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成 | 当前县域教育的三大危机

周新成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

2023年10月-2024年1月，笔者与团队成员赴全国多个省份开展“县中高质量发展”专题调研。其中，笔者本人分别赴东、中、西部四个省份——浙江、山西、四川、贵州——多所县中开展了为期一个半月的深度调研。调研发现，受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超级中学（教育集团）挤压等因素的影响，当前我国县域基础教育面临三大危机：第一，竞赛高考化导致大量县中陷入“发展锁定”困境；第二，培优产业化加剧县中绩优生培养负担，破坏教育规律，加大学生压力；第三，县中为扭转衰败颓势，不得不采取“工厂化”的高压管理模式，不利于学生全面发展。县域基础教育三大危机必须引起政策部门的高度重视，否则，我国长期坚持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将受到冲击。

一、竞赛高考化

2020年，教育部取消高校自主招生，代之以强基计划。与此同时，教育部不断强调要注重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与培养。在这两大背景之下，五大学科竞赛——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信息学——的重要性不断被强化，若能够在五项学科竞赛中获得金牌且进入国家集训队，就可以直接保送清华北大。并且，学科竞赛与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相接轨，强化了参与学科竞赛的重要性。2023年在39所招收强基计划的高校中，就有34所高校把五大竞赛作为报名条件之一。

当前，国内顶尖高校尤其是清华北大每年的招生名额投放到强基计划当中的比例相当之高。在五大学科竞赛全国决赛中获得金牌、银牌在强基计划中具有强基计划破格入围资格，可以直接进入校测环节。而获得省一等奖的学生也可以有机会报考清华数学领军计划，以及中科大、西交、东南大学的少年班，并且还有机会报名清北金秋营以及部分高校的综合评价。获得省二、三等奖的学生也可以在综合评价、高校专项初审环节获得一定的优势，并且在入围强基计划后，相比没有竞赛基础的考生而言在校测环节亦能具有一定的优势。

在预期状态与理想状态下，参与学科竞赛的学生应具有浓厚的学科学习兴趣、具有超强的学习自主性以及天赋。通过公平且有效的选拔机制被识别出来，从而进入特殊培养通道，被重点高校相关专业招录。参加学科竞赛取得优异成绩而被重点大学招录本应只是个特殊的高校录取通道，占极小部分的录取名额，是高考招生体制之外单独开辟的小赛道，对高考招生体制不应产生太大影响。

然而，当前学科竞赛已经完全成为高考体制的一部分，与强基计划等特殊招生计划高度绑定，占据了重点高校特别是清华北大相当数量的招生名额。同时，与高考体系不尽相同的是，目前高考是分省录取，但学科竞赛是在全国范围内的顶尖学生同时竞争有限的竞赛获奖名额。这就导致越来越多的县中、尖子生被迫卷入到学科竞赛训练当中，学科竞赛训练不断专业化、系统化。由此产生两个较为严重的问题：一是选拔体制的科学性问题，二是选拔体制的公平性问题。

学科竞赛的初衷是筛选、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然而，事实上，根据我们对全国多位专业竞赛教练的访谈发现，学科竞赛实质上是提前学习大学本科一、二年级相关学科的专业知识，本质上就是提前学习和提前竞争。这就导致参与学科的学生不得不在高中两至三年内学习大一、大二的专业学科知识。一些地区的学校为掌握垄断性的竞赛优势，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则会组建专业的学科竞赛教练团队，在义务教育阶段提前选拔、训练学生。当越来越多的学生被卷入到超前学习与提前竞争的学科竞赛训练中时，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规律就会被破坏。

在教育规律被破坏的同时，教育的公平性也随之被破坏。由于学科竞赛训练高度专业、高度系统以及需要投入极高的资源，一方面，家庭被高度卷入其中，需要投入极高的资源与精力，学生学科竞赛参与情况与家庭资源及精力投入程度高度挂钩；另一方面，超级中学（教育集团）具有师资、资源优势，通过抢挖各地的优质生源特别是“清北面子”，组建专业的学科竞赛教练团队，进行系统的学科竞赛训练。与此同时，超级中学（教育集团）通过资本化运作方式掌握乃至垄断学科竞赛相关的信息资源与资讯，从而垄断绝大部分学科竞赛全国决赛获奖名额，继而垄断重点高校特别是清华北大大部分的录取名额，形成“马太效应”。

当前，这种运作模式正在将学科竞赛异化成一种利益、资讯和资源交换的内循环游戏。少数优势群体利用学科竞赛又极力支持、维护这一套竞赛体制，将之包装为“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的科学方式而形成“政治正确”，压倒了教育公平的呼声，对整个基础教育体系特别是县域基础教育体系的发展产生极大的负外部性后果。

竞赛的高考化导致大量县中面临着优质生源特别是“清北苗子”的不断流失，特别是在超级中学形成绝对垄断优势之后，它们甚至从以前想方设法在省内各地“抢挖生源”转变为“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吸引许多县乡家庭与学生花费高额资金主动进入这些学校。这导致全国各地大量县中因优质生源流失而陷入“发展锁定”困境。在全国各地调研发现，当前全国多地曾经教学质量极高的县中已经开始再难出清北生。

例如，浙江某县毗邻杭州，近年来优质生源不断向杭州某超级中学教育集团流动，导致该县县中几年来没有学生考上清北，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该超级中学教育集团每年清华北大录取数量节节攀升，录取数量在清北在浙江省录取总人数比例不断增加。而在其他许多中西部县中，受优质生源流失的影响以及清北等重点高校“裸分”录取人数的减少，许多学校不仅再难出清北生，甚至连重点高校录取情况也极其惨淡，进一步加剧了优质生源的“出走”。竞赛的高考化正在导致县中陷入“发展锁定”困境。

二、培优产业化

在竞赛高考化趋势不断增强、超级中学形成垄断效应的背景下，陷入“发展锁定”状态的县中若想寻求突围，抑制生源向外流动，就必须想方设法加强对尖子生的培养。我们在全国多个省份的调研发现，县域地方政府以及县中的这种迫切需求很快就被超级中学教育集团与市场培训机构“捕捉”，从而造成了“培优产业化”的发展趋势。

调研发现，全国各地的县中为摆脱“发展锁定”困境，大多采取以下几种方式来拔尖培优：第一，引进超级中学的“云班”来进行尖子生培优，这些云班形式多样，有录播课，有全程直播课，价格从数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例如，贵州某县中从2021年开始，在每一届的尖子生中选出一个班的学生，每年花费80万元引进某超级中学的云班直播课程。在陕西调研的两所县中都在本地教育部门的政策与财政支持下，向省内同一所超级中学购买了“云班”课程，一个班级一年的云班费用36万元。河北某超级中学与40多所学校合作开设云班直播课程，每个学生交2万元学费，一个学校若组建一个云班就是100多万元的费用。

第二，参与学科竞赛训练。随着五大学科竞赛招生渠道的开拓以及占清北等重点高校招生名额比例的扩大，以及强基计划等计划类招生渠道的开通，为应对县中困境，全国各地很多县中特别是优质县中以及奋力振兴的县中都在尝试进行学科竞赛训练。但是，体系化的学科竞赛训练往往需要专业的竞赛教练，一来是专业竞赛教练具有专业的教学能力、丰富的教学竞赛，二来学科竞赛训练在竞赛圈拥有人脉关系与信息资源渠道，可以了解到许多竞赛相关信息。然而，引进竞赛教练往往需要高额费用。例如，浙江某县以年薪80万元引进一位物理竞赛教练。调研中，湖北某高中校长感叹道：“一个清北生背后是20万，一个（学科竞赛全国决赛）金牌背后是200万。”

第三，引进市场培优机构。为应对清北及重点高校升学情况越来越差的困境，许多县中尝试引进市场培优机构来进行培优活动。通过购买培优机构配套资料、线下授课与线上授课相结合的方式来对尖子生进行培优。市场培优机构的价格相对而言更为高昂，在几十万至数百万元不等，视培优服务内容与服务期限而定。在贵州某县中调研，一位负责学科竞赛的主任向我们展示了各类培优机构寄送给他的机构宣传材料，主任告诉我们，他一年当中接到培优公司寻求合作的电话根本数不清。在访谈过程中，这位主任还接到了一个北京培优机构工作人员的电话。目前，该校已与北京的某培优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本届高三学生一年培优费用80万元，高二学生竞赛辅导与培优费用每年40万元。四川某县在地方政府牵头下，该校同样引进了该培优机构进行尖子生的培优训练。

由于县中面临着留住优质生源的巨大压力，无论是引进市场培优机构，还是参与学科竞赛活动，抑或引进云班，大多数学校都难以向学生收取费用，大部分费用只能由学校来拨付。然而，对于勉力维持重本率以及几乎完全塌陷的县中而言，虽然也有一些县中试图引进云班、参与学科竞赛、引进培优机构，但是这些县中的校长及其他管理者、老师在调研中对我们直言，这些举措只是地方政府与教育部门的“一厢情愿”，学校的生源质量情况导致这些方式的投入-回报比甚微，反而会扰乱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破坏教育规律，增加学校的经费负担。

还有一些县中，在优质生源流失难以得到有效抑制的情况下，只能“曲线救国”，向超级中学“缴械投降”“纳贡称臣”，采取合作办学模式，向超级中学缴纳一定的培优费用，将优质生源送到超级中学借读。还有一些县中从超级中学高价引进管理团队，或引进超级中学老师到县中教学。但是，从浙江、山西等地县中的实践来看，这些措施都无法根本扭转县中塌陷局面，县中的优质生源到超级中学借读面临着竞争压力过大与心态调适问题，超级中学引进教师到县中，面对不同资质的学生，其教学模式与教学心态也面临着调适难题。

三、县中工厂化

根据笔者及团队成员在全国多地的调研，可粗略将当前我国县中发展状况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优质县中，这类县中基本上能保持每届都有清北生；第二类，奋力振兴的县中。这类县中已难以保持每届都出清北生。不过，这类县中考入头部985高校的尖子生仍然维持在一定数量；第三类，勉力维持的县中。这类县中优质生源流失较为严重，头部学生很少能够考入985、211高校。不过学校仍然能够维持相对较高的一本上线率与本科上线率；第四类，完全塌陷的县中。这类县中不仅几乎没有学生能够升入重点大学，甚至连一本率也在10%以下。

在“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之下，县级地方政府一方面面临着上级政府的教育政绩考核要求，另一方面面对着县域内广大人民群众的教育期待，不同地区的县级地方政府“各显神通”，采取了多种方法来进行自救。其中，在教学与管理方面，无论哪种类型的县中都在学习衡水中学模式，对学生的时间与学习进行极为精细化与严格的管理，不断延长学习时间，强调纪律，压缩学生课外活动时间以及自主学习时间。笔者将之称为县中的普遍“工厂化”。对于优质生源而言，县中希望通过更为精细化的管理将他们培养成为重点高校的苗子。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这一套精细化的管理模式还能够提高普通本科的升学率。

当优质生源大规模流失，县中陷入“发展锁定”困境后，这些“工厂化”的管理模式与曾经驱动县中高质量发展、形成“县中现象”的“三苦”模式——学生苦学，教师苦教，学校苦干——看似相似，但实质上具有本质性的差异。此前，由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限制，县中在有限的条件下，要想在高考这条赛道中创造辉煌，助力更多的县乡学生通过教育实现向外、向下流动，必须充分发挥主体性，这就形成了学校苦干、教师苦教的县中样态，而学生则坚信“读书改变命运”，具有极强的学习自主性与主体性。

在这种“三苦”模式下，虽然学生学习条件艰苦、学习极其刻苦，但富有主体性、对未来充满激情，师生之间也处于“教学相长”的互动状态。县中老师会根据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为学生制定“蹦一蹦能够得着的目标”，在学习之外，在县域这个半熟人社会当中，家校社之间、师生之间能够形成较为正向的互动关系。

然而，当县中陷入发展困境，面临着优质生源大规模流失的困境时，其同时又面临着地方政府与教育部门巨大的考核压力，县中为应对这种困局与压力，不得不采取更为精细化、规范化的教师考核措施与学校管理政策，这使得县中老师一方面背负着巨大的教学与考核压力，另一方面又被各种考核管理措施束缚着，同时还要面临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无奈，导致县中教师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教学的主体性与主动性。学生在县中“工厂化”的管理模式下，则面临着“读书无趣，升学无望”的惨淡现实，身心受到极大的压抑。例如，在笔者调研的山西某县中，学生之间流传着这样一句打油诗：“孩儿立志出乡关，苦读三年上大专。”

面对困局，县中“工厂化”的自救方法只会极化县中内部的竞争压力，有损普通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以及更为公平的受教育权，也使优质生源流失更加严重——与其在县中巨大的竞争压力之下还取得不了更为优异的成绩，还不如家长进行更多的教育投入，将子女送到超级中学去，虽然也面临着优质生源集聚的竞争压力，但取得优异成绩的几率更高。这启示我们，当教育结构失衡，县域作为教育竞争最佳层级结构被超级中学（教育集团）击溃后，几乎所有的补丁性政策以及自救方法效果都极为有限，甚至会起到反作用。

竞赛高考化、培优产业化、县中工厂化是当前县中面临的最为沉重的三大危机，这三大危机会进一步蔓延，冲击整个县域基础教育体系，导致城-县-乡教育结构进一步失衡，破坏基础教育规律，威胁我国长期以来牢牢坚持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乃至对社会稳定与发展产生极其负面的影响。改革竞赛招生体制、抑制超级中学教育集团与市场培优机构的资本化运作与无序扩张、采取更多有效政策支持县中高质量发展，势在必行。

2024年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