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 | 关于历史学习的三个问题

编者按：本文系白寿彝先生于1961年10月23日对武汉各高等学校历史系师生的讲话稿，全文载《江汉学报》1961年第5期，经作者删节，发表于《光明日报》1962年1月3日第2版，后收入《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白寿彝史学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白寿彝文集（历史教育·序跋·评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962年时的白寿彝先生

白寿彝（1909-2000），河南开封人，回族，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1929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读研究生，研治中国哲学史。1938年到1949年, 先后任教于广西桂林成达师范学校、云南大学、重庆中央大学、南京中央大学等学校。讲授治学的材料和方法、中国上古史、中外交通史、中国史学史、春秋战国史和伊斯兰文化等课程。1949年7月，到北京出席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议，并受聘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授，直至逝世。长期担任历史系主任职务。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创办《光明日报·历史教学》半月刊，并参与发起创办《历史研究》杂志。改革开放后，曾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校务委员会顾问等职务，创立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及全国高校第一个古籍研究所，任首任所长。曾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和《史学史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盛誉。主编《中国通史》（12卷22册），为20世纪最大的史学工程之一。著有《中国交通史》《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白寿彝史学论集》《民族宗教论集》等，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中国民族史研究领域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

一

史与论的问题

第一，研究历史必须从事实出发，不应从概念出发。我们的历史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国际工人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和斗争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是从人类历史整个发展过程的研究中总结出来的。我们学习历史，必须对具体的人物、事件、时间、地点以及具体的社会制度进行研究。研究历史从事实出发或从概念出发，是唯物与唯心的根本区别，是真正的历史科学和假科学的根本区别。

第二，必须从丰富的史实中揭示历史现象的内在规律。规律，就是事物内在的联系，它存在于事物本身的运动之中，而不是在事物之外。同是说规律，而把规律看作在事物之内或事物之外，就有唯物和唯心的不同。我们必须根据丰富的典型的史实进行研究，发现与揭示其中的内在联系。如果仅仅掌握史实，但不能揭示其内在联系，这些史实仍是彼此孤立的，这只可说是具有历史知识，而不能算是掌握了历史。有的人历史知识很丰富，但不能揭示历史现象中的规律，那么，他还不能说是进行了历史科学的研究。当然，掌握史实是工作的开端，但光有史实，是不能算作出了科学的历史研究的。

第三，揭示历史现象的内在规律，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的理论指导下才能达到。毛主席指示我们，进行研究工作，必须详细地占有材料。有人掌握了很多史实，念了很多书，做了很多卡片，是否就算详细占有了材料呢？也不见得。详细地占有材料，必须使材料真正归我所有，而所有的这些材料又的确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情况。这样的占有，不只是念书、抄书、做卡片的问题；而是对每一材料的细节都给予了分析，并且通过分析而逐步得出了结论。随便东翻翻，西翻翻，乱抄一气，即使做了许多卡片，也并不算是详细占有了材料的。

对大量材料进行分析的工作，是必须以科学理论做指导的，否则，材料仍然只是材料，收集了材料却还不能了解这些材料。我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这一锐利的武器来分析了材料，作出了结论，揭示了规律，这也就是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因为这样的研究，一方面必然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相符合，一方面必然从具体的材料引出具体的理论而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1961年是毛主席《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发表的二十周年，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指示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这一指示就是当时对党的历史的总结。党的发展的历史，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日益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党在它的初期，还不够成熟，不够壮大。后来，党成熟了，壮大了。怎么成熟、壮大起来的呢？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中得到提高，因而成熟和壮大起来的。而历史的研究与学习，也只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下，对具体材料进行具体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才能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所发展，从而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作出贡献。

听说个别同学一听到老师讲理论，就说这又是“以论代史”了。不能这样说。只讲理论，不管历史事实；讲中国史不管中国历史事实，讲世界史不管世界历史事实，而只讲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个别词句，这才是“以论代史”。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对具体史实进行具体分析，这是正确的做法，不能算是“以论代史”。还有个别同学说，让老师讲史实，让我们来分析并得出结论吧。这不对。你是要史与论统一呢，还是要它们分家呢？老师还是要讲理论的。老师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具体历史事实相结合，同学们学的也应当是这一结合。“以论代史”的说法，许多地方都能听得到。好象有人是在说，过去一个时期，我们讲理论讲多了，讲史料讲少了。其实，过去的“以论代史”，只是对理论的生搬硬套，恰好说明我们的理论也并不多，我看，理论还是要讲的。话说盘古开天地，一二三四排下去，那是不行的。讲史实必须有分析，从史实中引申出理论来。讲理论必须结合具体史实，而不是讲脱离史实的空论。过去一个时期不是理论讲多了的问题，而是史与论结合得如何的问题。今后我们一方面要加紧掌握史实，一方面要加紧掌握理论，缺一不可。不学习理论，光知道史实，读一辈子书也没有大用处。材料一大堆，甲乙丙丁现象罗列，是不行的。当然，我们学习理论，必须结合经典作家当时发表这些理论的实际。经典著作中的一字一句，我们都要加以研究。研究他们为什么要说这句话，说这句话的具体历史条件是什么。这都要进行具体分析。把这句话拿来研究我们面对的历史现象，就要考虑其所处的具体条件是否相同；如果不相同，而又不作考虑，这就成问题了。我们研究历史，重要的问题是立场、观点、方法要符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要求，而不是斤斤于经典著作的个别词句。

第四，课堂教学中，可以根据讲述内容的具体情况，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来体现史与论的统一。要适合讲述内容的特点，不必拘泥一格。先讲史料、后讲理论，或先讲理论、后讲史料，都可以。重要的问题在于，讲理论是否根据了具体历史材料。至于讲思想史、文化史，就必须多议论一番。不议论怎么行呢？这样讲述，一方面是理论，一方面又是史实，正好是史与论的统一。不过，要想对每一史实的讲述都能做到史与论的统一，都能从中揭示出历史发展规律，这也是不可能的。许许多多的历史现象，正在研究中。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应当是：现在能解决的问题，就加以解决；还不能解决的问题，就暂不解决。历史科学在不断地发展。要求对每一历史问题都在讲述时作出科学结论，是不现实的；而且勉强去作结论，也不是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比如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是怎样具体地过渡的？其具体过程如何？这个问题就是还在研究的，从而在课堂上讲的时候，同学们总感到讲得还不够具体。象这种问题的性质，就要给同学们讲清楚。同学们要知道学术研究工作的艰苦。并不是一个问题一提出来，一天之内看些书就可以得到解决的。有些问题，要研究、讨论多少年才能得到解决，也许要到同学们的儿子、孙子一辈才能得到解决。老师可以把这个情况和同学们交代清楚，不能解决的问题就不解决。对待历史科学，就要这样。

史与论的统一问题，是课堂教学中的中心问题。哪个学校的历史系和教研组把这个问题处理得好，就体现了他们的科学水平是高的。我的主观看法如此。

二

史与文的问题

第一，文史不分家是中国的老传统。的确不必把文史二者分得太清楚，否则是不好办的。学历史的人，不学语言、文学不行；而学语言，不学点历史也不行。如果说，我是历史系的，不懂得语言、文学，这说起来也有些不好意思的。不把语文学习好，就没法学习历史，语言是掌握历史资料的必要条件。学中国史而不懂古文，是个半文盲。这个半文盲的帽子是要摘掉的。学近现代史是否没有这个问题呢？好象是没有问题。有一位毕业的同学，留校当助教。问他喜欢搞哪一方面？他因怕学古文，就说对近现代史有兴趣，而不敢说对古代史有兴趣。其实，搞近现代史而不懂古文，仍然是有问题的。章太炎的文章比唐宋八大家的文章还要古奥。因怕学古代史，而要学近现代史，这种想法不对，一个历史系学生，应当学近现代史，也应该敢于学习古代史。不懂古代史，也不会很好懂得近现代史的。想不懂古文而搞好近现代史，也是不行的。搞近现代史，不是要少学古文，而是在古文以外还要多学现代语文。学历史，要详今而博古。

至于学外国史，不懂外文可说是全文盲。“我不懂外文不要紧，有的是翻译”。这看法不对。靠翻译，其实是不得已的办法。翻译不能依赖，只能作参考。译文是按译者的意思译出来的，译者理解得对不对，还不一定。有的青年教师因为外文没学好，不想干了，想去教中学，这不对。在中学里讲外国史，现在不用外文，以后要用外文时怎么办呢？外文没学好，只有努力学，特别是在年轻时期要努力学。

第二，不学语文，就不好说接受文化遗产。文化遗产中，有祖国的文化遗产，有外国的文化遗产。中国语文没学好，就不好继承中国文化遗产；外国语文没学好，就不好吸收外国文化遗产。我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化，要批判继承祖国的文化，吸收世界的文化。列宁说过：“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人为万物之灵。人能从事各种劳动，能创造工具，这是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但人为什么能比其他动物进步得这么快？其原因之一就在于人有历史，而其他动物没有历史。不是其他动物没有历史，而是它们不懂历史，只有人才懂得历史。人要不懂历史行不行？不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历史的科学总结。学习历史，是一项重大的、光荣的任务。不学好语文，怎能继承历史遗产呢？学问这种东西，不继承是不行的，因为，我们不能事事从头做起。历史文选和外国语文的学习很要紧。这两门课要学好，把古代史、近现代史的学习时间挤掉两个课时也可以。有人说这不合算，其实是合算的。因为学好了这两门课，研究古代史、近现代史就容易了。繁荣我们的科学文化，一是要创造，二是要继承，即把旧的改造成新的，吸收其好的部分，而改造其不好的部分。为了要继承，就要学好语文。

第三，不学好语文，就不能普及历史知识，不能普及历史教育。我国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干劲十分充足，就是因为他们在党的领导下看清了历史前途，感到大大有奔头。历史工作者，要用丰富的历史事实来教育广大人民，让他们对人类的历史前途有更深刻的了解。这是我们历史工作者的神圣责任。要普及历史知识，就要写大、中、小各类的书。高深的、浅显的都要写。写出来就是要给人看的，是要提高大家的认识、丰富大家的历史知识与文化生活的。如果你写得不通顺、不明确、不系统、不生动，别人就会不愿意看。所以，要把文章写得别人愿意看、喜欢看，这很重要。可能有的同学说：我毕了业，就到中学去教书，不会写文章也没什么。这只说对了三分道理，还有七分没说对。学不好语文，不会写文章，对课本的理解就不深刻，讲课时词汇贫乏，言语无味。不学好语文，怎么行呢？

第四，怎样学习语文呢？学语文有无捷径和秘诀？有。那就是要背诵。古文不要求过多的背诵，二三十篇即可；每篇不必很长，千把几百字即可。背诵到什么程度才行呢？合上书本，结结巴巴背诵出来还不行。要背诵得很流利，背诵它五十遍以上。当然不是一天之内背诵五十遍。讲历史文选的老师，可以讲少点，讲详细点，讲慢点。一次讲几百字。要同学们多背几遍。在课堂上，也可以考考同学，让他背诵一下。背诵了第一篇，再讲第二篇、第三篇。不要贪快，要求巩固。背诵也不是死背，而是在理解的基础上背。要一字、一句、一段都能理解。学习外文，也要多背诵课文，少背诵单词。背诵课文比背诵单词好，这个词在这个位置，那个词在那个位置，前后连贯。这样，既可帮助熟悉了语法，也可帮助熟悉了单词。问题不在学习得少，而在于是否熟读深思。语文硬是要背诵。你能背诵得多，脑子里装它几十篇，它就可以好好地为你服务。学习古文不要忙于学古汉语语法，那不是没有用，而是在你背诵了几十篇古文后才有用。毛主席告诉我们：“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不吃梨子，光看梨谱，是不会懂得梨子的味道的。我们学习语文，不怕保守主义。保住了，守住了，事情就好办了。我们是要当促进派，但要往前进，必须有巩固的根据地，否则仗没法打。有了巩固的根据地，就好迅速前进。

三

精与博的问题

第一，我们应当博学，但学习的次序须由少到多，由精到博。我知道，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和同学们学习劲头很足、热情很高。大家恨不得把所有的书一下子都吞到肚子里去。我看，作为历史工作者、历史系的学生，什么都要一点。古今中外，历史以外的哲学、文学、艺术都要会一点。基本知识是知道得越多越好。中国的历史学家不是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吗？是的，作为高水平要求，这是可以的；但作为学习过程讲，要求一下子就这样，是不合适的。历史系的同学以及毕业不久的青年教师，先不要贪多，先要打好基础，先要专精。这一点很要紧。中国有句古话：一物不知，儒者所耻。这句话的意思很好，要有这种精神，但不能希望一口吃成个胖子。在学习过程中要以专精为主，不要贪图过多。贪多，效果不会好。要学一点，巩固一点。要采取步步为营的办法，走一步是一步，走一步就前进一步，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别嫌走得慢。这样做，对青年同学、青年教师，是有好处的。有的青年教师备课，桌上堆一大堆书，我看这不合适。东翻翻，西看看，弄得头晕脑胀，倒不如少看一点。有的同学读书，一读就是几十本，结果一本也没念好。不如少念点，好好念几本。要念到底，一章一章地念，一句一句地念，一字一字地念。念熟了，掌握了，比念几十本强。不要光求书架上书多好看，应要求脑子里装得多。要以专精为主，循序渐进。这很要紧。有的同学讲：学不好怎么办？我看不要急，慢慢学。请问大家：是打眼井好，还是开条水沟好？水沟几丈长，但水只有几寸深，太阳出来一晒就干了；井虽小，但有几丈深，水是今天有、明天有、早上有、晚上也有。开条长沟虽然好看，但是没有水有什么用呢？先开沟，不开井，就会吃亏。这就是治学的道理。所以，要先开井、后开沟，要以井水浇沟水。学习应当以精读为主，博览为辅。不要见异思迁，搞一大堆，结果都看了，都不知道。

第二，先精读什么？对同学们讲，有教材的课程，先要把教材搞熟。不要放弃教材，说什么教材水平不高。我看教材的水平比一般学生还是要高。不信请试试看，你一个人，几个人还是写不出来的。眼高手低是不好的。教材基本上反映了今天历史学界的水平。如果不是最高水平，也是一般水平。掌握它，熟悉它，才会有历史的基础知识。不错，是有高水平的专门的东西，但若基本的还未搞通，未掌握住，怎么能看专门的呢？目前教材的水平可能低些，但低是要慢慢向高发展的。所以我奉劝同学们：有教材的课程一定要首先弄通教材。如果教材太多，教师是否可以区分一下。哪些必看，哪些可以不看或者少看，这样好不好？教材以外，有参考书。没有教材，参考书还是要看，但不要多。可以少一点，精一点。教师指定的书，同学们非看不行，而且要掌握它。一个年级的任课老师可以开个会，在一起商量好：要同学们读哪些书？除了课堂时间外，还要同学们看多少参考书？可以给同学们算算账，计算一下时间；不要把同学们的时间都排得满满的，不要把过多的参考书都摆在同学们的面前。要给同学们留一定时间，给他们留有余地。光念书也不好。年轻人，玩一玩，让脑子活动一下才好。一直老是读书，开夜车，我看这并不好。

教师也有看不起基本教材的情况。但你既编不出更好的教材，目前最好的办法还是要善于利用当前的教材。应当告诉同学：要先看教材。课堂上教师可以给同学们一些启发，但是还要让大家去看教材，不要光让同学们听你的。历史学家不是听出来的。要看教材，要看参考书，并且要熟悉它，这很重要。我建议：教材和必读参考书在学期结束时要考。不考，怎么知道同学们掌握了没有呢？考不好，就不能算是精读过了。北京的某些学校，考试时有两个临时措施：一个是制订温习功课的提纲，把要温习的功课大致划个范围；一个是在进行温课辅导时，划几条线。这样做不好。平常同学们对课堂讲授爱说“吃不饱”，但到考试时却又要划起圈圈来了，有什么理由呀？

第三，我说专精为主，不是不要博。不博不行。低年级可以少博点，高年级可以多博点。博的问题我提出两点：第一点，历史系教师和同学不要死心眼，不要把问题看得太机械，博不是说只要多念点历史书。你可以看看文学艺术书籍，看看小说，也可以看看一般的科学技术知识书。教外国史的老师可以看看中国史，教中国史的也可以看看外国史嘛！你也可以看戏、看电影、参加舞会、看篮球赛……，不是光念历史书才有学问。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吸取知识、扩大视野，不要把自己局限在一个狭窄的圈子里，把自己捆绑起来。历史知识是包罗万象的，知道得越多越好。不要说，我是搞历史的，学这些有什么目的性呀？我说，你先“包”了再说。如要说目的性，这就是为了求知识。处处强调目的性也不好，这有点自寻苦恼。这也要问问有什么目的性，那也要问问有什么目的性，我看就会对治学弄得太狭窄了。到处是学问，脑子灵活些，眼睛放宽些，对博的体会就开阔了。第二点，博学博览，有时也可当作休息来看待。现在一说读书，好像就要说刻苦钻研，我个人不大喜欢这样讲。我提倡读书最乐。读书是件最快乐的事情。原来不懂的事情，现在读懂了，这不是最快乐的事情吗？应当说这是一种享受。比如，你去看戏，你也说这是刻苦钻研吗？显然不是。马克思在工作累了的时候去算数学，这也算是休息。我们说工作疲倦了。怎么疲倦了？单调就易于疲倦。光干一样就枯燥无味，多干几样，大脑皮层就能换换班，就不疲倦了。老是搞一样，你就提不高；老是搞一样，就会弄得呆头呆脑。博览要当成最有兴趣的事情，当成欣赏，当成享受。这样搞，不会神经衰弱，还可以治疗神经衰弱吧。你知道得少，东西是孤立的，彼此联系不起来；你知道得多了，就好办了。知道得多，就可以“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到时候，它们会很体贴你，跑来为你服务。你学得少，不养兵千日，就是目的明确，到时候它们也不会来。所以，我看把博览当作一种休息好。看看书，看看报纸，《文艺报》、《体育报》、《科学大众》，都可以看看。男同志也可以看看《中国妇女》嘛！看看有好处。接触多了，就会丰富自己的知识。

总之，青年教师和同学们要以专精为主，同时也要学会博览，不要光局限在历史书上。要学会把学习和休息结合起来。

本文采编自《白寿彝文集（历史教育·序跋·评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如需引用，请核原文。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采编：吴文杰

排版：陈 珍

统筹：许洪冲

审核：朱露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