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与命运》：为长眠者发声，战争与和平之前最伟大的俄语小说

1961年2月14日，科格博派人闯入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的住宅，搜索一份书稿。他们不止带走了那本书的打字稿，还没收了和他相关的草稿和笔记。其行动规格形同逮捕一个活人，只不过这一次要逮捕的却是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生活与命运》，后人称它为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1974年，在格罗斯曼好友的帮助下，手稿被拍摄在龟缩胶卷上，偷偷运出了苏联。1980年代初，《生活与命运》在欧洲各国相继问世，引发轰动。《生活与命运》来自二十世纪的废墟与肋骨，是一部既可复试的人性史诗。格罗斯曼在书中塑造了战争年代众多动人的俄罗斯母亲形象，有的为了不远千里辗转前线，有的为了素不相识的孩子选择放弃自己的生命。这些女性几乎无一例外，从本能的执着情深走向了人类更广阔深沉的悲悯。

安娜的信节选自书中人物安娜·谢苗诺夫纳在犹太人隔离区写给儿子维克托的一封信。安娜托人将信偷偷转交给了儿子。

“亲爱的维克托，我相信这封信会送到你手中，尽管我现在身处德国人的控制区，身后是铁丝网的犹太隔离区。我知道，我也将永远无法收到你的回复。我想让你知道我的最后日子，这样我会更容易面对死亡。德国人进入了这个城镇，我在七月的某一天，刚从手术回来的路上，公园里有广播在播报新闻，我停下来听，然后听到了枪声，人们开始在公园里奔跑，我也急忙回家。然后我看到街上有一辆坦克，有人喊道：‘是德国人来了！’我知道我回家的路上，再也见不到你了。”

“那一夜，邻居们在彼此的房间里忙碌，而我却上了床。当我醒来时，感到一种可怕的悲伤。我在自己的房间里，在自己的床上，但我感觉自己仿佛身处异国，失去了归属。随后，传来了一个通知：犹太人将被重新安置。小小的黄色通知贴在房屋上，要求所有居民在七月十五日下午六点之前搬到旧城，逾期者将被枪决。我们被允许携带十五公斤的物品，我带了一只枕头，一些衣物，还有一把刀和两个叉子。我还带了一些医疗器械，你的信件，母亲、叔叔大卫和你以及你父亲的照片，一本普希金的诗集，还有一些契诃夫的作品。”

“在我搬到旧城的路上，遇到一个阴郁而冷漠的人，他叫斯捷潘。他帮我拿了些东西，给了我一些面包和三百卢布，并说每周都会来给我更多的面包。你知道吗？在那之后，我开始觉得自己又是一个人了。斯捷潘告诉我，犹太人被禁止在人行道上行走，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标志。他们不再使用公共交通，不能去公园或电影院，不能购买黄油、鸡蛋、牛奶、浆果、白面包、肉，除了土豆以外的任何东西。旧城将被铁丝网围住，任何人都不允许出去，违者将被强制劳动。”

“你能猜到我在铁丝网后面的感觉吗？我感到解脱，现在我不再需要四处张望，看到我一生中生活过的人，看到他们的面孔、他们的帽子和学校。这里是所有不幸的人，不是野兽。以前我从未感到过，我是一个犹太人。作为一个孩子，我的朋友是俄罗斯人，我最喜欢的作家也是俄罗斯人。我记得看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叔叔瓦尼亚》，我曾想，我永远是一个俄罗斯人。”

“然而，在这些可怕的日子里，我的心中充满了对犹太人民的永恒温柔。我从未知道这种爱，它和我对你，亲爱的儿子的爱一样强烈。美丽健康。我不想安慰你，告诉你一切都很好，这不是一个可以说任何事情的时刻，除了真相。我没有饥饿，我没有。我发现了许多好人，像是特尼宁、史密斯、斯皮尔伯格，中心的老师、棋手、工程师，他们像孩子一样无助，却梦想着用炸弹武装隔离区。你看，希望几乎从不与理智相伴，它是某种完全非理性的本能，人们继续生活，好像他们的生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无法说这是否愚蠢，只是人们的本性。我也一样，尽管这里有些人告诉我们，德国人正在杀害所有的犹太人，包括老人和孩子。”

“今天，德国人带走了八十名年轻人去挖土豆。有些人很高兴，认为会有更多的食物，但我太清楚德国人所说的‘土豆’是什么意思。我一直在教导你，爱是有一点，但我必须面对真相。我害怕死亡。作为一个孩子，我害怕黑暗和雷声。现在，我害怕疾病和孤独。夜晚的恐怖让我想哭，我想向你求助。当你还是小男孩时，你会跑来找我保护，现在我想躲起来。”

“我们今天从一个路过的人那里听说，那些被带走去挖土豆的人在城外挖了四个深坑。你记得那个名字吗？李江。你不是在安慰我吗？就像那种可怕的气息掠过人们的脸，每个人都知道，结束的时刻正在逼近。昨晚，我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个喧闹的世界，焦虑的父亲和披着围巾的祖母、香肠蛋糕，这个充满婚俗、旧储蓄和安息日的世界，正在瞬间消失。”

“在写完这封信时，我准备把它交给铁丝网那边的法国士兵。写这封信并不容易，这是我与你之间失去的对话。我说这些最后的日子是整整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想你。我记得你第一封信的那一天，他们有爱对的不对。你是本人。我拥有的一切，但你生命的第一天，这些老师无法编上。我已经承诺，想象你被保护着，你就是不用去。我记得他们，我的才不理解，感到快乐，因为你现在远离我，而这可怕的事情将会过去。”

“我希望你永远幸福，和你爱的人在一起，身边有你亲近的人，你的母亲。原谅我。我还有很多没有告诉你，很多我一直想告诉你。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坐在一起，记住你母亲的爱永远与你同在，无论是在悲伤还是快乐中，没有任何人和事物有力量摧毁它。”

“这是我写给你的最后一封信的最后一句话：活下去，活下去，永远活下去。妈妈。”

1941年，德国入侵乌克兰。同年九月，格罗斯曼的母亲叶卡捷琳娜被德国人杀害，同时被害的还有生活在比尔基切夫的近三万名犹太人。格罗斯曼死后，人们在他的文件里发现了两封信，一封是母亲九周年忌日那天写的信中，他写道：“我总在想你是怎么死的，是什么样的方式走到被害的地方？我想了几十次，也可能想了几百次，杀害你的那个人长得什么样？那个人是最后一个见过你的人，但我知道，当时你的心里一直在想着我。”

“生活于命运中的安娜原型就是格罗斯曼的母亲叶卡捷琳娜·萨维列夫娜。直到母亲过世，格罗斯曼从未收到过母亲的来信。在给作家艾伦堡的一封信中，格罗斯曼说，他深感为长眠者发声是自己的道义责任。在母亲二十周年祭日的那天，格罗斯曼给母亲写了第二封信，信中写道：‘亲爱的妈妈，我就是你，只要我活着，你也就活着。我死以后，你还会继续活。在这本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