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重返游戏，去从事创造性的工作

一边怕掉队，一边在掉队；一边在掉队，一边怕掉队。

当代社会人现状，离不开这个“掉队”的死循环。

我们都已经很尽力了，但为什么还是会掉队？掉队之后会怎样？掉队就这么可怕吗？

又或者，我们不妨反过来追问，跟上大队伍有那么重要吗？

8月23日，在凉风染上秋意的北京夜晚，作家、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格非与新世相创始人张伟，在PAGEONE书店北京坊店就“掉队”一词展开了讨论。在作品《隐身衣》中，格非塑造了一个主动选择掉队的人。可格非却认为，他过上了一种最圆满的生活。

这样的生存选择，对生活在“停滞”当下的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他知道自己的道路与别人不同

因而没有了恐惧

张伟：

欢迎大家今天晚上跟我们一起来聊聊掉队。从小到大，我们应该很多人或多或少都在某个时刻感觉到，自己“被落下了”，在学习成绩、事业成就上，还有其他不同方面，可能都会有这种掉队的体验。究竟是否存在掉队这件事，如果它存在的话，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怎么样看待它，我们怎么样面对它？

格非老师，那我们就从《隐身衣》说起，我想先问问，为什么给这本小说取名《隐身衣》，“隐身衣”是什么意思？

格非：

感谢张伟。今天提到“掉队”这个词，我是很理解的，而且我认为它和《隐身衣》确实有很大的关系，《隐身衣》塑造了一个掉队的人，描绘了一种掉队的生活。

“隐身衣”是一个象征性的词，是一个比喻。大家都读过卡夫卡的《城堡》，在《城堡》里，穿隐身衣的人不一定是他真的穿了一件隐身衣、他消失了。穿隐身衣的意思是说他可能就站在你面前，但你并不知道是他，这个人可能就混在人群中，一个极重要的人物，他可能跟你见过很多次面，但是你不知道就是他。这个小说里面有一个神秘的发烧界大腕儿叫牟其善，他就是这样，可能他已经在各个场合出现过，但你看不见他，所以有人说他穿了一件隐身衣。所以隐身衣这个词的意思还是比较复杂的。

从主题方面来说，隐身衣实际上暗示着一个人能够有一个让自己消失的屏障。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那么一刻想让自己就此消失，想要和这个社会保持距离。我要躲起来，就得有一个屏障，把我挡住，这个东西对于《隐身衣》的主人公来说，就是古典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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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

这本小说所写的是90年代，那是大家都在非常快地往前跑的时候，而主人公是一个掉队的人。在您看来，是不是很多年轻人也会害怕自己掉队，被整个社会的高速运转甩出去？

格非：

讨论掉队这件事，我觉得我们先得来说一说什么是掉队，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会掉队。我的理解是，一个人掉队了，会涉及到三个条件。第一，首先是你本人，你作为一个个体存在。第二，要有一个序列，因为你一个人就谈不上掉队了，要有许多人构成一个序列，同时往一个方向走，那么你才会从这个序列中被甩出来，才会掉队。第三个东西是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那就是道路。如果没有道路，就不存在掉队这件事了。人生就是道路，一个方向。所有人的一生都是一条路，就看你怎样选择。

我觉得现如今年轻人恐惧的原因，是没有考虑道路的问题，没有考虑该怎么度过一生。《隐身衣》写的是一个完全与之相反的人，他走的序列跟所有人都不一样，因为他知道自己的道路跟别人不同，这样的话他就没有了恐惧。《隐身衣》提供的是一个反证，或者说一个反例。

大概几个月前，在为我的新作《登春台》与哲学家陈嘉映的对谈上，他说了一句让我非常感动的话。当时有一个学生向他提问关于道路的问题。他的回答，简单来说，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在农村，基本上是无路可走的，因为没有什么选择。你唯一的选择就是考大学。没考取，那就要么去种地，要么去当木匠、泥瓦匠，做手艺人。

所以陈嘉映说，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基本上无路可走，看不到路，但是我们觉得到处都是路，我们觉得未来充满希望，觉得我的命运还没有被改变，还有无穷的路可以走。可是今天，陈嘉映说，如今我们面前的路很多，你可以这么走，也可以那么走，但是你真正的感受却是，好像没有一个路是你可以走得通的。

关于道路这个问题，我前不久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道路》，新经典明年要出版这本书。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想到了鲁迅先生说的，希望本身无所谓有，无所谓无，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有了路。作为一个乡下人，我听了之后会觉得这句话说得非常妙。在农村，要去哪个地方，你可以随便走，田里可以走，河渠上也可以走，你想走的时候，路就会出现，就会自动就延伸。可是如今，我在文章里面也写到，现在要从马路这边走到那边，你都走不过去，因为中间有栏杆，有红绿灯，有世界规则，所有的东西你都不能随便来的。所以我能够理解，为什么卡夫卡的那座城堡近在眼前，却一生都无法抵达。这就是现代城市：路很多，但其实你过不去。

我想这大概就是陈嘉映说的意思，原来没有路，所以这条路随时会被你开辟出来。而现在，路变成规则以后，你就改变不了了，只能跟着规则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自由，你的主体意识，都会成为问题。

张伟：

从掉队延伸到道路，很有意思。《隐身衣》这本书出版前后的十年里，中国社会处于经济飞速发展、甚至是爆发的阶段，所有人都拼了命去抓住各种各样的新机会。

但这两年情况好像又不太一样。我的感觉是，人很难主动做出正确的选择。这些年，想去追求商业上的成功、机会、事业，没有那么容易了。而这个时候，那种“被落下了”的感觉可能反而会变弱，我在想这是不是一个机会，让很多人认真地想想，这条路是不是我唯一一条路？我是不是可以慢下来，不用因为害怕自己掉队而去做不对的事情？

格非：

我周围朋友的孩子确实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我觉得这些孩子跟我们这代人不一样，他们开始有自主意识，开始思考，到底这个路是不是我要走的。工作非常累、非人性，折磨我，我挣了一点钱，但也不是说很多钱，要是干了二十年，我把身体累坏了、把小命丢在那里，是不是值得？他开始有了选择的机会，或者说开始有了一种自我意志，开始了解，开始选择。

一旦你把道路跟掉队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有很多人勇敢地选择了不同的道路，自动离开他认为没有意义的序列。我觉得人最重要的就是自由选择，就是你有能力改变自己的境遇，你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他过着隐身的生活

可是我却觉得很圆满

张伟：

《隐身衣》的主角也是个掉队的人。触动您写他的原因是什么？您也说过，他的掉队是不一样的，那么他的掉队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格非：

我以前讲过我高考落榜的事情，也写过一篇文章，落榜后母亲给我找了一个人，让我拜他为师去当木匠。但突然命运发生改变，有某个中小学的校长，走了五华里路，在晚上八九点钟到了我们家，来改变我的命运。这个人跟我素不相识，现在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然后我就去补习了一年，考取了华东师大，到上海去读书了。但是我心里一直有一个隐隐约约的问题，我老会问自己，假如没有这个人，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的命运会怎么样呢？我现在在干什么呢？

接着在90年代，我就认识了隐身衣里这个人物的原型。这个人出现在我生活中的时候，我眼睛一亮，我觉得这个人跟我认识的所有人都不一样：一个极普通的人，站在我面前，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另外一个我，就是没有上大学的那个我。

他是一个手艺人，原来是在红都服装店做西装的。国家领导人出访，都是到这家店来做衣服。能到这里做裁缝的都是大裁缝，很厉害，但他做不下去了，就去同陞和卖鞋子。

到了90年代初，中国突然出现了一批我们今天称为发烧友的人。90年代，北京举办了国际音像展，每年一届，全球最好的功放系统都在那儿，不得了。于是北京就诞生了一大批古典音乐爱好者。当时北京有个电台节目叫“发烧门诊部”，有很多发烧友喜欢古典音乐，大家听莫扎特，听海顿，比较不同的版本。这个发烧门诊部节目就请了当时北京最厉害的一群大咖来解释古典音乐的构成，讲解古典音乐的知识、怎么聆听等等。最热闹的时候，北京北新桥这一带全是音响商店。

于是我的这个裁缝朋友就在想，我能不能尝试去做音响发烧器材呢？因为他的耳朵很好。一般来说，声音低于某个度，我们就听不见了，但他的耳朵特别好，能精准地听出来，所以他就开始做音响器材。他是个天才，英文一句不会，做机器完全靠看图纸，图纸一看就懂。几年以后，他就成了北京最重要的发烧友，也是功放和放大器这两个最重要的供货商之一，变得非常有名气。

我的《隐身衣》是以他为素材的，刚才你提到的动机，是因为我一见到他，就觉得这个人就是我，我觉得如果自己没上大学，似乎也没关系，成为这个人也很好，他是我所羡慕的人，他的道路是我羡慕的道路。

他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呢？他的生活节奏是和别人相反的，他也不跟任何人接触，自己在郊区的房子里生产音响。他说我不需要那么多钱，我的钱足够了。他要的就是白天睡觉，晚上工作。因为晚上工作很愉快：他的灯亮起来的时候，整个小区是黑的，只有他一个人在工作。那种感觉是非常美妙的。他对日常生活的要求也非常低。所有我们平常人认为的烦恼，对他来说全都不存在。他完全处在这个生活序列之外，而且他是自愿选择的。他生活得非常简朴，我觉得他是我周围的人里面过得最自在的人，因为外面的事情跟他无关。

他穿了这件隐身衣，他有自己热爱的事业，他过的生活是一种隐身的生活，可是我觉得很圆满。他选择了一个道路，他自觉自愿地承担后果，我觉得这是最好的生活。我觉得假如我没考上大学，成为这样的人也很不错。这是我写《隐身衣》的一个很重要的契机。

张伟：

无论是他，还是以他为原型的《隐身衣》主人公，他们都有自己的道路，有自己非常自足的独特性。作为一个掉队的人，或者说在世俗意义上不够成功的人，他们其实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方式。

让我们重返游戏

张伟：

但是，如果我们还没有找到这件隐身衣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或者怎么面对我们的生活呢？

格非：

可以想想，我们一生中什么时候是最快乐的呢？估计很多人都会说是童年时期，因为在童年，你能够完全沉入到一件事情、一个游戏当中。可是人到了成年以后，我们没有这样的游戏，我们都过于理性，再也没有办法让自己沉浸到一个东西里面去。这个东西，或者这种状态，我称之为隐身衣，用隐身衣来作为一种象征。

这也可以回答很多人问我的问题：你们写小说的人也挣不了几个钱，那你为什么会想要一辈子写小说？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写小说会让你百分百地沉入到一个游戏当中，一点都不会分心。一旦开始写作，你就会停不下来，就像小孩玩游戏一样，你全身心地热爱它，调动你所有的脑细胞去对付它，所有的烦恼都离你而去。假如你真的有烦恼，这个烦恼也不足惧了。因为你已经忘我了。所以文学当中有非常强的游戏成分。所以我也经常给我清华的学生说，我们成年人要重返游戏，只有一个途径，就是去从事创造性的工作。

而就算你什么都做不了，我觉得还有一件创造性的事情可做，就是阅读。如果你是一位优秀的读者，你就会一步步地走进去，沉入到作品之中，感受语言的每一种号召力，就会觉得非常快乐。我曾经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一边吃晚饭，一边把书翻开，结果一口气读完，发现已经到了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饭只吃到了一半。他的力量就是这么大，让你完全忘了睡觉。

你可能正从事一个你不喜欢的工作，没办法，我们要养家糊口，但是绝不是说这样的生活就没有意义。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沉浸到一个我们热爱的东西。

安全感是假的

其实你每天都处于危险之中

张伟：

现在很多人都会因为时间流逝而感到非常紧张，如果任何一段时间之内看起来没有什么成果，就会非常焦虑，觉得自己一事无成，觉得自己掉队了。但我听您说起这十年，我感觉这种停滞不一定就是掉队，这甚至可能是找到一个新方向的契机。

格非：

我觉得你提的这一点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们掉队的时候会焦虑，为什么我们就那么希望跟上大部队？《隐身衣》的封面上也提到了这一点，就是“我曾一心要走到自己的对立面，追赶别人的步调，把隐身衣换成刀枪不入的盔甲”。盔甲实际上就是隐身衣的反义词。隐身衣意味着我决定与社会疏离，我可以很自在。而刀枪不入的盔甲，就是它的对立面。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穿上一件盔甲，这样什么东西都伤害不了我。在我看来，盔甲就是金钱权力等等所有对生活的保障，为了让自己不掉队，为了获得某种安全感，为将来的生活预先占据一个对自己比较有利的位置。

90年代，我经历了一次很严重的精神危机，总有一种危机感。走出这个危机感的一个重要契机，就是我通过阅读突然想明白了一个道理：我发现这种安全感是假的，它其实不存在，你每天都处在危险之中。人有旦夕祸福，你怎么为自己的安全、财富、健康，为所有东西预先做准备？这个世界是你做主的吗？当年读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时，我非常感动，我觉得这本书就是为我写的，为我的精神危机而写。它里面有一句话，我经常和学生上课时讲到这句话：什么叫生存？生存是绝对的冒险。即便当你觉得自己没有在冒险的时候，你其实也处于危险之中。只不过你自己不知道，你跟动物一样，永远是处于一种无保护状态之中。我们想用盔甲来保护自己，但其实这种保护是假的。所以托尔斯泰也说过，这个世界上有两种生活，一种是追求安全的生活，一种是追求真正的生活。真正的生活随时都会有风险，你需要付出。

有一本书对我走出这种困境的帮助很大，叫作《存在的勇气》。这本书是一位德国作家写的，叫保罗·蒂利希，他是一位牧师，但他是一位存在主义牧师，后来他去了美国。

关于存在主义，我们会读卡夫卡，读加缪，那么保罗·蒂利希是怎么解释这些作家的呢？他认为这些作家都到了绝望的边缘，他们替我们所有的人扛住了黑暗的闸门，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而他们不以危险为危险，他们不管危险的存在，不管明天就要死亡。他把这种勇气称为存在的勇气：不顾非存在的危险，敢于肯定自己的生命。

展讯

自8月20日至10月9日，“存在的决心：格非代表小说手稿展”也正在PAGEONE书店北京坊店展出中，欢迎来逛展、阅读、拍照、打卡、互动、聆听文字与音乐的声音。

时间：8.20-10.8
地点：PAGEONE北京坊店3F |北京市西城区前门北京坊东区E1楼

展览期间，在店内购买格非任何一部作品，都可以获得一款限量版周边：手稿复刻书衣 & 酷炫唱片透卡！

“存在的决心：格非代表作品手稿展”现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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