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大纲》：纵览中华历史脉络，探究民族文化根源与发展

今天为你介绍的这本书叫做《国史大纲》。这本书的作者是著名史学大师钱穆。钱穆一生致力于对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的研究，拥有著作十多种，总字数达一千四百万。今天要介绍的这本《国史大纲》就是他的代表作品之一。所谓国史，就是中国历史，而《国史大纲》就是提纲挈领地叙述中国历史。在众多中国通史类的著作中，《国史大纲》这本书的特色非常鲜明。书一开篇，作者就提出一个国民必须充满敬意地去了解本国历史，才算是一个合格的国民。一个国家必须拥有大量了解本国历史的国民，才能有向前发展的希望。钱穆正是希望用这样一本历史普及教材实现以史救国的理想。

那么，钱穆为什么认为历史可以救国呢？为了以史救国，钱穆在书中是如何讲述中国历史的？在这样的宗旨下，《国史大纲》又有哪些独到之处？

这些问题要一个一个来讲。

先说第一个问题：作者为什么提出以史救国的概念？钱穆出生于1895年。这一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给了日本，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换句话说，钱穆生在了中华民族最危难、最屈辱的时期。这样的成长环境，让钱穆迫切地想要找到挽救中国的方法。《国史大纲》成书于1939年，当时中国正面临着两大危机：第一个是民族生存危机，早在1937年，日军就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的大片国土落入日军之手，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另一个是民族不认同危机。近代以来，中国在西方国家的侵略和文化冲击下，陷入了盲目西化的误区，很多人认为中国想要崛起，就应该完全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全盘西化。更有甚者提出，应该把中国文化一把火烧个精光，中国人应该只读外国书，不读中国书。

这种思想潮流导致大批的中国人不再认同自己的传统文化，对自己的民族毫无信心，中国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认同危机。在这样的危机重重的情况下，钱穆选择了用历史来救国。因为钱穆认为历史有两大作用，恰好可以应对中国那两大危机。第一个作用，就是常说的“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通过研究中国的历史，可以了解中国的优势、劣势以及独特之处，可以找到中国衰弱的深层原因，甚至可以找到历史上中国人克服类似生存危机的方法，从而为中国的自救自强提供借鉴。历史的第二个作用，是能够帮助国人重塑民族认同感。想要国人认同自己的民族，首先要让国人了解自己的民族。而想要让国人了解自己的民族，就要让国人阅读本民族的历史。国人了解中国的历史，知道了中国文化的优秀之处，以及辉煌的过去，才有可能对中国的未来产生信心，从而重拾对本民族的认同感。无论如何，了解中国历史都是拯救中国的第一步，所以作者才会提出以史救国这一概念。

接下来，第二个问题：为了以史救国，钱穆在书中是如何讲述中国历史的？作者在书中首先梳理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然后又梳理了发展过程当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自救方法。先来看一看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当时有人认为，从秦代到清末两千多年以来，中国的政治制度专制黑暗，毫无进步，中国的思想文化僵化、呆板、停滞不前。但是作者钱穆却认为总体来说，中国历史是呈现进步趋势的。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作者从政治和学术两方面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

首先一起来看一看，从政治制度方面，作者认为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发生了三次制度的飞跃。第一次是从西周到秦代，中国由分封制国家发展为郡县制国家。先来说一说什么是分封制。分封制是西周时期中国实行的一种政治制度。西周建立后，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周天子将国家划分成了几百块，其中一块由自己直接管理，其他的则分别交给功臣以及自己的叔伯兄弟来管理。这些人在周天子分封给他们的土地上建立国家，并且世代负责管理这块土地，也就成为了我们常说的诸侯。诸侯还可以把自己的土地再划分，然后分封给自己手下的功臣或子孙。分封制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世袭，天子的位置传给天子的儿子，诸侯的位置传给诸侯的儿子，永远没别人什么事；二是全权处理，诸侯国内怎么管理，怎么分封完全由诸侯自己做主，不用向周天子汇报，只要按时向周天子朝贡，天子要打仗的时候跟着出兵就可以了。

而进入战国时期，分封制开始逐渐被郡县制所取代。从西周到战国几百年过去，诸侯跟周天子的关系越来越远，有些诸侯国的实力也已经超过周天子直属的领土，所以他们开始不再听从周天子的命令。另一方面，一些诸侯国吸取了周天子分封诸侯的教训，不再在自己的诸侯国里使用分封制，而改用郡县制，也就是把国家划分成为若干个郡县，由中央委派官员去担任郡守或者是县令。郡守和县令都不是世袭，如何管理都要听从中央的命令。当时的郡县制就和现在的省、市、自治区制度差不多。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郡县制，分封政治被全面废除。钱穆分析说，郡县制的实行意味着中国从由多个家族统治的分裂国家变成了由一个政府统治的统一国家。这在制度上无疑是一个质的飞跃。

第二次飞跃是从西汉到东汉，中国初步建立了人才选拔制度。前面说过，分封制时代上到天子，下到亲士大夫都是世袭的，所以那个时候的中国并没有一套像样的人才选拔制度。而进入郡县制时代，中央政府要直接委派各级官员，那自然就需要一个选拔官员的途径。西汉初年，中央政府选拔官员主要有两个途径：一个是从高级官员的子孙当中选拔，另一个是从花钱买官的人当中选拔。这样一来，官位基本上就被官二代和富二代给垄断了，很多有真才实学的寒门弟子无法获得当官的机会。所以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武帝又推行了察举制，也就是由地方官对当地的人才进行考察，然后选择才能或品行出众的人，举荐给中央政府。察举制的推行意味着平民百姓第一次能够通过读书、学习或者修行品德获得参与政治的机会。这是中国在政治机会平等道路上的一次飞跃。

中国政治的第三次飞跃是从魏晋到隋唐，出现了成熟的人才选拔制度。察举制虽然一度为汉朝的参政平等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你想啊，地方官举荐人才会优先推荐哪些人呢？他还不是自己的亲戚、朋友、同乡？所以说，久而久之，察举制就成为了一种近亲繁殖的制度，高官大族之间相互提拔、相互举荐，寒门人才的上升渠道再一次被堵塞。到了魏文帝时期，政府又推行了九品中正制，也就是由朝廷委派专门的官员称为中公正官到各地去考察人才，然后根据人才的德行、家世和才华三个方面把人才分为九个等级，获得等级高的人以后获得的官职就会越大，所以说这个制度才叫做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看起来好像比察举制更进步了一点，但是实际上这两个制度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因为他们都要依靠人的主观判断来选拔人才。所以说，用不了多久，就会回到近亲繁殖的老路上。

进入隋唐时期，政府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人才选拔的问题，逐渐形成了科举制度。科举制指的就是考试制度，这和官员的主观考察相比，已经是一个相当客观公平的考察方式了。钱穆极大地赞许了科举制度。他认为在这个制度下，平民百姓只要努力读书，就都有可能获得参与政治的机会，政治权利实现了空前的平等。而且这个制度还使得平民更加积极地接受教育，提升了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所以，科举制的出现堪称中国政治制度上的第三次飞跃。

接下来再来看看学术思想。钱穆认为中国的学术思想并不像世人说的那么僵化糟粕，相反，中国的学术思想在整体上是呈现出独立自由的发展趋势的。所谓的独立自由包括三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是学术从宗教中独立出来。钱穆是以历史学为例，来阐述这一观点的。商周时期，史官这个职业并不是专门的历史学家，记录历史只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除此之外，他们还要负责占卜、气候观察、星象，帮助人类和神灵沟通等等。可见，当时的历史学和宗教联系十分紧密，甚至可以说历史学和宗教就是一体的。但是从孔子开始，历史学开始脱离宗教。我们常常会听到一句话：“子不语怪力乱神”，也就是说孔子是不赞成讨论神灵鬼怪的。同时，孔子在鲁国编纂了一本名叫《春秋》的史书，但是他并未在鲁国承担传统史官需要承担的工作，比如占卜、官星之类的。这就意味着从孔子开始，脱离宗教专注历史的史观出现了。此后，中国又陆续出现了司马迁、班固等跟孔子一样，只专注于历史的史观，可以说从汉朝开始，中国的历史学就已经摆脱宗教而独立存在了。相比之下，欧洲的学术思想直到14世纪方才从宗教的禁锢中解脱出来，比中国整整晚了十几个世纪。

学术独立自由的第二个含义是从贵族走向平民。西周时期，学术知识只掌握在特定的官员手中，比如前面说过的史官，再比如掌握礼仪和音乐的官员，当时叫做大司乐。那时候教育资源也非常稀缺，只有贵族子弟才有资格向这些官员学习。进入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许多掌握知识的官员离开政府，他们拥有的大量文化典籍也跟着流入民间。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民间出现了一些从事私人讲学的教育家，比如孔子、墨子、荀子等等。孔子算得上是这批教育家当中贡献最突出的一个，他秉持着有教无类的思想，不分身份、不论地位，广收弟子。所以历史上才有“孔子门下三千弟子，72贤人”的说法。钱穆评价说，是孔子迈出了中国历史上民间学术自由的第一步。从汉代开始，一方面人才选拔制度逐渐成熟，百姓更有动力去学习；另一方面，官方学校体系越来越完善，百姓也更有渠道去学习。因此学术思想也传播得越来越广泛。到了宋明时期，儒学的一个分支——宋明理学兴起。宋明理学有很多流派，不同流派对儒家思想的解读也各不相同。各流派为了弘扬自己的学派，也为了启迪民智、改造社会，都纷纷开始进行私人讲学。一开始，讲学的规模很小，只是一些学者带着学生借用寺庙来读书。后来，听课的人数越来越多，就出现了专门用来讲学的书院。这些书院遍及全国，有些书院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官方学校。与政府主办的官方学校相比，私人讲学的思想更加多元，内容也更加灵活，人们可以选择自己认同的流派、自己需要的知识进行学习。这一时期，平民百姓不仅能够学到知识，而且还能够选择学习什么样的知识。可见，这学术思想又向平民迈进了一大步。

学术独立自由的第三个含义是从依附政治走向指导政治。清朝时期，皇帝的政治顾问被称为博士。这些人名义上是学者顾问，但其实并不能够真的指导国家的方针政策。多数时候，他们就只能够顺着皇帝说话，哄皇帝开心。如果说皇帝提出了一个政策，他们就吹捧这个政策的英明伟大；如果说皇帝想要长生不老，那他们就去钻研法术，帮助皇帝求仙。总之，这些学者的一言一行都是为了迎合皇帝的喜好。所以钱穆认为这一时期学术只是政治的附庸。到了汉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确立了儒家思想对政治的指导地位。为了落实儒家思想的指导作用，汉武帝设立了五经博士，专门负责研究以五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并据此为国家的各项制度或政策出谋划策，比如制定礼仪、修改行规等等。这个时候，学者才算是真正参与到了政治当中，学术思想也从此由依附政治转向指导政治。

说到这里，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中国古代无论是在政治制度，还是学术思想方面，总体上都是进步的。说完了好的方面，再来说一说坏的方面。作者认为中国历史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两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一个是相权不断衰落，一个是科举制度的失效。先说第一个，所谓相权就是宰相的权利，和他相应的是君权，也就是皇帝的权利。皇帝拥有国家最高的统治权，而宰相仅次于皇帝。如果说把皇帝理解为国家的一把手，那么宰相就是二把手。钱穆认为在健康的政治体制当中，相权需要对君权进行有效的制约。皇帝如果犯错，有人要去纠正他，才能够避免形成君主独裁的专制统治。在唐代以前，相权都能够比较好地发挥作用，比如唐朝宰相可以任命一批监察官，让他们专门负责纠察皇帝的过失。这其中最为出名的人物要属魏征了。大家都知道，他纠察唐太宗错误的时候，可谓是毫不留情。这样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皇帝的权利，但是谁会愿意总是被人制约呢？所以到了宋代，皇帝剥夺了宰相任命监察官的权利，改为自己任命监察官。皇帝任命的监察官，当然不会再纠察皇帝了，所以宋朝的监察官从纠察皇帝改为纠察宰相了。本来宰相约束皇帝的武器，变成了皇帝约束宰相的武器。此消彼长，相权就被大大削弱了。等到明朝，皇帝干脆把宰相也废除了，除了皇帝无人制约，君主独裁登上了历史的巅峰。

第二个问题出在科举。前面说过，科举制的形成是中国政治进步的体现，但是同时，作者也指出这一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常常出现问题。原本国家实施科举制度是为了选拔治理国家的人才，但是唐代皇帝热衷文学，唐朝的科举就难免偏重于考察文学技巧，而忽视了对实践能力的考核。久而久之，学者们的诗歌写得越来越工整，办事能力却越来越差了。而明清时期，统治者为了控制百姓的思想，规定考试内容以朱熹的学说为准，其他的学说均被排斥在外。而且朝廷还规定考生的文章必须是八股文，也就是文章从语气到内容都要模仿古人，不能够自由发挥，不能够表达自己的思想。长此以往，中国的科举制度就沦落成了固定格式的作文大赛。这样选拔出来的人才，泥沙俱下，也就不足为奇了。

前面总结了中国历史发展趋势和发展过程当中的问题，接着再来看一看作者据此为中国社会提出了怎么样的发展出路。钱穆提出要拯救当时的中国社会，就要让国人了解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通过对中国历史发展趋势和发展问题的梳理，钱穆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往往不是直线的，而是在进步和病态的交织当中起起伏伏的。因此，如果只局限在某一个时间点对一个国家进行评价，就会以偏概全。比如，站在晚清看中国，就会认为中国腐朽落后；而站在盛唐看中国，又会对中国产生盲目崇拜。所以想要客观地评价一个国家，就要先从整体上了解一个国家。前面说到，无论是从政治制度还是从学术发展来看，中国历史在总体上都是进步的，因此有理由认为民国时期的中国只是处在一个暂时的低谷期，最终中国还是会回到发展进步的道路上的。而走出这个低谷期的方法，就是找到一直以来驱动中国历史进步的那股动力，并加以促进。钱穆认为那股动力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来想一想，中国为什么会发展出科举制度？因为中国文化中自古就有天下为公、选贤举能的理念，也就是说中国人认为天下是属于大家的，要选拔最优秀的人来治理。正因为如此，中国的人才选拔制度才不断地更新换代，以求能够选拔出最优秀的人才。中国的学术又为什么能够从依附政治走向指导政治呢？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比如儒家经典《大学》中给知识分子设定的人生目标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此可见，中国历史不断进步的源泉正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而且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传统文化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强烈的自救能力。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由异族入侵导致的大分裂、大混乱乃至亡国，比如西晋末年的五胡乱华、北宋的女真入侵、南宋的蒙元入侵以及明末的满族入侵。但是异族入侵中原之后的结果无外乎两种：一种是被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所征服，主动学习中原文化，进而逐渐和中原融为一体。历史上北魏、金朝、清代等朝代都曾经进行过大举汉化，尤其是北魏，甚至由皇帝带头，将本民族的姓氏改为了汉族姓氏；还有一种是拒绝中原，始终保持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而这些民族无一例外地会在100年内被重新赶出中原，比如蒙元。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才有“胡武百年运”的说法，也就是说异族入侵中原如果不汉化，就无法在中原统治超过百年。以史为鉴，给了钱穆充足的信心，让他相信，只要发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国早晚能够度过被侵略的低谷时期，击败日本，重新崛起。

第三部分，讲一下《国史大纲》叙述历史的独到之处。第一个独到之处，书流露着作者对中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有一句话非常有名：“一个人要对本国历史保持温情与敬意。”那么，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里说到温情，一方面是指钱穆希望国人能够对本国的历史文化带有温情，另一方面也是指钱穆在写作《国史大纲》这本书时的一种心态。当时，钱穆对中国的抗日形势是有些悲观的，他甚至做好了心理准备，中国有可能亡国，可能陷入到东晋南北朝时期那种持续数百年的大混乱当中。所以他写这本书，一方面是想以史救国，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万一亡国，中国文化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他的这本书还能够当做一个文化火种保留下来，等到有朝一日动荡结束，能够帮助国人延续中国的传统文化。因此我们看到的《国史大纲》不是从秦朝开始写，也不是从夏朝开始写，而是从上古神话、皇帝、蚩尤开始写起，把中国存在以来的所有历史甚至传说都总括进来。所以我们不难想象，钱穆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在其中倾注了怎样的温情与留念。

再说敬意，我们在开头的时候讲过，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处在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全面西化的潮流之下。而钱穆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当中少有的愿意客观正视中国历史的人。他认为中国人不应该偏激地认为过去的中国一无是处，因为这种站在历史制高点上嘲笑古人、贬低古人的做法是十分浅薄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时的人都认为乾隆是历史罪人，如果不是他闭关锁国，中国就不会沦落到后来落后挨打的地步。当时的人站在二十世纪看乾隆，当然可以认为乾隆愚蠢，但是如果二十世纪的人能够把自己回到18世纪乾隆的位置上，就会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当然可供乾隆判断中英力量对比的，也就是1637年的虎门炮战。而那一年，中国对英国并没有占到任何便宜，而且乾隆还跟马戈尔尼套话，初步了解了英国的技术水平。当时，从英国到中国要坐十个月的船，途中人员死亡率高达四分之一。所以，在乾隆看来，英国人即使有一些先进的东西，也不可能对中国造成太大的威胁。而且那个时候连英国人自己都没有想到工业革命能够让英国的技术呈爆炸式进步。乾隆时期十个月才能走完的路程，到了鸦片战争时期竟然两个月就可以走完。而这种技术进步对于数千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生活方式几乎没有太大改变的中国人来说，更是无法想象的。你看，一旦把事情还原回去，我们就会发现古人并不愚蠢，只是有些事情，并不是聪明就能够预测到的。所以，如果说我们想要真正读懂历史，就要时刻保持对历史的谦卑与敬意。

钱穆叙述历史的第二个独到之处，是注重挖掘中国历史的特性。民国时期国人大多处在过度崇拜西方的状态下，所以有许多人拿着西方的历史进程生搬硬套地观察中国历史。比如有些人认为，只有像西方那样投票选举的民主制度才能够保障民权，而中国自古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相似的制度，就说明中国没有民权。但是钱穆认为，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一个省堪比西方一个国家，投票选举制度在中国根本无法生存。而且投票选举只是保障民权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民权本身。所以如果中国能够用其他手段保障民众的权益，就不能够说中国没有民权。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民主选举，但是却有科举制度，政府通过科举考试，从百姓当中选拔优秀的人才参与政治。这些科举出身的知识分子就相当于是百姓的代表，在百姓和政府之间起到了上传下达的作用。而且西方的选举无论公民是什么身份、什么职业、什么宗教信仰，每人一票，讲究的是数量上的公平；而中国的科举制度则是在百姓当中选拔出相对更优秀的人才，为国家建言献策。相比于数量，更重视的是质量。所以单就理论层面来说，并不能够说西方的民权制度就一定比中国的好。在钱穆看来，生搬硬套西方的制度而忽视中国历史的特性是非常不可取的。

到这里这本书的大体情况就介绍完了。下面来做一个总结。这本想要拯救中国的《国史大纲》在1940年出版，一时间成为各个大学的历史教科书，风行全国，对提升当时学生的抗战热情乃至增强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不过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你，由于这本书出现在抗战的特定背景之下，所以其中难免会存在着一些现在看来已经不合时宜的东西，比如过重的民族情节。当代学者郭其勇就指出《国史大纲》存在着汉族中心主义，没有充分肯定周边兄弟民族在中华民族发展当中的积极作用。不过无论如何，这本书在学术价值上和在帮助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上都是功不可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