立在这些基础上的贸易和商业以及工业组织已经走得太远，无法逆转”，不可能实现完全彻底的孤立，开始在非政治、非官方领域与国联合作，积极参与各项条约的制定、应用和维护，特别是1928年主导签署非战公约。

称20世纪20年代是孤立主义时期，“就像称斑马为白色一样不准确，充其量，它们是半白的”。这种半白的孤立主义，延续到30年代，成为九一八事变后美国外交官制定方案、采取行动的底色。在这一底色之上，事变后情报纷至沓来，美国外交官们观察各异，意见不一，或要求基于国际法院、国联等国际组织的决议行动，或要求以缔约国身份对争端方进行呼吁，或强调置身事外，也就不难理解了。与此同时，这种半白的底色也埋下了美国立场选择游移不定、国联决策执行疲软无力的伏笔，美国始终在孤立主义的信仰和集体安全的诱惑之间徘徊。

国务院在促成直接谈判时强调“东方心理”，东方人更倾向于自我解决。这种自以为的中立和观望，另一面就是默许和纵容。以吉尔伯特出席理事会会议为标志，美国开始了与国联的有限合作，直至出台“不承认主义”。但美国始终没有超出观望的范畴，换句话说，“不承认主义”是9月24日照会的加强版。不管是美国还是国联，九一八事变后发出的维护和平的呼吁只是基于“废纸”的道德谴责，派遣观察员的行动也只能是“废纸”之上的添花，很难产生实质约束。纵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远东政策，自九一八事变始，外交官在具体事务上产生的意见分歧，最终促成了暧昧不明的美国官方态度，九一八事变后的因应可以说是整个三十年代美国远东政策绥靖基调的缩影以及美国孤立主义思潮的折射。

原文载于《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4年第2期，注释从略

·来 源：《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