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荐文：战后日本现代化发展的依附性特征及发展制约（崔岩、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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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语录

（2024年8月30日）

真正值得我们效仿的，应该是那些既坚守自己做人做事的原则和底线，又能根据社会要求随时调整自己，努力去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人。能坚守自己的原则，这是对自己个人信仰和价值观的守护；能灵活地调整自我，这是对客观环境和世界的适应。两者缺一不可。

————〔中〕樊登《人生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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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现代化发展的依附性特征及发展制约

崔岩，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教授

富晨，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博士研究生

《日本学刊》2024年第3期；日本学刊

崔岩等认为，党的二十大报告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和主要构成，实现了中国现代化理论的重大创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发展道路。长期以来，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学习借鉴他国现代化的经验，中国学术界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发展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在重新赋予中国式现代化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特别定位及新理论内涵的今天，需要以新的视角和定位重新审视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问题。

（一）现代化研究相关问题的再思考

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产业革命的推动下开始了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现代化研究也由此展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再次引起了现代化研究的高潮，产生了狭义的现代化理论。西方发展背景下的现代化理论存在着偏重西方化、工业化等社会发展层面的倾向，没有顾及战后发展中国家在现实条件下的合理发展问题。“日本现代化论”的研究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直到二战前的现代化发展，确实有其成功之处，但也存在很多问题，因此日本是不是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楷模值得商榷。首先，二战前日本在政治领域的现代化探索并没有取得成功。日本试图构建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体制，但是由于国内深厚的专制统治传统的制约，非但没有建立有效的民主体制，相反形成了天皇专制体制，这也构成了日本走上军国主义对外侵略道路的政治基础。政治体制的畸形使得战前日本现代化走上了错误的道路，不仅中断了现代化的进程，还为战后现代化模式构建与发展留下了隐患。其次，二战前日本的现代化发展没有处理好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关系，急速的工业化过度使用了传统资源而严重侵蚀了传统体制，在缺乏坚实基础的民主制度发生动摇时导致了“制度空白”。

二战后日本现代化发展具有依附性特征。这种“依附”是相对的，即与发展中国家对其原宗主国的经济依附相比，日本对美国的依附基于政治外交，而且延伸至经济领域。比较研究各国现代化模式、路径与结果，当今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积累的经验，为创建非西方背景且包含当今时代特征的“新现代化理论”奠定了重要基础，期望本文的研究亦能对创建“新现代化理论”作出一定的边际贡献。

（二）战后日本现代化依附性特征的形成

1、美国对日政策重大转变背景下战后日本现代化的再起步

战败后的日本，经济受到重创，生产能力大幅度下降，加上海外人员归国导致人口大量增加，日本陷入了极度的供不应求和严重的社会混乱状态。在这种状况下，一方面日本政府大量发行债券以筹集资金促进生产恢复，另一方面美国对日本的物资支持对维护社会稳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要实现日本经济的自主发展，必须使其摆脱外部依赖、健全经济体制，并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

2、战后日本现代化体制的对外依附性：从政治主导到经济渗透

以发展经济为中心实现国家复兴，是战后日本发展战略的一个支柱，尽管它的推进是以国家实现独立为前提并且与政治外交密切关联和相互支撑，但在战后日本的发展战略中，其重要性显然要高于后者。日本大力推进经济中心主义的国家复兴路线而将国家的政治独立性放在第二位，表现为在相当程度上“政治与经济分离”的特征。这种特殊结构的国家发展战略的健全性是需要斟酌的。

（三）日本对美依附向经济领域的延伸

至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的经济发展都表现为与日美同盟之间的相对独立或弱关联性，日本比较成功地借助美西方国家的技术转移和市场，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发展并表现出应对国际经济环境冲击的韧性。进入80年代，日美经济关系的演变集中表现出日本政经发展对美国的依附。在相互的经济博弈中，尽管美日存在同盟关系，但是日本作为弱势盟国，表现出其对美依附性。

1、空前激烈的日美贸易摩擦与美国对日本主导产业的打压

在战后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其产业结构的演进和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日本相继在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具备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产业领域提高了国际市场的占有率，引发了日美贸易摩擦。20世纪80年代日美两国在汽车产业和半导体产业发生了罕见的贸易摩擦，日本在双方交涉中做出了重大让步，达成了贸易协定。

2、美国压力下的日本社会经济制度改革与宏观政策协调

日美经济制度方面的博弈，一方面表现在产业组织和企业制度等民间制度领域，如美国要求日本通过改变其“系列企业”制度等来扩大市场开放以增加进口美国产品；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美国要求日本改革其政府经济管理体制，放宽政府对微观经济领域的公共规制以更多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达到了战后发展的最高峰，并没有面临如美国那样的严重困难局面，但是现代化发展尤其是经济现代化对美依附性决定了其在美国的影响和压力下被迫卷入自由化改革中。进入90年代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和通货紧缩状态，基于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政策上升到主导地位。

3、日美结构磋商与构建国际协调型经济结构的失败

关于“前川报告”，以往的研究大都将其重点定位为“扩大内需”，即推动日本经济结构从“外需主导型”向“内需主导型”的重大转变。但笔者认为其内涵和意义远非如此。“前川报告”政策建议的更大格局是重新调整日本内外部经济循环在国民经济中的构成与作用，以提高国民生活质量为中心目标扩大内需，以产业结构调整、国际合作和市场开放建立新的开放合作格局。但是，这一时期日本推动经济结构战略转型，是在美国强力压制下被动展开的，而不是在洞察社会经济发展重大转折期的基础上自主确立的发展战略，其被动性和滞后性也导致了重大发展机遇的丧失。

4、从单一的政治依附到政经复合式依附

一般认为，战后日本与美国形成的安全保障协定及以此为基础发展的日美同盟，使得日本在国际政治、外交与防卫层面上形成了对美依附关系，而在经济发展方面，日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以自主发展的模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如前所言，在战后较长的发展时期，由于日本经济发展水平与美国存在着较大差距，日本难以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对美国国家利益产生冲击，因此日本对美国的经济依附性处于隐性阶段，只在局部或特殊时期有所表现。但是，无论是在国际层面还是在国内层面，一个国家的政治与经济都是不可分离的，某一时期出现的“政经分离”在环境发生重大结构性变化时会转为“政经结合”，或者双方矛盾斗争的重心从政治领域转向经济领域，从而使经济领域的对外依附显现出来。日本对美依附即从此前的单一的政治依附转变为政治经济复合式依附，而且依附结构在新的条件下对日本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制约。

（四）结语：正确选择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性

后发展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自主性与依附性的差别，在于能否依据本国的国情形成合理的制度体系并自主制定和推进发展战略与现代化进程。与日本不同，改革开放战略实施以来，中国一直在自主推进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尽管中国大力学习和借鉴国外经验，但都要将其同本国具体国情结合起来，探索符合自身条件的发展道路。同为后发展国家的中国和日本，各自选择了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和模式，通过中日现代化发展经验的比较，更加凸显了两国现代化模式存在的差异和战后日本现代化体系存在的内在缺陷，对发展中国家选择现代化发展道路和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选择自主型现代化发展道路并构建相应的体系结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

03

广而告之

（2024年8月30日）

大外交青年智库（GDYT）作为“全球大外交青年智库开创者及代言人”，立志“为中国青年提供向中央及地方政府部门建言献策的渠道和平台”，致力于“让壹亿中国大外交新青年的智慧和方案被全球看见”，“做好中国的智库外交、青年外交等民间外交工作”。“大外交”最早从2014年建设国际政治外交外事青年人才群，到2016年开始建设全国国际问题研究青年学者群，2018年开创付费社群模式，至今已建设成中国国际问题智库里具规模、具影响、垂直细分专业化程度非常高的人才社群矩阵（30个）。

“智库报告及思想共享群”系大外交智库（GDYT）创建，日更，为进一步给中国政府、企业、高校、媒体以及各类组织及个人等提供有价值的研究报告、分析报告、国别简报、每日信报、编译评议报告、时政分析报告、行业报告、产业报告、智库报告、政府报告、商业报告、经济报告、市场报告、品牌报告以及其他相关报告而组建的报告发布高端功能付费社群（￥1999/人/年）。

联系人：王盖盖 大外交智库（GDYT）创始人兼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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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记事

（2024年8月30日）

2024年4月26日，大外交青年智库（GDYT）受邀入驻河南日报报业集团顶端新闻，注册“大外交青年智库（GDYT）”官方账号并加V认证。5月30日，“大外交青年智库（GDYT）”顶端新闻官方账号发布第一篇文章。6月4日，“大外交青年智库（GDYT）”顶端新闻官方账号推文总阅读量突破1万；6月11日，推文总阅读量突破10万；6月18日，推文总阅读量突破20万；6月25日，推文总阅读量突破30万；7月1日，推文总阅读量突破40万；7月8日，推文总阅读量突破50万；7月14日，推文总阅读量突破60万；7月21日，推文总阅读量突破70万；7月27日，推文总阅读量突破80万；8月3日，推文总阅读量突破90万；8月12日，推文总阅读量突破100万；8月24日，推文总阅读量突破110万；截至8月30日22时整，推文总阅读量突破116万。

05

（2024年8月30日）

大外交青年智库（简称“大外交智库”）（Glory Diplomacy Youth Think-tank，Glory Diplomacy或GDYT）是一家创办于2017年的以外交安全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社会/青年智库，总部在中国深圳，是深圳首家非官方外交安全智库、中国首家青年智库，创始人是王盖盖。GDYT一直坚持“只有修炼好内功，才能放心去实战”的发展理念，从2017年创始初期稳扎稳打，于2018年成立青年原创评论组（于2022年改组为《智本青析》编辑部）并创办《智本青析》电子刊至今；2019年在海南开设分支机构即海南大外交学会，同年成立青年发展研究中心，该中心在2019年创办“大外交青年发展与实践启航项目”研修班至今，在2021年创办“世界青年菁英坊《早点知道》讲座项目”至今；2020年成立应试就业研究中心并创办《真题解析》付费专栏；同年7月，成立外交外事涉外安全决策咨询公司，集中研究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海外利益分析与保护、青年外交与青年发展、区域国别与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与全球治理等事务；2021年成立外文编译评议组并创办《大译编参》电子刊至今（该编辑部于2022年创办《每日信报》微电子日刊），同年成立区域国别研究中心（该中心于2022年创办《新国别简报》栏目）；2022年成立世界外交数据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该中心于2022年创办《鸿士论天下》栏目）、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党的理论创新研究中心，并合并所有专访项目（青坊谈、最有影响力人物访谈、21世纪中国外交天团、学人专访等）整合为《与名人对话》栏目，组建“青年智库特种部队”全职高精尖部门和全球范围内的“大中华菁英圈”，开启“Smallibrary·小书屋”全球青年阅读挑战计划（该计划于2022年创办《智库书屋》栏目），运营新知太学（网络）书院（该书院于2022年创办《线上共读》栏目）；2023年，成立全球创业研究中心、全球湾区研究中心、跨国公司研究中心、海外利益研究中心、数字经济研究中心、海洋治理研究中心、基式外交研究中心，在香港开设分支机构“香港大外交学会（GDYT HK）”，创办“华湾国际创业发展新菁英汇”国际人才交流平台等。GDYT从2021年以来，多次举办全国（含全球）青年国际问题学术研讨、政策分析与思想交流等活动，如“国际问题研究型青年智库发展模式探索论坛”、“新型国际问题青年智库建设与发展论坛”、“国际关系青年辩论赛”、“国际关系青年辩论赛最佳辩手论坛”、“世界青年菁英坊《早点知道》系列讲座”、“国际问题/区域国别学术研讨会（GDYT·ISAS）”系列活动、“《与名人对话》系列采访活动”、“《鸿士论天下》系列讲座活动”、“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高端论坛与菁英论坛”、“华湾国际创业发展新菁英汇”系列活动、“GDYT与国际知名学者对话”等等。自创办以来，GDYT一直致力于“让壹亿中国大外交青年智慧与方案被全球看见”，聚集全球各地有志青年为实现个人、企业、社会、国家和世界和平发展而奋斗，至2021年底，已发展成集专家顾问、研究员（含高级）、特约研究员（含高级）、助理研究员、编译评议员、时政评论员、实习生、志愿者等全方位国际人才体系（200人）的样本标杆青年智库，聚焦中国与全球大外交领域青年的原创方案、发展计划和外交延伸等助力与服务，在“对照全球外交发展、对接世界高端智库、对比新型平台建设”的三原则指导下，为中国的外交与安全发展贡献青年力量和方案，为政府、企业、智库、高校、非政府组织以及个人都有提供过咨询服务，被海内外青年誉为现代智囊的“青年精英大脑集散地”，是全球新型外交青年智库的开创者和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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