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丁盛患上肺炎，请钟南山院士来医院会诊，丁盛：我可能要走了

1999年9月底，在广州某医院的一间病房中，时年86岁的开国少将丁盛正面临他人生的最后几个小时。这位从红军时期就参加革命的将军，一路走过反“围剿”、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后又曾经参加入朝作战、进藏平叛、对印自卫反击，一路立下了辉煌战功。因此他的肺部病情受到了广州军区的极大关注，为他协调了最好的医疗资源，巧合在于，主导会诊的医生中还有一个在数年后名闻遐迩的名字——钟南山院士。

丁盛：“我可能要走”

这样两个经历时代不同、所处领域不同的名字，是怎么会产生交集的？一切还得从1999年的那间医院病房说起。

当初的那家医院，与广州干部疗养所关联颇深，因此多年来都有不少老革命老将军，由这里负责诊治、在这里接受治疗。

然而在1999年的这一天，病房外却弥漫着一种安静而沉默的气氛。守候在房间外的亲人、朋友、老部下一个个屏息静气，等待着病房内的检查诊治告一段落，等着医生走出门来。

这位医生此时五十多岁，正是富于经验、体能精力也仍在高峰的年纪，他看到家属们充满希冀又不乏担忧的眼神，也只能用平静且专业的语气加以回答。

医生对家属们说——你们进去，看看他吧。

病床上的老人白发苍苍，已经到了八十多岁的年纪，他大概也意识到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容乐观，断断续续说出了“我可能要走”的话语。

事实证明病人的预感是正确的，几天之后，这位老人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一段里程，溘然长逝。

这位老人就是开国少将、曾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军长的丁盛，建国后曾经在新疆军区、广州军区和南京军区担任过司令员。

从1982年开始，丁盛卸下了和部队相关的工作任务，此后便主要居住在广州。进入九十年代后，由于丁盛年事渐高、身体状况大不如前，广州军区考虑到应当由他的家人晚辈同住照顾，便给曾经的老领导安排了一套三居室的大房子，其他诸如生活、医疗等方面也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丁盛在1999年突发肺炎，军区听到这个消息后，便联系了不少有名的医生，到医院为他会诊。而钟南山自1981年完成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的深造后，谢绝英方挽留回到国内，一直都在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工作。他于1996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正是这一领域最负盛名的专家之一。此次他作为医学专家，被邀请为丁盛会诊，这也成了钟南山与这位开国将军发生交集的契机。

受邀会诊的院士专家

比起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的革命先驱，钟南山本人的成长经历相对更加安稳平静。他的父亲钟世藩从协和医科大学毕业后继续深造，后来成为中山医科大学著名的儿科专家，母亲同样也在中山医科大学任职，是广东省肿瘤医院的创始人之一。

有了这样的家学渊源，钟南山很自然地也走上了学医从医的道路。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为解决我国慢性支气管炎发病较多、需要群防群治的问题，钟南山进行了大量的临床实践，他不断深耕总结，拿出了令业界和同行都加以重视的论文成果。其中，与侯恕副教授合写的相关论文在国家科委举办的科学大会中拿到了一等奖，这也成为他赴英国爱丁堡大学深造的契机。

在不少人看来，能够进入高级别的跨国交流圈子，本身就是专业上获得极大成就的证明之一。但钟南山本人却并未就此止步，他谢绝了来自英方的挽留返回祖国，一直在呼研所工作。

1999年受邀前往为病情出现反复的丁盛将军会诊，本来也是钟南山身为专业医生的职责之一。但在此时，他个人的声望和知名度还并没有到达顶点。真正让他的人生发生巨大转折的事件，发生在四年后的“非典”期间。

疾病最早爆发于广东，他本人在医学界的专精领域又正是呼吸科，这也使得原本名声在业内的钟南山被推到了台前。十七年后，“新冠”来袭，人们又一次想到了曾经站在“非典”最前线的他。这位医学专家为疫情防治作出的贡献，将永远被他的祖国和人民铭记。

丁盛的革命道路

开国少将丁盛出生于1931年，成长在江西于都的一个贫民家庭。在他十七八岁那几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各路“围剿”，中央红军转移到了他的老家一带。他亲眼看到了红军带着老百姓打土豪分田地、轰轰烈烈搞土改的场景，感到惊叹震撼的同时，也逐渐埋下了参加革命的种子。

出于为穷人谋出路的想法，他成为了红军的一员，最初加入的是共青团。后来他与王稼祥有了一些接触，王稼祥认为这个年轻人做事情很是细致周密，虽然阅历还浅，但对于革命事业却十分投入，也有自己的一些理解和想法。于是在王的指引和推荐之下，丁盛不久便由共青团转入共产党，成为一名正式党员。

在江西根据地，他先后亲历参加了著名的五次反“围剿”斗争，又跟随大部队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率部转战于晋冀等地，为边区的抗日反顽斗争作出不少贡献。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丁盛成为东北野战军的一名师长，这个纵队也是后来解放军第54军的前身之一。

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后，解放军在湘南地区与由白崇禧指挥的国民党军对峙。当时担任135师师长的丁盛果断地抓住了稍纵即逝的战机，甚至不惜违反上级制定好的作战计划，率领全师深入敌后进行突袭。

这个操作令敌军阵脚大乱，也为解放军随后获得这场战役的全面胜利奠定了胜机。这一战之后，丁盛和他所指挥的135师名声大震，上级对他投注了更多的信任和重视。到了1952年底，中央军委下令，在广东惠阳将原本的第45军和第44军部分部队合编成为第54军，这两部分部队的前身又是东北民主联军的七纵和八纵。

早有带队渊源，能力又受到认可，丁盛成为了第54军组建后的首任军长。这支部队被视为“能打能抢、两头冒尖”的尖刀，能打多种条件、风格不同的仗，有“智勇王牌”的称号。

对印反击，瓦弄之战

新中国成立后，在朝鲜、在西藏的若干战事以及对印自卫反击战中，都有丁盛及其率领的54军的身影。在当时的川藏一带，他被人称为“丁指”，也留下了种种关于战场的传说。

曾有参加过“瓦弄战役”的老兵回忆，1962年下半年，54军130师接到命令，奉调前往迎击印度入侵者。当时的作战任务由军长丁盛亲自指挥，目的是将印军逐出国门。

之所以选择这支队伍，也是因为该师此前曾经进藏平叛、帮助解放农奴，因此在藏民中间有着很好的群众基础。此次部队有一万余人进入战斗前线，身后就有两万多位藏族老乡帮助进行后勤运输、修桥修路等等工作。

瓦弄战役的进程十分激烈艰苦，由于地形复杂、敌人顽抗等原因，130师共有400余人牺牲。等到战斗初步告一段落，敌军的地堡群、火力点基本被清除，解放军却发现被击毙击伤的敌军仅有数百人，这和此前情报显示的敌军人数并不相符。

靠着丰富的实战经验和战场直觉，丁盛很快便判断出：尚有残敌正处于隐藏或者逃窜的状态之中。他在前线简短地召开了一个会议，对敌军去向进行归纳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这次的敌人以雇佣兵为主，连进入战场的方式都靠空投，所以必然对地形不熟悉，一定是混乱地各自逃散，躲进了附近的山林里。

针对这样的情况，参战部队立即以连为单位展开搜山，果然不出所料，在附近的山林里搜出了几千个躲避的敌军。有的连队光是这一波搜山，抓到的俘虏都差不多够一个连的数量了。

这场战斗打得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解放军已经进入搜山打扫战场的阶段，但印度军方仍然毫不知情，还在命令飞机向原先的阵地空投各种生活物资。当时的解放军战士一见白茫茫的降落伞出现，都互相欢呼，说“敌人给我们送吃的来了”！

入朝作战之后

从1953年7月，丁盛率部入朝，开始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他所率领的部队主要与南朝鲜军作战，曾经对敌方“首都师”等部队造成重创，歼敌两万余人。

在随后的金城战役中，丁盛所部与兄弟部队通力合作，共歼灭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五万余人。这一战役拉直了金城以南战线，将我军控制区域向前推进了160多平方公里，有力促进了朝鲜停战的实现。

返回国内后，丁盛曾经调到新疆、广州等军区，担任司令员、副司令员等职务。通常情况下，由少将担任军区正职的例子并不太多，但丁盛恰恰是其中之一。1968年他接到调令，由新疆军区调任广州军区时，仍然被不少人认为“资历尚浅”，当时广州军区的三位副司令，论资历都比他要深。换句话说，他的职务定位其实多少有些“破格拔擢”的味道。

这足以证明党和中央对他才干的看重。七十年代中期，他还当选了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从广州调往南京之前，毛主席在接见时曾告诫丁盛，知道他的心脏不好，“要注意休息”。

结语

也正是因为身体原因和其他一些因素，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丁盛就离开了自己的岗位，不再承担相关工作。虽然如此，军区仍然给他提供了师级干部待遇，想方设法让他的生活和健康获得更大保障。

1999年的那场大病，固然有病情本身十分凶险的因素，但就自然规律来说，当时的丁盛将军已经86岁高龄，身体机能早已不能和年轻人相比。因此即使专家们都拿出了最好的治疗方案，仍然未能挽回病情，病人还是在9月25日安详地离开了人世。

参考信息：

《1962年，我参加了捍卫国门的战斗》；文史博览·文史；2014年8期

《54军：智勇霸王军》；党史天地；2015年33期

《医者钟南山》；南方人物周刊；2019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