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李德生调沈阳后，毛主席点将田维新：以后总政交给你负责了

1969年国庆节，北京军区举行盛大的观礼活动，时任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的田维新率领军区代表团到北京。到北京以后，田维新又出任了解放军国庆观礼团团长兼党委书记。

节日过后，观礼团仍留在北京在各处参观，田维新也没有想到，就是在北京停留的短短几天时间，中央重新考虑了对他的任命。

图|田维新将军

10月12日上午，一位负责观礼团后勤工作的总部机关干部看到田维新后称呼他为“首长”，一个简单的称呼令田维新大感讶异，于是连忙说：“您是总部机关的干部，我是军区干部，我怎么能当您的首长呢？”

“不，您就是我们的首长了。”

这位总部机关干部认真地对田维新说：

“我已经见到命令了，您已经是我们总政治部的副主任了。”

田维新这下感到更加奇怪了，因为就在来北京的这几天时间里，他并没有接到任何通知。

“您可别开玩笑了。”

也因为这个缘故，田维新专程给沈阳军区打了个电话，电话那头军区政委曾绍山将军明确告诉他：

“军区也已经接到命令了。”

图|曾绍山将军

本来田维新还想着回去处理一些事务，对手头上的工作进行交接，可因为总政的工作也是千头万绪，田维新几乎是立刻的就接手了总政工作。

历来毛主席选拔任用干部，一直就强调德才兼备，他很早就注意到，田维新在沈阳军区的工作做得十分出色，本着人才难得的原则，这才调田维新到北京，专一负责总政工作。

1969年12月10日，李德生调任总政治部主任后，田维新配合李德生，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祁县独立营

田维新是在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名典型的“三八式”干部。

1916年，田维新出生于山东东阿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父亲是一个小学教师，在这样一个家庭下成长，田维新也接受了最为系统的教育，在校学习期间，田维新的学习成绩便很优异，特别是受了新思潮的影响，常常组织进步学生游行，也因此学校列为重点考察对象。

1932年，田维新领导了学生运动，并参加了罢课，因他是学生中的领头人，后来被学校开除，无奈田维新只能回到老家，和父亲一样当了一名小学老师。

可自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略的脚步伸向华北，正所谓“华北之大已经容不下一张书桌”，田维新深知，在这样一个家国民族都濒临绝境下，身为青年学生，只有投笔从戎，效命疆场，才能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命运。

图|范筑先

1937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后，田维新在山东参加了范筑先领导的抗日队伍。

范筑先在抗战爆发后，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山东省第六区游击司令，并成功在山东拉起一支队伍，在选择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后，范筑先在鲁西北建立起抗日根据地，声势震动山东。

也因为田维新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范筑先安排他到后勤去，负责筹粮。

遗憾的是，在1938年11月中旬，范筑先率部在聊城与日寇激战，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

1938年，田维新来到了延安，被安排到抗日军政大学。从抗大毕业后，田维新被安排到保九团。当了一名战士。

尽管田维新早年在范筑先部参军时，已经是一名少校军官，但来到延安以后，田维新却被降了好几级任用，但他从不叫苦，努力完成自己手头的工作。

1939年12月，田维新调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三纵队游击支队，先后任连政治指导员、支队政治部主任。

受晋西事变的影响，1940年3月，八路军决定重建决死三纵队。

1940年12月，决死三纵队兼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1941年，田维新调任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祁县独立营政委。

祁县独立营的前身是祁县当地所组建的抗日游击队，后来被改编为八路军129师385旅7连、9连，因为后来日伪军在根据地施行残酷的扫荡，部队生存艰难，上级考虑到这一因素后，决定将这两个连重新划归祁县。

田维新到任前，祁县独立营下属虽然名义上两个连，但实际上只有百余人，此前的反围剿作战中，祁县独立营伤亡惨重，也因为吃不了苦，独立营营长汪前叛变，准备拉着队伍投靠日伪。

关键时刻，独立营副营长武克鲁与汪前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才改变了独立营被动挨打的局面。

田维新到任的时候，祁县周边都是日伪盘踞的地方，斗争的形势异常严峻。田维新上任后，根据上级命令，宣布了任命，独立营副营长武克鲁暂代营长职务，闫起林为特派员兼独立营副政委、刘文为独立营管理员、彭寿琪为连长的加强基干连。

田维新上任后，急需要解决的是部队的士气问题，而想要解决士气问题，关键还是要打好胜仗。田维新在军分区开会期间，军分区司令鲁瑞林传达给他一条情报：

“日军为秋季大扫荡，调动大量的兵力，准备了大量的军用物资。这些兵力和军用物资都要经过白晋路。”

军分区特别指示祁县独立营要打好这一战，打破敌人的扫荡计划，考虑到祁县独立营兵力不足的情况，上级特别派刘昌义（开国中将）率领八路军一个正规团配合作战。

刘昌义、田维新、武克鲁见面后，三人商量了作战计划，田维新考虑到武克鲁熟悉地形，决定由他指挥部队配合作战。

图|武克鲁

一场伏击战，祁县独立营缴获了日伪军不少军事物资，也因为这场战斗的胜利，许多对抗日丧失信心的青年人也被吸引加入独立营中。独立营从原来的百余人部队，扩大至500余人。

田维新到祁县独立营后，不仅巩固了祁县抗日根据地，还扩大了影响，并开辟了白晋路西抗日游击区，扩大了抗日武装的活动范围。

祁县独立营扎稳脚步后，田维新调任军分区政治部敌工科科长、支队政治处主任，解放战争时期，田维新又先后担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三纵队八旅二十二团政治委员，旅政治部副主任，第二野战军十一军三十二师政治部主任。

1955年9月，新中国第一次授衔，田维新被授予大校军衔。到1964年，田维新晋升为少将。1965年5月，田维新调任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毛主席亲自过问

对于能调往中央工作，在以前田维新可是从来就没想过。

偶然的一次机会，周总理将反应田维新在沈阳军区工作的一份报告递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对沈阳军区的工作十分满意：

“看来还是得见群众，从沈阳的情况来看，群众还是很通情达理的。”

毛主席同周总理反复交流后，下意识地问了一句：

“沈阳军区的工作是谁在主持？”

当时周总理也不是很清楚，事后问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陈锡联告诉周总理：

“是田维新。”

从这时开始，毛主席就注意到了田维新。

图|毛主席

1969年，中央任命田维新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协助周总理、李德生完成工作。特别是在干部任用问题上。

1970年7月，周总理听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报告西哈努克亲王访问朝鲜时，金日成曾专门举办席间乐的情况。周总理在一霎那，几乎是立刻想到了部队文工团的问题。

周总理问身边的田维新：

“我们总政文工团能不能搞席间乐。”

田维新摇摇头：

“不行，文工团不再北京。”

尽管田维新说的意思很隐晦，但周总理还是听出了其中的问题。

“把文工团找回来吧。”

周总理缓缓说道：“就说是外事需要。”

有了周总理的支持，田维新回到总政后，立即着手办这件事，迅速恢复了总政文工团以及各大军区、各个兵种文工团，并举行了一次全军文艺汇演。

李德生、田维新在总政主持工作期间，还力主将总政下属的机关，如八一制片厂等单位，恢复党委集体领导下首长分工责任制，该派馆长派馆长，该派厂长派厂长，使得各大机关的工作，均得到了恢复

1972年12月，在毛主席支持下，周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落实干部政策问题，并决定由中组部落实省委常委以上干部政策，总理办公室负责落实副部级以上干部的政策，总政治部负责落实正军级以上干部政策。

李德生、田维新出席了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回去以后便立刻落实中央的决定。

图|周总理

考虑到落实政策比较困难，周总理亲自选定了一个突破口。

1973年初，田维新接到周总理的电话，立即赶到了人民大会堂福建厅。

“我今天是和你谈干部问题的，光对你一个人说不好，你再找一个人来。”

田维新立即打电话通知了总政治部干部部部长魏伯亭马上赶来，当着他们两个人的面，周总理提了两个人的名字。

“找你们来，是来谈陈再道和钟汉华同志的情况的。”

图|陈再道

时隔多年之后，田维新再谈到周总理时，仍然深有感触：

“这是周总理关心爱护干部的细微周到之处。尤其是刚开始做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时候。”

田维新、魏伯亭回到总政后，立即着手落实政策，安排陈再道、钟汉华重新工作，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陈再道原来就是武汉军区司令员，如今再回武汉军区担任司令员时很困难的，关键时刻又是周总理想出了个办法：

“先委屈一下陈再道，让他当个大军区副司令的职位。”

可即便是如此，却又有了新的困难，田维新以总政的名义给各大军区打电话，但各大军区都表示为难。

田维新先给一个大军区打过去电话，寒暄还没两句，他就提出安排陈再道到他们军区任副司令员，结果电话那头连连推脱：

“他是我的老上级啊。”

图|韩先楚

这句话言下之意，田维新也看得很清楚，毕竟让老上级去当副手，工作可能不好展开。

就在田维新比较为难的时候，是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爽朗的表态：

“欢迎陈再道来福州。”

在周总理亲自出面的情况下，田维新还劝服了韩先楚接纳了王建安、李志民，福州军区齐聚“四上将”。

田维新在总政工作期间，克服了极大的困难，配合周总理完成落实军队干部的政策，并为之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毛主席问田维新：曹植埋在什么地方

1973年12月，毛主席决定施行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田维新亲历了这一过程。12月20日，毛主席在书房接见了参加会议的高级将领，一同出席会议的还有邓小平、周恩来等人。

在与萧劲光、陈士榘握手后，毛主席第三个就是同田维新交谈。

那时周恩来在一旁，主动为毛主席介绍：

“这是田维新。”

“田维新同志。”毛主席微微一笑，问了一句：“你是哪儿人啊？”

“山东东阿人”

田维新回答道。

“曹植埋在什么地方？”

图|山东东阿曹植墓

一听毛主席问的问题，田维新本能地愣了一下。

太和六年（公元232年），曹植忧愤去世，终年41岁，遵照其遗嘱，葬在东阿鱼山。

田维新熟读经典，本身就是东阿人，对这个典故自然熟悉。不过，他本能地觉得，毛主席问这些问题是有准备的。

“是鱼山。”

毛主席点点头，可他的问题还没完，紧接着又问道：

“鱼山左边是不是有个湖，是什么湖？”

“不是湖。”田维新仔细想了一下，告诉毛主席：“是条河，黄河，从西南流向东北。”

“不，那是湖。”毛主席摇摇头，十分肯定地说。

“湖？”田维新仔细地回忆了一下，仿佛突然明白了一样：

嗯，要说湖，那离鱼山还远，是东平湖。“

“那就对喽。”毛主席意味深长地笑了笑，隔了没一会儿，毛主席转头又对田维新说：

“以后总政治部就交给你负责了。”

图|李德生

听了毛主席的话，田维新吃了一惊，事实上毛主席在主持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后，时任总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也被调往沈阳军区，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

李德生离开北京工作，总政治部的工作就要有人来担着。

出乎田维新意料的是，毛主席没有选派另外一位资历足够的老将军到总政治部，而是直接让他负担起总政治部的工作，这让他有些受宠若惊。

“主席，德生同志走了，总政就我一个副主任，让我继续留在总政工作是需要的，还请主席另外委派主任。”

“不！”毛主席坚定的摇了摇头：

“总政就是你负责了。”

“主席，我资历、经验都不够，还是请主席派个主任来吧。”

不过，毛主席坚信田维新能够做好工作，所以他并没有再回答，而是与一旁的空军司令员马宁交谈起来。

第二天上午会议，田维新被分配到周总理的小组，讨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起草，主管组织工作的纪登奎对于如何起草这样的命令尚有些疑虑，于是去请教周总理，没想到周总理一句话，让他去问田维新。

图|周总理

纪登奎召集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郭玉锋、田维新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听开会，党田维新从外面走进来的时候，纪登奎嘱咐了郭玉锋一句：

“起草命令的时候，顺便加上一句吧，咱们老田当主任了，你得给他找个副主任搭把手。就都写在命令上吧。”

郭玉锋也愣了一下，只是说了一句：

“副主任还得是主任来找啊。”

眼看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就要写在命令上，田维新赶紧上前劝阻：

“不要写，我哪能当主任呢！”

时隔多年后，田维新谈起这件往事，还十分谦虚的说：

“当时我说这个话，并不是谦虚，而是感到自己确实难以胜任。”

尽管已经有毛主席事先表态，周总理、叶剑英也都很支持，可因为某些缘故的影响，田维新后来并没有出任总政治部主任一职，但他以副主任的之职，主持总政工作两年多时间，配合周总理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86年2月18日，中央批准了田维新将军离职休养的请求，田维新将军晚年就住在人民大会堂西侧一处四合院中。

虽然已经离开了工作岗位，但老将军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6军的战史编审工作，他依然关心国家大事，关心部队现代化建设。

2002年8月2日，田维新将军走完了光荣的一生，享年8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