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的一个小秘书，后来官至副国级，他的妻子也是副国级干部

平津战役期间，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向他摊牌：“我是共产党派来的代表，我哪里也不去，我留在国内，可以做很多事情！”

北平和平解放，傅冬菊是绝对的“幕后功臣”。

傅冬菊能为我所用，一对夫妻功不可没，他们便是王汉斌、彭珮云。

建国后，王汉斌给彭真当了25年秘书，官至副国级（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而他的妻子彭珮云也很了不起，20岁就成了清华党委书记，后来也是副国级领导。

“工作严厉，不会休息”秘书眼中的彭真

1948年底，《欢迎解放军》的传单在北京城内争相传阅，就连当时的市委书记彭真看完都啧啧称叹：“写得真好啊！”

彭真不禁问道：“这是谁写的？”

“王汉斌。”自此，这三个字就深深印在了彭真的脑海里。

北平解放后，彭真对聂荣臻说：“有个叫王汉斌的，文采斐然，也很有感情！”

1949年3月25日，西苑机场，欢迎毛主席的阅兵仪式后，有人给彭真带来了一位知识分子：“彭书记，您看看这是谁？”

彭真赶忙起身迎接，上下打量一番很快猜出了答案：“你好啊，你就是王汉斌同志吧！”

自那以后，王汉斌就当上了彭真的秘书。

“彭真对工作抓的很紧，不分日夜地苦干，而且要求很严厉。”初来乍到的王汉斌，没少挨批评。

当然，王汉斌很能理解彭真的心情。

当时国家初立，彭真又主抓首都的工作，必须一丝不苟。

四九城内，既有地痞流氓，也有国民党的特务，各种问题层出不穷。

王汉斌回忆：“对于这些不法分子，必须要严惩，而且要起到威慑作用。因此，北京市一天就枪毙200多人。”

王汉斌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审阅公安部分送上来的罪犯案卷。

那个年代法律还不健全，所以衡量罪犯是否枪毙的标准，就是看他有没有犯下命案，正所谓“杀人偿命”。

有个叫“一贯道”的组织，给王汉斌留下了深刻地印象。

王汉斌说：“‘一贯道’是个反动道门，在北京的活动很猖獗。它为非作歹，百姓们恨之入骨，都叫它‘一贯害人道’。”

彭真对这个“一贯道”高度重视，亲自督办，并让王汉斌协查。

王汉斌他们摸查走访，做了大量工作，终于掌握了“一贯道”的组织架构。

做足准备后，彭真亲自组织人马，一夜之间就把所有“坛主”和中层骨干都抓了起来。

王汉斌说：“顷刻间，‘一贯道’就彻底被消灭了，以后北京再也没有了这种害人的组织。”

王汉斌说道：“彭真这种雷厉风行，亲力亲为的做事风格，反映了他在努力跟上毛主席的步调。”

“不会休息”，是王汉斌对彭真的又一评价。

王汉斌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彭真一直随着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工作习惯，经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钟甚至通宵工作。有闲暇时他只是同家人打打麻将，彭真和毛主席都喜欢看京戏。”

问起彭真最大的爱好，王汉斌毫不犹豫的说：读书。

当年被国民党关押时，彭真就研读马列著作，还有各种法律书籍。

狱中没有纸笔，他把米饭粒当浆糊，把牙粉袋撕开粘在书上，在书中的重要处画线，后来这件事迹被传为一段佳话。

新中国成立后，即使出京公办，彭真也要带上一大摞书。

除了马列名著外，彭真还喜欢阅读些杂七杂八的书。

彭真经常对王汉斌他们说：“你们有工夫，也要多读读书！”

从“对法律没兴趣”到起草港澳《基本法》

1978年底，王汉斌和以前的同事们，在机场见到了阔别已久的彭真，大家相拥而泣，千言万语，只汇成了这一句话：“没想到，我们还能再见面！”

1979年3月，彭真出任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点名让王汉斌过去工作。

王汉斌婉拒道：“我跟着你工作了十几年，我的水平与你差得太远，去了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

彭真严肃的问他：“你是客气还是真的这么想？”

王汉斌有些难为情的说：“我实在不行，而且我对法律一点兴趣都没有，法律都是干巴巴的条文，我看都看不下去。”

片刻沉默，彭真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道：“我认为你还是可以干的！”

就这样，“对法律没兴趣”“看不下条文”的王汉斌，成了律法干部。

人总是在不断学习中成长的，在彭真的督促下，王汉斌从头开始，逐字逐句的背、记、理解。

王汉斌不但全程参与了1982年《宪法》的制定，还参与起草了《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

1992年，王汉斌当选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也是至今唯一在世的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后来，王汉斌又当选为第八届的副委员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

他还是第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中央委员，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王汉斌曾是副国级领导，而他的妻子彭珮云，也是副国级干部。

一切的一切，都要从西南联大说起。

1941年，王汉斌进入缅甸仰光华侨中学，同一年他加入了中共，并出任仰光区委委员，缅甸华侨战时工作队队员。

次年，王汉斌回到祖国，进入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学习，是“民青”第一支部委员，地下党第一支部委员。

彭珮云，进步女青年，1945年15岁的她考入西南联大，并加入了我党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民青”）。

王汉斌是彭珮云的学长，又是她的直接领导，共同的理想信念让他们走的很近。

彭珮云工作认真，热情洋溢，很快成为“民青”下面的小组长。

在王汉斌的安排下，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编入彭珮云所在的小组。

傅冬菊与王汉斌和彭珮云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46年5月，王汉斌介绍彭珮云加入中共地下党，同时，他们确立了恋爱关系。

巾帼英雄！20岁的清华党委书记

1947年5月，南京当局的警备令张镇，向彭珮云的父亲彭湖透露道：“你的女儿犯事了，上了‘黑名单’，我们准备抓她了！”

彭珮云“犯了什么事”呢？

日本投降后，西南联大开始北上“复员”，回归原先的清华、北京和南开大学。

彭珮云回到父亲所在的南京后，经组织同意进入金陵大学就读。

当蒋介石“假和平”的阴谋被戳穿后，招致一片骂声。

彭珮云和同学们纷纷走上街头，抗议蒋介石的暴行。

彭珮云因为表现突出，所以成了国民党特务的“眼中钉”。

原本，彭湖是想把女儿留在南京的，可现在也只能同意她北上到清华大学复学。

在北平，彭珮云终于见到了阔别已久的王汉斌。

王汉斌回忆道：“当时我和彭珮云经常见面，但是上饭馆吃饭总是由她来付钱。因为我那时很穷，工资很少，甚至有时拿不到工资。我们上饭馆也就是吃一碗面条，如果能吃上一碗馄饨，就相当不错了。”

彭珮云进步很快，没多久就当上了总支委员兼任大一支部书记，分工联系大一新生分支和女生分支。

同时，彭珮云继续领导“民青”的工作，还是“新联”的负责人。

还是在1948年，一个晴朗的秋日晌午，彭珮云直奔清华静斋女生食堂，她不是来吃饭的，而是找人的。

彭珮云走的“学妹”王金凤旁边，悄悄的问她：“下午有没有课？”

得到“没有”的回答后，彭珮云说：“下午三点到静斋会客室等我。”

王金凤听完心中一愣，默默地点了点头，她心想：“彭珮云莫不是来跟我接头的？”

原来，王金凤在上海交大读书时，就已经入了党。

转到清华后，需要有人接头。

王金凤回忆道：“下午三点，我准时来到静斋会客室，彭珮云已在等待我。她起身关上门，拉我坐在她的身边，从书包中取出一个文具盒，从盒中取出两支钢笔，放在我面前。”

彭珮云笑着问道：“喜欢哪一只？”

王金凤兴奋地注意着她的动作，竭力克制自己，一把拉住彭珮云的手，高兴地说：“接上了，接上了！”

原来，这句“喜欢哪一只”，就是接头暗号。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1948年12月18日，彭珮云反复哼唱着这首歌曲，因为那一天，四野的先头部队进入了北京城。

1949年3月，不到20岁的彭珮云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党总支书记。

3月25日，彭珮云作为清华大学代表，到西苑机场迎接从西柏坡来到北平的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

同一天，王汉斌由清华大学，调到北京市委给彭真当秘书。

王汉斌官至副国级，而彭珮云也是巾帼不让须眉。

她当过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还是中国红十字会会长。

夫妇双双副国级，几十年风风雨雨，王汉斌、彭珮云当真是人人艳羡的神仙眷侣。

参考文献：
钱江.在清华园迎接新中国曙光的彭珮云[J].百年潮,20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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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江.“叛逆”女青年彭珮云在南京学生运动中[J].世纪风采,2021,(12):15-19.
在彭真身边工作二十五年的片段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