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态度是什么？

国土第六、大洋洲国家却加入了亚足联、地缘接近东南亚，却与美国同为五眼联盟成员之一，和中国关系相当微妙。2024年6月15日，睽违7年，中国总理再次访问澳大利亚，签署了5份涉及双边经济、贸易和教育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此举标志着中澳双方已经克服了持续多年的激烈经济争端。在此之前的13日，就于就与新西兰总理举行了会谈，中国并宣布将把新西兰纳入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 然而，香港《南华早报》9月9日报道称，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接连曝出外国外交官虐待家庭佣工的案件，令人震惊的现代奴隶制案例，凸显驻澳外交官滥用外交豁免权的情况，也表明澳大利亚迫切需要加强打击现代奴隶制的执法力度。

澳大利亚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国家，澳大利亚对中国是什么心态？本文尝试在从澳洲国家战略方面，进行剖析。

从19世纪末期开始，因地处亚洲边陲，同时又毗邻中国的地缘政治使得澳大利亚人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将传统的汉学（Sinology），衍生出了后汉学（澳大利亚中国研究，ChinaStudies）。

1978年以后中国田野点的渐次开放使得田野调查法(MethodologyofFieldWork)成为澳洲学界全面接触当代中国社会，认识和了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主要方法，从而促成了以文献研究为主的传统汉学和当代中国高层政治研究开始转向丰富多彩的当代中国社会研究。

澳大利亚简史

十六世纪欧洲人抵达大洋洲前，大洋洲的原住民仍处于新石器时代，因为没有文字使用，没有详实的历史。

大约在7万年前，澳洲原住民从非洲迁徙，在四万至六万年前这段时期抵达澳大利亚，当时正值冰河时期，海平面下降，澳洲原住民可以乘独木舟到达澳大利亚。

1606年，荷兰航海员威廉·杨森从新几内亚航行到了澳洲的昆兰士州，并在此地与澳洲原住民进行了第一次有纪录的接触。

麦哲伦完成全球航行后，阿贝尔·塔斯曼是目前所知第一个到达塔斯马尼亚岛、新西兰，并看见斐济的欧洲探险家。他的领航员François Visscher和商人Isaack Gilsemans绘制了关于澳洲、新西兰、东加和斐济群岛的大量绘画与地图。

1766年，皇家学会委托詹姆斯·库克去观察和记录金星凌日。詹姆斯·库克随即展开了他第一次航行。1768年8月26日，他从英国出发，绕过合恩角，横渡太平洋，并于1769年4月13日到达塔希提岛完成观测。观测后，库克打开了海军部的密函，要求他寻找南太平洋的"未知南方大陆"。

1772年，库克完成了第一次航行后，皇家学会再次派遣他寻找假想的南方大陆。尽管他在第一次航行中已证明新西兰不与南方大陆相连，并绘制了几乎整个澳洲东海岸线，皇家学会仍认为南方大陆在更南方。

1779年2月4日，库克开始了第三次航行。出发后不久，决心号的前桅损坏，库克被迫返回凯阿拉凯夸湾修理。由于“玛卡希基节”已结束，库克的到来时机不佳。1779年2月13日，岛民偷走了库克的小船。库克计划次日挟持部族首领作为人质，以要回小艇，但谈判因误解而爆发冲突。库克在沙滩上帮忙推船时被袭击并身亡。夏威夷传说中，库克是被名为卡拉尼玛诺卡豪奥韦阿哈的酋长杀害的。岛民拖走了他的遗体并举行了葬礼。战斗中，库克有四人被杀，两人受伤。 新船长查尔斯·克拉克与岛民交涉，并为库克进行海葬。

澳大利亚自1901年建国，是以欧洲移民为主体，地理位置靠近亚洲的定位。这是一种一个身处亚洲的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思维。

澳大利亚和许多其他英国殖民地一样，最初是作为白人殖民地建立的。从1788年到1868年期间，英国在澳大利亚流放了多达168,000名囚犯。这些囚犯及其押解的军人成为了澳大利亚早期移民的主体。随着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和英国移民奖励政策的推行，自由移民逐渐成为主流，但囚犯流放的历史留下了深刻的心理影响。早期移民们在心理上需要不断寻求与祖国的认同，以增强他们身为不列颠人的自信心，或通过各种方式确认自己在西方世界中的地位。

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通过了“1901限制移民法案”，即“白澳政策”，旨在限制亚洲移民，确保种族纯净。法案规定非欧裔人种的入境需受到严格管制，并需通过语言测试。至今，澳大利亚总人口的85%是欧洲移民，其中以英格兰—爱尔兰裔居多（英裔占33.9%，爱尔兰裔占10.2%），而亚裔移民仅占12%。

澳大利亚的对外关系

澳大利亚最初主要与英国保持贸易关系，后来又与美国建立了联系。在外交上，澳大利亚一直将母国英国视作主要依赖，并由英国代表其利益。这种依附心态导致澳大利亚作为英国的一部分参与了多次远离本土的战争，如参与了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朝鲜战争，后者则是在美国的冷战战略影响下。

由于澳大利亚地理上远离欧洲但毗邻亚洲，这种地缘位置使得澳大利亚人常常担心会被西方世界遗弃，对来自亚洲黄种人可能带来的威胁格外敏感。流传着“满清皇帝有意南侵”的传言。特别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队击溃了英美在东南亚的防线，甚至直接威胁到了澳大利亚本土。

日本军队不仅在澳大利亚北部城市达尔文港投下了比美军瓦胡岛基地更多的炸弹，还在澳大利亚近海水域展开了潜水艇活动。这些事件使得整个澳大利亚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之中，被称为“太平洋孤儿”的澳大利亚人民备受影响。

从1850年到1939年间，澳大利亚人对亚洲的焦虑、疑虑和顾虑逐渐形成，这种认知至今仍然存在并时有显现。

澳大利亚于中国的关系的转变

在西方世界，中国被视为亚洲的极东端，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异域世界，因此西方知识界充斥着关于中国的期望、恐惧、神往和噩梦的迷思。

汉学研究源于16-18世纪的耶稣会传教士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翻译与整理，随后扩展到对中国历史、语言、文学等方面的系统研究。澳大利亚的汉学研究继承了英国牛津和剑桥大学的传统模式，通过古代汉语的教学培养学生高水平的文本阅读能力，为深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哲学和文化打下基础。

从1918年开始，悉尼大学设立了东方研究系，专门进行古代汉语的教学，尽管后来因生源问题暂时停办，但在1955年重新恢复并开始招生授课。

随后，澳大利亚其他大学也相继设立了汉语教学机构，推动了汉学研究的发展。

1950年后，随着国际政治急剧变化和东亚经济的崛起，澳大利亚政界和商界人士开始意识到利用自身在亚太地区的地理优势的重要性，这将决定澳大利亚未来是否能持续繁荣。因此，联邦政府不再坚持仅属于西方，开始调整亚洲移民政策，并改善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例如，自1950年起实施的“科伦坡计划”允许亚洲国家的学生到澳大利亚大学学习，有助于减少主流社会对非欧裔种族的歧视态度。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澳大利亚知识界开始深入思考澳中关系及澳大利亚在国际舞台上的身份和定位。

1972年中澳建交后，政府和基金会对澳洲的中国研究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澳大利亚的研究经费，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的资金主要来自于政府拨款，由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ARC）负责分配，支持国内高水平的研究项目。

进入21世纪，从澳洲政界的视角来看，一个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更完善的地区框架对亚太地区的未来至关重要。无论是经济增长、气候变化、区域安全还是国际政治，都离不开中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这就是澳大利亚面对中国的主要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