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汀的风格不是一种设计 而是天然的、饱满的生命力

1994年，《低俗小说》横空出世，一个叫昆汀的毛头小子给代表着电影艺术最高殿堂的戛纳，带去了一部让欧洲精英知识分子震惊、讶异、无法归类，却又欲罢不能的另类电影。最终，这部金棕榈加冕的“低俗”电影，成了邪典电影经典。那时正在为大学电影俱乐部这周放什么片子发愁的我们，淘到了它的盗版碟，如获至宝。至今都记得影碟封皮上留着波波头的乌玛·瑟曼，细长手指夹着烟，小腿翘起趴在床上，眼神迷离而诱惑。

自那以后，昆汀在我们的影迷生活中占了一席之地，可其实和大多影迷一样，我们对《低俗小说》的感受，无非停留在津津乐道于其剧作结构的天才设计；以及文森特和米娅的扭扭舞、布奇因为突然跳起的吐司一枪轰了马桶上的文森特等这些神来之笔。

峰回路转，因为《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世界》这本书的翻译，和昆汀再次结缘。感谢丛书主编仝晓锋导演的邀请，和商务印书馆丛晓眉主编的信任。借着这本书，我们才真正进入了昆汀的电影世界。

一 我的电影是个人化的

痛苦地个人化

《低俗小说》借多部曲小说的手法，给了电影一种新的结构时空的可能。用现在的话说，昆汀玩的是跨界混搭，可仅仅靠这样一个概念是无法完成原创的。读了这本书才知道，借小说手法做一部电影的创意，竟然是他在录像租赁店（“影像档案”）工作时期（约1985开始）就有了的。一个创意成长为一部电影，中间跨越了近十年之久。创作，就是一种生命力，一种无论如何都要破土而出的力量，一种饱满，一种兴奋。

昆汀出身草根，录像租赁店就是他的电影学院，他完全是生活在自己的电影宇宙里，何止饱满兴奋，简直就是嗨。从大量的电影里，他学的不是语法，而是语感。戈达尔式的，梅尔维尔式的，周润发式的……

“在拍摄《被解救的姜戈》时，昆汀告诉摄影师理查森：‘拍外景，就是赛尔乔·莱昂内和赛尔乔·科尔布奇，内景，特别是坎迪的大宅里，就是马克斯·奥菲尔斯。’”

之前，觉得昆汀的创作更像是拼贴，是大胆的拿来主义，所谓“好的艺术家复制，伟大的艺术家偷。”然而创作，直面千万观众共同凝视的电影创作，仅靠混搭拼贴的技巧，聪明，和街头听来的地道的对话，是否可能？

“我的电影是个人化的，痛苦地个人化，但我从未刻意让你知道，它们到底有多个人化。”他说，“我要做的是让作品个人化，再把它隐藏起来。只有我或了解我的人才知道，它是多么的个人化。《杀死比尔》是部非常个人化的电影。这不关其他人的事。这是我的工作：挖掘它，创作它，再把它隐藏在类型中。”

书中，读到小昆汀的成长经历 ——还没出生，母子二人就被生父抛弃，一位与小昆汀玩得特好的继父，也最终离开了他。成长中“父亲”的缺失，使得昆汀对“父亲”形成了极为复杂的情结。于是瞬间明白了他说《杀死比尔》是“痛苦地个人化”，究竟是何等的痛苦。也就明白了他的《杀死比尔2》，为何那么冗长纠结，明白了他在新娘身上，寄放着多少浓烈的个人情感。新娘万里追杀，血流成河，与其说是复仇，不如说是了结。

这样，昆汀电影里的暴力，就不难理解了，它不是为展示暴力而暴力，更不是以暴力来迎合观众（和用性来迎合观众一样low）。暴力在昆汀的电影里，更多是一种强度，是一种情感（仇恨）或者癖好（施虐）强度的呈现，而血浆，自然成为了呈现这种强度的工具。所谓“暴力美学”，在此成立。（从另一个角度，昆汀是纯正的美国式的，爱恨情仇简单浓烈，暴力是饱满的，大开大合。）

说到底，创作者真正的力量来自于对自身生命经历、情感的加工酝酿。也唯有对生命本身体验的强度和深度，以及由此而来的生命认知，才为创作赋予了真正的生命力。

二 每个人都是他们故事的主角

回到《低俗小说》，黑帮，与我们的日常似乎很有距离。可是剥去这些小人物的黑帮外衣，真真切切是些生活中的芸芸众生，带着粗粝的生活质感。现实世界里枪会走火，人要小便，倒霉事一桩接一桩。黑帮，抢劫、收账、内讧……多少更像一个布景，一些服装道具，小人物们纷纷扮上了，张牙舞爪上了台。那是属于他们的故事，每个人都是他们故事的主角。

特拉沃尔塔与米娅跳着扭扭舞，他不是作为大明星，而是带着小人物的谨慎与忐忑，却又掩饰不住能与美女共舞的得意与享受，那是属于文森特的华彩篇章。各色人等带着主角光环华丽登场，却在别人的故事中忽然又成了配角，匆匆谢幕。舞台中央、玩得最开心的、大个子、长手长脚有点笨拙的家伙，就是昆汀。

作者在书中评论道：“埃尔莫·伦纳德（昆汀最喜爱的作家）和昆汀·塔伦蒂诺有很多共同点——关注底层市井生活、精彩的对话，以及对人类生活戏剧的荒诞主义处理。”

昆汀的创作是类型化的，他发自内心喜欢类型片。类型片就是他沉溺其中的世界，将这个世界的零件打散重组，是他最热衷的游戏。正如孩子们沉溺于乐高，一定要搭出点好玩的、新鲜的、与众不同的……游戏没有目的，游戏本身就是目的，沉浸、自足。这是昆汀大孩子乐高游戏的核心，也正是这样的创作过程，让昆汀的电影与普通的类型片拉开了距离，拥有了奇迹般的代入感，让观众能跟着这些人物，在人物间自由跳跃，完成自己的心灵游戏。

即使他后期最像普通类型片的几部电影，如《被解救的姜戈》《八恶人》，也依然有着自己强烈的特质。特有的人物、结构、高潮处理，处处散发着一个天才的魅力。

《八恶人》最初的想法：“要是一个片子里没有主角，只有这帮绑匪会怎么样?没有英雄，一间屋里只有一群穷凶极恶的家伙，讲着自己或真或假的来历。用暴风雪把这帮家伙困在一间屋里，给他们枪，看看会发生些什么。”一个天才的灵感火花。

三 昆汀之于美国电影，恰如亨利·米勒之于美国文学

众所周知，昆汀是超级影迷，平均一年看200部电影。可这个成长于“电影工业郊外”的家伙对电影的认知与涉猎，跟我们汉语世界里的普通影迷可太不一样了。在他眼里，电影只分好坏，没有出身的高下。他的收藏架上，新浪潮、B级片、西部片、独立小制作、早期电影、功夫片、各种奇怪剧集……全部是并排放着的。所有这些，全部是昆汀灵感的弹药库、培养皿，是他那些人物的幕后故事和喋喋不休的语境。感谢作者汤姆·绍恩，这位英语世界最优秀的电影写作者，带给广大汉语读者一个广阔的视野，让我们一窥世界电影工业、美国文化，以及全球流行文化产业全面展开的图景。作者文笔轻盈辛辣、时而硬核，读来如看昆汀电影一般，很过瘾。

当然，作者始终聚焦的，是昆汀作为一位创作者和他的创作历程本身。书中特别提到他跑到阿姆斯特丹去写《低俗小说》的剧本，只带了一箱书，塞满犯罪小说和阿奈斯·宁的日记。这个细节很有意思，阿奈斯·宁的日记写的是她与成名前的亨利·米勒及其妻子琼，还有自己丈夫的多角情欲关系（1990年被拍成了电影《亨利和琼》）。这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昆汀写出米娅这个人物，以及她与黑帮老大丈夫和文森特的三角关系呢？不得而知（他在《低俗小说》里启用了饰演琼的乌玛·瑟曼和饰演阿奈斯的玛丽亚·德·梅黛洛）。不过，这倒是引发了一个有趣的联想：昆汀之于美国电影，或许恰如亨利·米勒之于美国文学，亨利肆无忌惮的性，在昆汀这里是肆无忌惮的暴力。两人浑身散发着的，是底层美国饱满的地气，和蓬勃、不羁、混账的生命力。

《落水狗》在电影节首映时，曾被当场质疑影片的暴力，昆汀站起来回怼:“我不了解你，但我喜欢暴力电影。我觉得‘詹姆斯·伊沃里’那种狗屎电影才是冒犯。”是的，《霍华德庄园》《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确实不属于地道的美国，至少不属于昆汀浸泡其中的美国文化——不是欧洲贵族式的细腻心理与压抑，而是枪、牛仔、生死对峙，是黑帮、复仇和兄弟情谊。

塔伦蒂诺式(Tarantinonian)，如今早已成为了形容词，他反过来影响着塑造了他的美国文化。或许仍有影评人在使用这个形容词时意带讽刺，可在全世界无数的影迷心中，这个形容词，就是一种独一无二，就是一种风格，一种酷。

■ 结语

“在《八恶人》上映前的最后几周里，塔伦蒂诺‘坐立不安’。圣诞节那天，在托兰斯的德尔阿莫购物中心——他年少时常常看电影的地方，塔伦蒂诺在一场上午11:00的放映快结束时钻进影院。

‘我看了最后一章，'他说，‘刚进去里面一片漆黑，啥都没看见，然后银幕上一个塞缪尔·杰克逊的特写，戴着他的白手套，手套把剧院稍微打亮了点，我一看，天哪，竟然满座。圣诞节当天！我出来待在一家汉堡店里，看着人们走出影院，抱着他们的纪念图册，看得出他们很喜欢这部片子。没想到看人们抱着他们的《八恶人》纪念册散场回家，我竟然会那么感动。’”

昆汀的感动让我们感动，一位已经获得如此成就的导演，依然能为最普通观众的认可而感动不已。书中有一句评价：“他是一位始终把自己当作前排观众的导演”。何等的简单、朴素。

“哪一天我不再想为了电影付出一切，也就到了我该退出的那一天。电影不是一个可以兼职的事，它是我的生命。”

热爱本身就是一种生命力。翻译这本书，我们也有幸第一次那么近地走到昆汀身边，跟着一起，经历他创作的挣扎与焦灼，幸福与狂喜。

我们在想，在AI技术突飞猛进，迟早超越人类的今天，人类何为？或许尼采的预言是对的，艺术，将是人类的唯一救赎。昆汀就是这样，他在电影创作中救赎了自己，也创造了自己。希望读者们和我们一样，能借着这本书走进这位电影天才的创作世界。在哪个领域，能不能成为天才，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能享受其中。因为在创作中，我们将遇见更好的自己。

责编：孙小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