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应忘记她：一个柔弱女作家，牺牲名声和爱情，打入日伪内部

作者：马驽

书接上回。

关于“四大才女”，有多种说法。本文采用的是“张爱玲、潘柳黛、苏青、关露”四名女作家。民间口碑，无疑夹杂着个人好恶，有谁没谁，不用去计较。我们的着眼点，是向为中华民族作出奉献和牺牲的先辈致敬。

关露在抗战几年中，打入敌人内部，忍辱负重，却被人误解。她的命运将如何呢？

六、有苦难言

关露按照组织安排，顺利地接近了“魔头”李士群。之后一两年时间，关露周旋于汪伪集团的官太太们中间。她既不会抽烟，也不会喝酒，也不会打麻将。但任务的需要，逼迫她经常陪着这些太太们逛商场，看她们疯狂买买买；陪她们进美容院、影剧厅，看她们欢天喜地；麻将桌边，看她们一掷千金……

对于一个喜欢安静独处，默默创作的女作家来说，关露内心的痛苦，用言语难以形容。更让她痛苦的是，每次同这些汪伪官太太走在商场里或马路上，同胞们投来异样的目光，让关露异常憋屈。最最让她痛苦的是，同志和朋友们对她产生误解，而她要遵守组织纪律和对潘汉年的承诺，只能缄口不言。

关露曾是“左联”旗下“中国诗歌会”成员。抗战爆发后，留在上海“孤岛”的进步诗人成立了“上海诗歌座谈会”，每周聚会一次，交流创作心得，诵读自己的作品。关露又积极参加了这个座谈会。瞿秋白曾经翻译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的诗作《茨冈》，未能完成就离开上海，1935年就义于福建长汀。关露为纪念瞿秋白同志，续译了《茨冈》后半部分，并在活动中上台朗诵。

这些有意义的活动，对关露来说，是莫大的安慰和精神支柱。可惜，她进出76号不久，组织上通知：隔绝关露。

据蒋锡金（著名诗人，当时任诗歌会负责人）回忆：“有一天，党小组长戴平万忽然对我说：‘现在正式通知你，你们和关露的联系要切断。’我问：‘怎样切断？’他说：‘第一，开会不通知她；第二，不和她来往。’”

关露知道被诗歌会“抛弃”后，万分委屈地找到老朋友许幸之（著名导演、画家）。关露一个劲儿地用手绢擦眼泪，说：“（蒋）锡金不应该误解我，我是有组织任务才去的。”许幸之只好安慰她：“你要坚强起来，努力完成任务。文艺界的朋友误会你，但终有一天会真相大白，他们会理解你的。”

许幸之为关露抱不平，去责问蒋锡金：“为什么要隔离关露？”蒋锡金批评许幸之：“这是组织的决定。你不应该把我的话转告她，她也不应该把组织布置的任务告诉你，你更不应该来责备我。”

蒋锡金私下十分同情关露。有一次他和楼适夷（著名作家、翻译家）散步，路过关露的住处（关露这时仍借住在王炳南、王安娜家），忍不住约楼适夷一起去看望了她。

他们告辞出来，关露乘着夜色一直把他们送到弄堂口。临别时关露忽然说：“锡金，我已经把你的住址忘了。”蒋锡金郑重地回答：“谢谢你。”

他俩目送关露踽踽独行消失在弄堂里。楼适夷不解地问：“你们刚才打的什么暗语？我都听不懂。”蒋锡金叹道：“关露以前去过我家，她现在从事危险的工作，如果遭遇不测，她绝不会牵连危害到我，所以我对她表示谢意。”

七、潘汉年出马

经关露长时间联系和试探，组织上基本摸清了李士群的思想动态。简而言之，李士群就是想“脚踏几只船”，多给自己留出路。李士群新任“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权势急速膨胀，如日熏天。加上“清乡”将危及新四军安全，组织决定，由潘汉年直接同李士群联系，获取日伪“扫荡”的军事动向。

以李士群之精明，早就明白关露的身份。他要关露传递信息，主动提出同中共负责人面谈。一切水到渠成。经袁殊引介，潘汉年同李士群见了面。

潘汉年亲自出马，最高兴的是关露，她卧底76号的任务总算结束了。她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向好朋友许幸之吐露。许幸之回忆：“关露忽然出现在我的小客厅里，一坐下来就对我说：‘我们党真伟大啊！他以义正辞严的话，对李士群晓以大义，指出他的唯一出路，就是真心诚意地为我们工作。说得李士群哑口无言，服服帖帖，表示今后一定要为党为国效劳，将功赎罪。’我问她：‘是潘汉年亲自来了吗？’关露回避了我的问话，只是再次重复：‘党真有办法，只凭三寸不烂之舌，就使敌人俯首帖耳，心甘情愿地为我们效劳。’说完拿起手包站起身说：‘我得走了。’”

关露想离开上海，到延安去。她的申请被组织驳回，并交给她又一个任务：打入日本海军部主办的《女声》杂志当编辑。

八、特殊信使

《女声》的社长和主编，是日本著名女作家佐藤俊子。她在日本文学界享有较高的声望，日本大使馆和海军部邀请她出面办刊物。佐藤算是日本左翼人士，她同情中国人民，对军国主义侵华有所不满。所以《女声》的基调，是谈妇女方面的话题，比较中立——有没有文化侵略的成份呢？答案是肯定的。

《女声》从1942年5月在上海出版，到日本投降前停刊，大多数是由佐藤主编。1945年4月，佐藤突发脑溢血去世，后面几期由关露主编。

担任编辑期间，关露还遇上一件大事：1943年8月，在日本东京举办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会议”，日本大使馆和佐藤推荐关露去参加。

关露不想去。她明白，自己本就“名声”不好，如果再去东京，坐实了“汉奸”罪名，很难洗涮掉。

这时党组织指示她前往东京参加，并交给她两个重要任务。关露不得不去。以后的经历表明，她的担忧成了事实。“汉奸”这顶大帽子，压了她数十年，使她受尽屈辱苦难，直到去世。甚至到了八十年代，不明真相的海岛专家，在撰写《抗战文学史》时，仍把她列入“落水作家”行列。

这里顺便提一下张爱玲。1944年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会议”在南京举行，向张爱玲发了邀请函，名单刊登在报纸上。张爱玲写信推辞了，没有去，但后来社会上仍把此事当作张爱玲“文化汉奸”的罪证之一。张爱玲虽多次辩白，却难以堵住悠悠之口。

说回关露的两大任务。第一个任务是带信。潘汉年派人送来一封信，叮嘱关露务必交到日本左翼人士、帝国大学秋田教授手上，不许遗失，不许转手。这封信，是流亡在中国的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冈野进写的，是关系到恢复日本共产党内部联络的重要信件。

第二个任务是观察。秋田教授安排了几个中国留学生来与关露座谈。学生们对关露说，日本最豪华的帝国饭店，供应的肥皂只有薄薄的一片，是从整块肥皂上切下来的，两天配给一小片。从日常生活的细节可以看出来，长年战争已经使日本到了油枯灯尽的地步。

这些重要的战略情报，回国后关露写成报告，秘密向组织作了汇报。

令她闹心的是，作为《女声》的记者，不得不写大会报道。关露一路上装病，写的报道避重就轻，大谈人文风光、会场装饰这类无关紧要的东西。

会议要求关露发言，指定题目是《谈谈大东亚共荣圈》。关露知道，这是绝对不可以做的。她向大会提出：“我是搞文学的，不懂政治，这个题目我不会讲，如果要我发言，我只能谈谈有关妇女问题。”日本人让步了，关露作了题为《中日妇女文化之交流》的讲演。

九、神秘的K博士

日本投降，终于熬到了天亮。

但关露的处境依然危险，因为国民党当局把关露列入了“汉奸”名单。周恩来把李剑华和胡绣枫叫去，询问关露的情况，并说：“恐怕她没有钱用，组织上准备给她一点钱。”胡绣枫答：“我们已经准备了钱，（王）炳南同志也托我们带钱去。”周恩来点头道：“叫她注意安全。”

王炳南还向最先离开重庆去上海夏衍说：“关露在上海恐怕待不住，希望你去了关照她一下。”

王炳南这样公开对关露表达感情，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和王安娜的跨国婚姻走到了尽头。导致他们离婚的因素很多，其中有一件事绕不开：1939年，王安娜没有征得组织和丈夫的同意，竟然跟一个日本人去了东京。

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个日本人，王安娜称他为K博士，曾是柏林大学同学。王安娜回到上海不久，接到了K博士的电话，约王安娜见面。王安娜知道K博士的思想深受日本军国主义影响，她想说服他。他们约在外白渡桥旁边一家咖啡馆见面。

据王安娜回忆，她与K博士的谈话针锋相对。K博士认为：“中国人都是堕落的病夫，只会吸鸦片，不会开发资源，以致国家衰亡。”王安娜反驳道：“我认识的中国朋友，他们充满爱国精神，宁愿过着穷困的生活，也不愿在日占区为日本人做事。我亲眼看到日军的轰炸造成的伤亡和难民。”K博士说：“如果你对日本有所了解，看到我们国民的生活作风和工作态度，你对日本人的看法不会那么坏。”王安娜回答：“我并不反对到日本看看，但得等战争结束之后。”

安娜以为这场谈话后二人不会再有交集，令她意外的是，过了两个星期，她正准备离开上海去香港，K博士的电话又来了。他在电话中说：“现在我就邀请你，同我一起去日本，护照都给你办好了。”

经过短暂的犹豫和纠结，素有冒险情结的王安娜，鬼使神差地答应了。

他们乘坐日本军用飞机到达东京，王安娜在日本过了几天游山玩水的惬意生活。每天下午，K博士会安排不同的日本人到安娜住的酒店，接受安娜采访。安娜发现，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一无所知。他们看到的日本报刊，每天都在吹嘘日军大捷。既然中国大部分地方都被占领，“中国人为什么不求和呢？”他们总是对安娜表达他们的不解。

摊牌的时候到了。这天K博士来到王安娜的房间，对她说：“日本美丽吗？就在这里住下去吧。把你儿子也接来，我把我的儿子也交给你，由你教育，他们会成为好兄弟的。”王安娜拒绝了。

K博士这段话，初看逻辑混乱，细想更加懵懂。看来历史有太多谜团无解了。

十、分手信

这样“出格”的事，也许对王安娜来说没有什么，负面影响体现在王炳南身上。党组织不好批评王安娜，只能大会小会上拿王炳南说事，甚至有人说出“王安娜可能是双重间谍”这样的话来。

王炳南为王安娜的“东京之行”感到烦心。他们之间还有一些思想和文化上的冲突。王炳南觉得，王安娜性格强势，个人主义思想严重。她不愿接受党的纪律约束，她虽然同情共产党，却始终不同意加入。王安娜则反对王炳南说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她说：“我不能放弃坚持自己意见的权利，也不准备放弃这些个人权利。”

分歧使夫妻俩渐行渐远。王安娜回忆：“我们恢复夫妻关系确是没有希望了，趁着还没有发生更大的纠纷，像好朋友似的分手为好。”“几次长谈之后，我和炳南决定，与重庆告别之日，就是我们分离之时。”

1945年8月，毛主席飞赴重庆谈判。这一个月多时间里，王炳南担任毛主席的秘书，重任在肩，工作繁忙。王安娜则伴随她的好友宋庆龄，悄然离开了重庆——也是她与王炳南分手之时。

夏衍和梅益是最先到达上海的党员。梅益回忆：“我从新四军地区回到上海。不久夏衍同志也从重庆到上海来。有一天我们约定见面，他说关露同志（当时还提到别的几个同志）处境险恶，国民党到处抓她。他让我赶快设法把她送到江北解放区去。”

两三天后，梅益派交通员引着关露离开了上海。交通员回来向梅益汇报：“关露家徒四壁，只有一只破皮箱和几双破丝袜。”

在乘船奔赴根据地途中，关露惊喜地发现，同船的还有袁殊等许多文艺界熟人。大家都是疏散到淮阴根据地去的。

“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但关露头上却笼罩着历史的阴云。到了淮南，袁殊受到英雄般接待和赞誉，饶漱石和陈毅分别宴请袁殊。这个规格可以说是顶格的。

同是潜伏，关露却受到怀疑和冷落。有一次她出门买东西，被一群上海来的青年认出，当街辱骂她“汉奸”。群众不明真相倒还罢了，她想发表作品也遇到障碍。这对一个作家来说是最为委屈的。

蒋锡金先到根据地，任华中版《新华日报》编辑。他回忆：“她（关露）将自己写的诗送来……（报社社长）范长江对我说：‘她的作品可以发表，但要换个笔名，因为国民党正在攻击我们收容汉奸。’”

八年抗战期间，王炳南和关露互相挂念，但因为各自工作的特殊性，很少联系。有时通过家信传递只言片语，也是曲折隐晦，含含糊糊。关露到达解放区，他们的信件来往才一发不可收拾。王炳南的来信，是关露唯一的精神寄托。

这天关露又收到了王炳南的来信。她高兴地拆开信一看，却是一封分手信。

关露崩溃了……

十一、组织不同意

国共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团驻南京梅园新村，王炳南担任外事委员会副书记，是周恩来的重要助手。

南京到淮南解放区有航班，王炳南打算去找关露。八年的思念，似乎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柏拉图式”恋爱该修成正果啦。

就在王炳南即将动身之前，邓颖超找他单独谈话：“恩来和我反复研究，觉得关露是个好同志，但是由于她这一段经历，在社会上有不好的名声，群众以为关露是文化汉奸。你长期搞外事工作，如果你们两个人结合，将产生不好的影响，对工作很不利。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王炳南沉默了。他深思熟虑之后，给关露写去了那封分手信。之后他全身心投入到外交工作中。

几年后，关露和王炳南在北京见过一面。那是1949年3月，在廖承志安排下，关露在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文学创作组任组长。她听说王炳南随中共中央外事办驻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就去看他。

二人相见，忽忽已过整整18个年头！关露诉说十几年来的坎坷遭遇，不禁泪流满面。王炳南克制住个人感情，劝慰关露：“我们把一切献给了党的事业，为了革命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还有什么不能放下的呢？来日方长，希望你未来生活中获得幸福。”关露理解地点点头，要回了自己写给王炳南的信件。她从此再没有爱过另外的人，孤独终老。

建国后，王炳南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热心的同事给他牵线做媒，与外交部办公厅文员张浴云喜结连理。

张浴云是爱国将领张励的女儿，曾就读于广州珠江大学，被誉为“校花”。她为王炳南生下三个儿子，其中三儿子王波明参与了沪深交易所的筹建，大儿子王东明任中信证券董事长，直到2015年退休。

十二、“我对不起姐姐”

1955年夏，关露被牵连进“潘（汉年）、扬（帆）集团”案，两度被捕、关押，蒙冤入狱前后共达10年！直到1982年，中央作出《关于关露同志平反的决定》，才终于得到昭雪。

梅益回忆，有一次他去看望关露。那是一间10平方米的小房子，“关露同志看见我，勉强坐起来。她说几个月来一直浑身疼痛，时常痛得通宵不能入睡。她说她看过了夏衍纪念潘汉年的文章，心里既高兴又难过。她打算写些回忆潘汉年的文章，还想写汉奸头子李士群的材料。”

可惜，关露没有把这些珍贵史料写出来。就在梅益看望她三天后，1982年12月5日，她吞服安眠药离开了人世。

她的同志、朋友四十多人，召开座谈会悼念她。王炳南在会上发言说：“我认为，让一个已经驰名的左翼作家去当‘文化汉奸’，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现在看来这样的安排是不妥当的。”

王炳南此话，似乎有抱怨潘汉年之意。确实，交给关露两大任务，决策者是潘汉年。潘汉年1939年4月离开延安时，同社会部部长康生（潘是副部长）研究如何对付李士群的问题。他们认为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以同李士群建立某种联系，争取他、利用他。派谁去同这个“魔头”接触呢？潘汉年首先想到的是李士群的“恩人”胡绣枫。

可是当时李剑华、胡绣枫另有任务，不能分身，只好派关露去。胡绣枫晚年叹息道：“我不应该把姐姐认识李士群的事情告诉潘汉年。到76号李士群那里，本应我去，结果姐姐代我去了。我姐姐后来受潘汉年案牵连，两次入狱，十年坐牢，皆因我这句话引起。去76号和后来受牵连遭罪的也都应该是我，可都让我姐姐代替了。我这一辈子都觉得对不起我姐姐。”

但这是难以逆料的历史。潘汉年曾对关露说：“等到革命成功，新中国建立了，你的这段历史，我会为你讲清楚的。”谁知道潘汉年自身难保，何以为关露作证？

（本篇关于关露、王炳南、王安娜的故事，分三集发布完毕。《色戒背后的男女》系列，后面将继续写出、发布，敬请期待。）

（本文作者：马驽，“这才是战争”加盟作者。未经作者本人及“这才是战争”允许，不得转载，违者必追究法律责任。

编者简介：王正兴，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曾在步兵分队、司令部、后勤部等单位任职，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其著作《这才是战争》于2014年5月、6月，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栏目分两期推荐。他的公众号名亦为“这才是战争”，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