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邹城“十六坊”

□孙葆元

古邹县(今邹城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千年古县，也是邹鲁文化的发祥地和战国时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孟子的故里。

据明代嘉靖年间《邹县地理志》记载：“地方二百余里。纵广七十里，横一百五十里。东南至滕，西至鲁齐，北抵泗岱”。

明代，在古邹县县城，曾经耸立着十六座牌坊。

第一坊是“三迁坊”，位于古邹县城南门外，是为了纪念“孟母三迁”。为了让儿子受到良好的社会环境影响，孟母三次迁移住址，“一迁”是躲避荒芜入心，“二迁”是规避粗暴世风，“三迁”是到学庠附近。“孟母三迁”的传说，在两千年前就揭示了外部环境对儿童成长的影响。

“三迁坊”旁边是一座“断机堂”，汉代韩婴写的《孟母戒子》中说：“孟子少时诵，其母方织。孟子辍然中止，乃复进。其母知其喧也，呼而问之曰，‘何为中止’？对曰，有所失。复得其母引刀裂其织，曰；‘此织断，能复续乎？‘以此戒之。”这段话的意思是，孟子少年时在母亲的机杼旁读书，机杼突然中断。孟母就问他，你为什么不读了？儿子说，吵得记不住了。于是孟母拿起一把剪刀把织就的布匹剪断，以此示意半途而废的后果。孟母以这种言传身教，成就了一位儒家的先驱。这里是孟子幼年的住所，“三迁坊”现在继续讲述着古老的家教故事。

在古儒学大街西端，立着两座牌坊，分别是“攀桂坊”和“进士坊”。两座牌坊表彰的是同一个人，他就是邹县举人冯瑾。冯瑾于明永乐癸未年间考取举人，因此县衙立“攀桂坊”。次年，冯瑾于永乐甲申年考取进士，又立进士坊。两座坊一前一后并立，冯瑾的家就在坊门后面。

明代，在邹县县街东首，立着第二座“进士坊”，是为了表彰举人姚昇而立的。姚昇是永乐甲午年举人，永乐乙未年考取进士，因此县衙为他立了第二座坊“绣衣坊”。“绣衣坊”在按察分司东首，姚昇也是“一人二榜”的佼佼者。

第六座坊是“青云坊”，立在城西门外，明永乐癸卯年，此间学子张晖考取举人，县衙为他立“青云坊”，予以表彰。张晖后来出任浙江嘉兴县主簿。

第七坊与第八坊又是一人双坊，第一座名为“登云坊”，在儒学街东首，另一座在县衙西，是第三座“进士坊”。坊的主人叫王举，成化乙酉考取举人，因此立“登云坊”。王举于明成化乙未考取进士，登上“谢迁榜”。王举后来出任直隶赣榆县知县。

第九座坊是位于县衙南端的“步蟾坊”，表彰的是明成化辛卯举人付纲，此人后出任黄冈县知县。

第十坊是“攀龙坊”，位于城东大街，居住在此间的士子赵廷麟在明成化丁酉年考取举人，因此立坊，赵廷麟后出任江西都昌县知县。

第十一坊是“世科坊”，位于城西大街，表彰明成化丙午举人付汝励，他中举后出任河南嵩县知县。

第十二坊是“双桂坊”，在邹县儒学大街东，表彰的是一对兄弟李之彦、李之英。立坊的时间志书没有记载，兄弟两人在同一年双双入第，可称是一桩喜事。

这十二座牌坊，立于明代邹县的街衢巷陌之间，何等壮观。这十二座牌坊都是学士坊，是学子们悬梁刺股筑起来的前程之门。人们走过这一道道由牌坊构成的门，都会想到诗书的尊严。

邹县是“亚圣之城”，把学业推举到至高无上的境地，凡考取举人者皆立坊表彰，从中可以看出这个地方的文风、世风。

明代邹县第十三座坊“澄清坊”和第十四座坊“宣化坊”分别立于县署东西，是公署的两道“衡门”。衡门是“序门”，进入“序门”就进入礼教、伦理的规范。

第十五坊是“城隍坊”，立在城北街布政分司右首，是一座衡门，坊后就是城隍庙。

第十六座坊是“亚圣坊”，在南城门外、孟子庙以西，是孟庙的界首之门。

牌坊是中华传统建筑中的古老制式，特征是两根立柱支起一根横木，横木上刻字，被柱木高高托起，世人所见、立德立威，由此完成了社会的旌表作用。这种制式最初叫“衡门”，《诗经·陈风·衡门》就说：“衡门之下，可以栖居”。唐代衡门大量出现，白居易《赠元稹》诗中说：“衡门相逢迎，不具带与冠。”这里的衡门应该是公署大门之外的牌坊，白居易出门迎接同样为朝廷官员的元稹，不穿官服、不戴冠冕，表现的是老朋友之间的随意不拘。

另一个在诗中使用了衡门的诗人是唐朝宰相李德裕，他历经唐宪宗、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四朝，两度拜相。他留下诗句：“稚子候我归，衡门独延伫。”看来他的府宅前是设立衡门的，这句诗说的是，小儿子独自站在衡门前，等父亲下朝归来。这句诗也告诉我们，在中国古代，高官门第也是可以立衡门的。

衡门的制式发生着变化，承载的文化使命越来越丰富，汉代被赋予祭祀的功能。《晋书·志第九·礼上》记载：“汉兴，高帝亦立灵星祠。”

宋代是中国牌坊的成熟期，有十余座留存至今，它对民风的引导意义与邹城牌坊的设立初衷是一样的。

明清两代是牌坊的盛期，除了用于表彰科第，还用来旌表烈女、忠孝、节义，朝廷则用来表彰政德，邹城“十六坊”就诞生在这一时期。

现在的邹城“三迁坊”金碧辉煌，屹立在文圣路上。

（本文作品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辞赋》社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