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 | 刘军：《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

《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北京大学人文学科文库·”中的一种。下文摘自该书第二章第三节，有删减。

“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思想对国家治理的方法论意义

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国家思想，其核心就是科学阐述市民社会和国家的辩证关系。可以认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是马克思国家观的第一命题。这一命题奠定了马克思科学国家观的逻辑基础，也蕴含着国家治理的重要方法论原则。

“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命题，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在研究国家问题时对经验知识和实证方法的重视，这对国家治理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第一，马克思运用了以社会为本位的研究方法。马克思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历史观，探讨了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及其历史运动的基本规律，指明了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方向，从而确立了国家治理必须以社会为本位的方法论原则。人们由此可以判定，决定历史发展的主要力量不是来自国家，而是来自市民社会。国家治理的主体力量，必须源于人民群众。

第二，要高度重视经验知识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在“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的形成过程中，《莱茵报》时期的经验认识和《克罗茨纳赫笔记》中的历史知识(间接的经验认识)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理论批判发挥了同等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我国学术界侧重于研究马克思思想形成中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和作用，即侧重于研究理论知识的作用，而对经验知识的重要作用认识不够。在哲学史上，青年黑格尔派的大卫·施特劳斯、布鲁诺·鲍威尔等人都曾从宗教或哲学体系角度批判过黑格尔哲学。而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从法哲学入手，主要是以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的第三章“国家”为直接批判对象的。马克思批判对象的选择并非随意而为，这与他的思想发展历程密切相关。在《莱茵报》时期所获得的经验知识，是马克思能够对国家问题进行理论批判的重要基础。要提出科学的国家治理理论和思想，必须紧密联系国家治理的现实实践及其经验知识。

第三，要高度重视马克思对实证方法的运用。在“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的形成过程中，马克思同时运用了逻辑方法与实证方法，他对实证方法的运用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马克思早期思想中对实证方法的运用，主要表现在两处。其一，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众多问题进行了实证解剖。虽然这种实证解剖受到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制约，但马克思从实际出发，得出了许多正确的结论。马克思做编辑时曾以身作则，向投稿者提出要求：“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说些漂亮话，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这种注重实际的研究方法在他《莱茵报》时期的一系列文章中得到了体现。其二，马克思注重研究世界历史，历史是社会领域的经验知识，这一研究的直接成果就是《克罗茨纳赫笔记》。它主要是对历史史料的实证研究，而这种研究又是围绕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这个理论问题展开的。正是由于马克思对经验知识和实证方法的重视，他才能够打破西方近代以来的思辨论国家研究传统，科学、历史地提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国家起源理论的第一命题，进而在中期著作中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从经济的角度对市民社会和国家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挖掘。

“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命题，科学预设了研究国家问题的入口和通道，找到了全部国家问题的奥秘所在。从《莱茵报》时期到《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政治哲学的批判实现了重大思想转折。他不仅得出了“不是国家和法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的结论，而且在对市民社会进行初步研究的基础上，看到了政治革命、政治解放的限度，进而提出了人类解放的目标，找到了无产阶级这一人类解放的担当者。建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国家观，已找到了正确目标和方向。在被誉为“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如是写道：“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这里，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区别被表述为市民社会与人类社会的区别。马克思以“人类社会”为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表明他历史唯物主义国家观的理想目标就是要实现人类解放，而这正是他在《莱茵报》到《德法年鉴》时期通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就确立了的目标和方向。

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马克思通过这一时期的探索，深刻认识到，国家和法哲学的诸多问题，“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这一论述表明马克思找到了建立科学国家观思想的正确通道和路径。这一思想促使马克思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国家和市民社会。

当然，从《莱茵报》到《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已经得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但是，这一时期的马克思由于缺乏经济学方面的知识，不能对市民社会进行经济学的分析。对国家与私有财产的关系，也不能做出正确解析。马克思这一时期提出的很多思想，还停留在抽象的哲学层面。譬如，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虽然已经提出无产阶级是完成人类解放的担当者，但马克思此时的无产阶级概念几乎就是在黑格尔“普遍等级”的意义上使用的。它主要是一个哲学人类学概念，而不是经济学、社会学概念。因此，要使人的解放具体化、现实化，必须对市民社会和国家做出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即“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于是，马克思在巴黎时期第一次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直至逝世。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批判考察资本主义国家，一直是马克思的中心工作。

内容简介

本书运用历史分期法，梳理、概括和全面阐发了马克思早、中、晚期著作中的国家理论和国家治理思想，进而系统阐释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架构和重要内容，尤其是马克思国家理论及其国家治理思想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方式和作用机制。

马克思国家理论如何超越时空局限，以什么样的作用方式和作用机制指导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这是本书重点突破的问题。本书从马克思国家理论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结合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分析如何积极推进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

刘军，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教育部高校思政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列宁思想研究会秘书长、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副秘书长、北京高教学会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会秘书长。曾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访学者（2016—2017）。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西方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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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精装）

刘军 著

ISBN：978-7-301-35346-2

定价：79.00元

2024年8月出版

编辑：吕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