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泡沫破裂后的日本，与当今的中国有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

前言

从政治生态周期的角度看，

东亚经济的发展始终受制于全球化体系主导者自身政治生态的变化，也就是大洋彼岸的那个超级大国对海外地区即整个全球化体系的政策变化。

尽管当年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更多因素来自于其本身的结构性问题，比如过度借债用来开发经济，使得资产泡沫化日趋严重，80年代末期东京的房价就能买下整个美国的土地，实在是太疯狂了！

然而，大洋彼岸当年对日本的外交政策同样也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01

众所周知，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美国与日本签署了广场协议，日元被迫升值以削弱自身的制造出口创汇能力，但彼时执掌白宫内阁的势力是共和党的老布什，其保守主义行事的风格的确会做出使日本妥协的事情，但到了1991年楼市泡沫破裂之时，美国白宫权力更替，轮到民主党的克林顿执政，广场协议被实质性废除。

按理来说，彼时的日本应该松一口气才对，但

接下来的六年，随着泡沫经济破裂的风险越发蔓延开来，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日本才正式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危机的泥潭，无法自拔。

试问1991-1997年这六年的时间，日本全社会上上下下都在干什么呢？

其政府部门与我们的所做所为差不多，都在极力兜底房地产市场，不使其崩溃，却又无法阻止下行，那六年的楼市普遍下降了三成，与如今我们的楼市状况如出一辙。而在利率方面，也是受制于金融机构的净息差以及过往债务高企等问题，下调速度极其缓慢。

至于居民和企业部门，因为过往向金融机构借来的贷款规模实在是太大了，加上楼市下行导致经济大环境十分不景气，所能赚取的收益和利润相比泡沫经济时期也少了很多，为维持贷款额度的现金流，不得不以提前偿还债务为优先级，忍痛将自身所有的现金流拿来维持信用，以避免金融机构对他们进行资产再评估，由此规避下调乃至没收信用额度的风险。

但是这么一来，整个社会的现金流只投往偿还债务这一个大方向，而科技研发、运营成本等投入就枯竭至所剩无几了，这便是日本错失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红利，即“失去了30年”最本质的原因。

以上是日本自身发展导致的结构性问题，使其于接下来的全球化体系日新月异地发展中错失了长达三十年的机遇。

然而，倘若只有其自身存在问题，是无法促成这一结果的。

也就是说，除了其内部的因素以外，尚有外部诸如政治等因素在作祟。

02

上个世纪80年代是罗纳德·里根执掌美国白宫的时候，提出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国家的里根主义思想，为当今的全球化体系提供了一个雏形。

当里根执政完八年、换上老布什后，彼时两党对于全球化形态的构建产生了分歧。

日本之所以在石油危机和滞胀危机之后采取供应链自给自足的政策，很大程度上受益于里根执政时期对待日本这类海外地区实行开放和优惠的政策。

然而老布什上台后，受制于民主党在国会和司法上的压力，不得不转变对外贸易政策。

因此，其与日本等国签署广场协议，旨在于缓和美国本土对海外地区的贸易逆差。

这一政策变化延续到了克林顿政府时期，民主党意识到老布什执政时对外政策的强硬，使得美国本土的利益受损，随后虽对海外政策有所缓和，但并没有改变基本路线和行动方针，依旧采取对外打压的措施。

尤其是对日本，即使实质性解除了广场协议的负面影响，却也依旧在不断改善对日贸易逆差，且越发呈现出积极的态度，只不过在行动的合理性和对外宣传口径上，将改善对日贸易逆差的行为从打压转变成与之竞争。

彼时美国的对日贸易政策，是否让你感到似曾相识？

没错，这就是当今美国在对待我国经贸方面所采取的策略。

大体上与当年对待日本的相差无几，从局部打压上升到全面竞争，美国凭借多年来累积的诸如制度、科研、文化、经济等方面的禀赋优势，在对待同处一个诸如全球化体系这般的经济系统内的潜在竞争者时，会实施提前排查、适时出击、精准打压、利益置换、战略沟通等举一反三的战术手段，而这便是大洋彼岸身为后冷战时期乃至目前“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的领导者所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

至于对待苏联，乃是不同系统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该对抗之势不同于彼时的日本与当今的中国。

而100多年前，英国与美国的地位互换，则属于金德尔伯格陷阱，其中既有欧洲大陆国家们无比傲慢且对世界大势一无所知的因素，也有英美两国就文化和社会观念的一衣带水，与日美或中美的攻防之势不尽相同。

03

回想1992-1999年，即民主党克林顿执政时期，

美国对于日本的贸易及经济策略，均是以遏制潜在或实质性最大的竞争对手为主要目的，比如对于高端制造的半导体产业，美国将有效产能加快从日本本土转移至以韩国和我国台湾为主的亚洲四小龙地区。

而对于中低端制造的其他产业，美国非但没有做出转移产能的举动，反而对日本放开了自身的市场，允许其诸如汽车制造、电子消费产品等行业进入美国市场。

如此一来，既维护了实质性的政治盟友关系，又与之最大规模的生产供给体系形成重叠型贸易的属性，而且还在与之竞争的过程中维持住优势，直到后来成为真正的赢家。

如今，美国对待我国同样采取相互构成竞争性行为的操作手段，该手段乃是其基于全面主导后冷战时期乃至经贸全球化时期，从而发展出来的宝贵经验。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民主党的奥巴马执掌白宫，延续经贸全球化体系的各方利益。

然而在2016年，两党于经贸全球化体系的利益分配不均等结构性问题上产生分歧。

彼时的在野党即共和党诞生出了自诩代表美国本土白人工薪阶级利益的唐纳德·特朗普作为总统候选人，顺势推出了“特朗普主义”，并于2017年成功入主白宫，随后彻底改变了全球化体系的命运走向，不仅将其分崩离析，导致逆全球化和区域性贸易保护主义的回归，还让所有的主权民族国家纷纷效仿当年其自身所采取的孤立主义策略。

从此以后，全球化秩序的发展被迫笼罩上了一层阴影。

再然后，特朗普对华展开好似对待“仇敌”的一系列施政举措，包括经贸方面的摩擦、科技方面的围堵，以及金融方面的较量。

直到2021年，民主党的拜登内阁上台，其对华定位又从上一任特朗普内阁的“仇敌”，转向与当年对待日本那样的竞争对手：

先是维持对华出口商品的高关税；

其次，出台《通胀削减法案》和《芯片科学法案》，遏制我国的大类资产价格，抬高以芯片为主的高科技产品的经济规模成本；

再来，其对我国的高科技优势产业实施精准打压，比如不允许我国相关产业进入其市场，通过征收高额关税形成非对称竞争；

然后，极力管控两国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各项风险，再次利用其禀赋优势，与潜在或实质性的竞争对手展开非对称较量，并确保最终能够大获全胜。

倘若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胜出方是民主党的哈里斯，那么我方与大洋彼岸就国家力量所展开的综合博弈，很有可能会出现当年其与日本之间的博弈如出一辙的结果，

那就是大洋彼岸大获全胜，而东亚国家最终会以“失去了N年”为代价，成为人类历史上挑战全球化体系主导者以失败告终的国家或地区。

而这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日本，与当今的我国存在一个无比惊人的相似之处。

对此，我想说的是：

或许大洋彼岸从来就没有衰落过，只是我们和当年的日本身为幸存者偏差的见证者，不知不觉地将过往高速发展的自己，看成是足以挑战大洋彼岸主导地位的勇者，殊不知在接下来的几年或十几年，乃至几十年里，会陷入一个又一个发展受阻的现代化陷阱里，无法自拔。

作者：

@邹狂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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