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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美国“用不起”低端仿制药
进入2024年以来,缺药问题在美国迅速蔓延。这一场行业的山火,虽然暂时被控制住了,但火源依然活跃。
今年Q1,美国短缺药品种类达到323种——这也是美国卫生系统药剂师协会(ASHP)开始数据追踪以来达到的最高数字。
在行业发出预警后,Q2季度的缺药现象有所缓解,但依然维持在300种以上,其中包括免疫球蛋白、标准化疗、止痛和镇静药物以及ADHD药物短缺问题都没有太多改善。
ASHP同时公布了药厂们对缺药潮的归因调查:其中14%的受访者归咎于供需紧张,生产和业务决策原因各占受访者回应的12%,还有2%的药厂将短缺归因于原料端。而样本中的大多数,占60%的药厂给出了“原因不明”的回答。
这也意味着,今年美国缺药潮的来势汹汹,与一些阶段性的外部原因关系不大:比如礼来减肥药大火带来的供不应求、比如地缘政治造成的供应链受阻。根本原因,可能还是药厂也无法解决的制度性问题。
“美国的‘缺药’问题和中国不太一样。在中国,大家可能还是在苦苦追求更高质量的治疗;但是在美国,一种病的治疗方式有很多,反而是效果相对差、但同时更便宜的药物是缺货的。”一名在美从业的行业人士说到。
这一现象也被很多行业人士注意到。
今年2月,在一场有关药物短缺的听证会上,ASCO的首席医疗官Julie Gralow就提到:便宜的仿制药在Medicare的报销率被人为压低,导致市场认为其不具有商业价值,进而导致供应变少。因此,她呼吁国会进一步推动支付方式的多样化。
正因为市场平衡性悬而未决,美国的缺药问题成为了历史顽疾。
2014年,美国药物短缺种类达到320种,打破历史记录。接下来几年中,FDA推出大量应对机制,比如在2018年更新政策与程序手册,对“短缺药品管理”进行特别分类,根据临床必需性、生产独家性等对短缺药品给予特殊政策照顾。
然而,在一段时间的平稳期后,2021年后的短缺情况又开始甚嚣尘上。
“在美国,行业逻辑是由FDA主导的。大方向是:鼓励创新,增加治疗的多样性和新老疗法的更替。因此,尽管对仿制药有很多补救式鼓励,但是整体依然向创新药倾斜。而新老交替将不可避免遇到专利问题,在这个过渡期里,很多人是买不起新药的。”上述从业者如此强调缺药问题的本质。
为什么是今年
仅在 2024 年,ASHP的药品短缺追踪器中就新增加了 48 种药物。
常理来看,药品短缺问题在今年达到峰值似乎不可理解。毕竟受疫情影响的供应链受阻因素已经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短缺问题应该缓解而不是加剧。
但大流行的“后劲”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
事实上,疫情对一些药厂的利润冲击,比起供应链冲击而言,会更为严重。比如,在去年2月,一家名为Akorn Pharmaceuticals的公司申请破产并关闭了其美国业务。这家公司拥有75种仿制药的生产许可,也是很多特定产品的唯一供应商。
和Akorn命运相似的仿制药企业还有很多。
去年,另一家仿制药企业Mallinckrodt申请破产,该公司为美国最大的阿片类止痛药制造商之一,自 2020年秋季以来就一直无法盈利,此后亏损累计 26 亿美元。同样的,仿制药巨头Teva如今也正在计划从其产品组合中削减许多仿制药业务。
“在美国,仿制药的竞争特别激烈,很多企业其实多多少少在生产和销售过程中存在违规行为。疫情以来,很多企业连诉讼费都付不起了。”在某种程度上,疫情只是加速或是显化了美国仿制药长期的恶劣生态。
根据联邦数据,自2018年以来,美国仿制药企业数量减少了20%。而这些年来,无论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拜登政府,都在一面鼓励医药供应链中的本土化生产,一面进一步降低药品价格——对于仿制药制造商而言,这两者之间存在本质矛盾。
“之前美国仿制药厂向海外转移,就是为了应对利润较低的现实;现在,要让他们搬回来,同时又进一步削减他们的利润,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上述从业者说到。
什么样的药最缺?
在疫情导致的余震之外,今年美国对某些药品的监管政策加强,也是药品短缺的主要诱因。
在美国,对药物成瘾问题的抑制一直是监管部门的重中之重。也因此,秉持着“宁缺毋滥”的原则,监管部门会对有涉嫌增加公众成瘾性的药品生产企业进行严厉处罚,并对该类药品的经销与分配做出严格限制,从而造成其供不应求。
比如,自 2022 年以来,治疗ADHD的药物就一直在列在美国药品短缺名单上。 一项2023 年 7 月的调查显示,38% 的患者在获得 ADHD 药物方面遇到了问题。而今年,短缺问题进一步加剧,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司法部对一些涉嫌处方外用药的企业进行了诉讼。CDC预测,该诉讼将导致50个州的3万至5万名成年人被迫中断服药。
同时,由于配额限制延伸到产业链的方方面面,政府方很难通过过往的供需数据设定出一个合理的配额。
比如,Vyvanse作为一款治疗ADHD的药物,属于管制类药物,但相关仿制药生产商并没有根据美国缉毒局(DEA)的配额上限完全释放产能。其原因在于,Vyvanse仿制药所需要的活性成分二甲磺酸赖右苯三胺酯同样属于管制成分,并因为管制原因供应不足。如今,这种成分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在新冠导致的“脑雾”治疗上,属于超适应症使用。
在这种情况下,DEA必须打通产业链的上下游,对各个药品、药厂的生产数据进行全面收集。这是一个不小的工程,而且势必造成满足临床需求的滞后性。
相似的,另一大奇缺药品——阿片类药物,也可将其短缺原因归因于配额制度。
为了解决阿片类药物的泛滥问题,美国司法部门和药厂之间展开多年拉锯战。直到2022年,46个州的检察院和美国三大药品经销商达成了一份价值210亿美元的和解协议。除了支付巨额赔偿金外,药企必须对营销、推广、销售和分销环节进行严格限制,药店必须对订单进行全程监控和报告。
在这种风声鹤唳下,阿片类的货源和流通被大大限制,占所有药品短缺的12%左右。美国卫生健康部门希望通过改变人们的用药习惯,来解决目前的供需失衡:比如,在各地医院,医生们在尝试更多非阿片类药物的选择,或是采用物理治疗或认知治疗的方式,对病人进行疼痛管理,以减少对阿片类药物的依赖——但无疑,这需要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
除了“宁缺毋滥”所导致的药品短缺外,一些生产条件要求较高的药品,也占据了名单中很大一部分。
据美国癌症协会统计,2024年前三个月,在美国市场短缺的药品中,注射剂缺货程度尤为突出。2024年第一季度短缺的药物中有46%是注射剂。
这些注射剂的共性之一就是:产品质量很容易出现问题,特别是无菌注射剂。与制造非无菌产品(如片剂或胶囊)相比,制造无菌注射剂需要达到更高的GMP标准。事实上,在2011年,超过75%的无菌注射药物短缺是由于质量问题造成的。因为同样原因短缺的,还有某些需要专用设施以及复杂化学合成的抗生素。
“美国的注射剂市场以仿制药为主,”上述从业者提到,“由于近些年仿制药价格受竞争和政策影响越来越低,所以很难维持和GMP相符的高昂建设和维护费用。最后要么是自己主动离开市场,要么是被查出了问题被迫关厂,无论哪一种都会导致药物短缺。”
美国药典(USP)数据显示,短缺的无菌注射药物的平均价格比不短缺的药物低近 8.5 倍。
Medicare之殇
综上可以看出,美国的药物短缺问题,除去一些特殊种类受管制影响外,主要原因在于仿制药利润端逐年受损,导致大量便宜药品的制造失去市场动力。
仿制药价格缩水,有一部分是由市场规律导致的:只要仿制药过了监管的最低门槛,一般而言同种类之间没有太多区别,药厂们不能在质量和疗效上竞争,只能在价格上竞争;但另一部分,仿制药又没能获得“以量换价”的好处,其根本原因在于其主要支付端Medicare出了问题。
Medicare是美国最大的医疗保险提供商,也是仿制药最大的支付端。Medicare的受保人仅需为仿制药产品支付25%的药价,剩余75%都由保险公司支付。
值得注意的是,Medicare中只有D部分涵盖自身给药的处方药费用,而这一部分是允许和政府签约的私人保险公司和药厂协商药物价格的,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调整保险方案。
Medicare对保险范围内的药品实行分级制度,一般越是便宜的药等级越低,患者自付的钱就越少,其本意是让Medicare的受保主体老年人用上更实惠的药。但随着近些年仿制药价格下滑,很多保险公司会有意将一些仿制药放到更高等级的类别中,以提高患者的自付费用。
根据医疗保险咨询公司Avalere的统计,目前只有不到一半的仿制药还处在“和仿制药匹配的自付等级”中。
2016年-2024年的数据显示,置于非仿制药等级(等级高,患者自付费用高)的仿制药比例增长了20.7个百分点,从 2016 年的 35.5%增至 2024 年的 56.2%。而优先仿制药等级(等级低,患者往往不用自付费用)中的仿制药比例从 13.6% 下降至 11.5%。
因此,尽管仿制药的售价不断走低,但对于一些患者来说,自付成本反而变得比以前更高。
可及性药物联盟(AAM)认为,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正是因为Medicare无法阻止原研药(brand drug)的价格飞涨,因此只能通过提高仿制药的自付成本,来控制保险支出。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分析,2009年至2018年期间,原研药处方的平均价格翻了一番多,从149美元增加到353美元;而仿制药处方的平均价格则从22美元下降到17美元。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进入Medicare的仿制药已经把价格压到很低了,但由于患者没有完全享受低价的好处,因此需求端并没有随之打开。
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依赖于Medicare的控费有效度。
从产业角度来说,保险公司为了保证自己的利润,仿制药和原研药的价格差距会进一步拉大:原研药随着科研难度的加大越来越贵,Medicare要想维持下去就只能倾轧仿制药的价格,进而导致便宜的药越来越难求。
为了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美国政府已经发起行动,比如针对高价药的“医保谈判”。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估计,从2026年至2031年期间,高价药谈判将帮助联邦政府在Medicare上的支出减少近1000亿美元。
然而,当药物短缺问题解决之后,当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不用担心可及性之后,新药的研发积极性是否会因为这一政策调整而变弱?
市场经济需要兼具公平性。要让最穷的人能用上最便宜的药,也要鼓励产业的创新和充分发展,同时还要尽量不增加纳税人的支出,这种平衡性是每个国家都要解决的问题。也许对于医疗行业而言,公平的指针将永远在鱼和熊掌之间滑动。
(来源:深蓝观)
02
新生biotech开始做出一流药品
创新药世界,最不缺的就是颠覆的故事。
从百济神州超越恒瑞医药,成了创新药一哥,再到国产CAR-T、ADC的强势崛起,颠覆不断。
在创新药阵营,一批不入流的药企,竟然也开始能做出药了。这,可能才是颠覆的。
比如去年底横空出世的百利天恒,以83以美元的交易总额,创下ADC全球第一大BD。人们诧异,四川一家小仿制药企也能做出全球独一份的管线?
再比如,最近被热捧的香雪制药,其子公司香雪生命科学研发的TCR-T疗法TAEST16001被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名单,有望成为首个上市的TCR-T。香雪制药也从一个老牌中成药企业摇身一变成为先进细胞疗法的龙头公司,只是炒作下的暴涨来得快去得也快。
创新药领域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人、想法和技术,也还有一大堆炒作。正因此,割裂与颠覆感也与日俱增。
只不过,炒作归炒作,行业归行业,香雪制药们到底是怎么炼成的?在这背后,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创新”?
创新药最颠覆
当创新成为产业主旋律,转型成了所有传统药企的当务之急。
然而,传统与创新的对立,仿制与原创的鸿沟,大多数人认为,传统药企已经掉队,无论企业大小,包括老大哥恒瑞医药都难逃致命一问:一个做仿制药的怎么做得出创新药?
尤其是,2018年国产的PD-1的上市和两大交易所对未盈利生物药企的开口,整个资本和产业端,一起将创新药行业推向最顶峰,创新药领域一时风光无两,而传统药企一度成了最落寞的存在。
实际上,在创新药研发领域,传统药企慢了一拍,但并不意味彻底失去机会。
因此,随着时间的发展,一些大药企的转型,比如恒瑞医药、翰森制药与石药集团等这些老牌劲旅,虽并非一帆风顺,但却顺理成章,因为他们有钱有人有资源。
颠覆则始于,百济神州超越恒瑞,成了创新药一哥。
2022年,前者的创新药收入首度超过后者。这意味着,国内创新药市场的龙头老大易主了。年轻的百济神州,还在飙进,或许很快整体营收就将超越恒瑞医药。
一批biotech新面孔也开始崭露头角。比如正在爆发的小核酸药物领域,成立于2021年的舶望制药,与诺华达成了首付款1.85亿美元、潜在交易总额41.65亿美元的合作,共同开发多款心血管siRNA药物;
2020年成立的宜联生物,则凭借其新一代ADC的故事,先后与罗氏、BioNTech达成合作。
新一代biotech的研发成果开始出现,在市场预料之中,因为它们本就是为创新而生。
真正的颠覆或许是,一批不入流的药企,竟然也开始能做出药了。
前有2023年横空出世的百利天恒。12月12日,百利天恒研发的双抗ADC药物BL-B01D1,以高达83亿美元的总交易额license out给百时美施贵宝。
这不仅创下国内创新药license out交易的首付款纪录,也一举刷新了全球ADC单药交易总价的纪录。
百利天恒是谁?在此之前,它的标签更多是“一家四川仿制药企”。
后有A股新晋细胞疗法龙头香雪制药,借着海外首款TCR-T疗法上市的东风,11个交易日涨幅达227.5%。
其子公司香雪生命科学研发的TAEST16001注射液被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名单,有望成为中国首款上市的TCR-T细胞治疗药物。
香雪制药是谁?在此之前,它的标签更多是“抗感染中成药企”。但这一次,香雪的逻辑变了,从一个老牌中成药企业摇身一变成为先进细胞疗法的龙头公司。
回过头来看,香雪制药们到底是怎么炼成的?
香雪们是怎么炼成的
先来看香雪制药。
作为一家老牌中药企业,它既没有其他大药企雄厚的体制内资源,也没有任性买买买的家底,一个靠中药材和口服液的公司,是如何摘得首个国产TCR-T疗法桂冠的?
故事还要从2012年说起。当年,细胞免疫治疗领域的大牛李懿回国,加入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建立了研究平台,但仍需要找企业落地。
李懿在牛津大学创立的Avidex任职时,发明了TCR的引导进化技术并以此分离优化出了全球第一个人源高亲和可溶性TCR,打通了TCR由科研走向临床的关卡。得益于这一关键技术突破,TCR-T龙头公司Immuncore逐渐从牛津大学孵化的一家早期生物技术公司发展为拥有多个临床阶段产品的公司。
回国后,在机缘巧合下,李懿结识了香雪制药董事长王永辉,二人商定在香雪制药内部成立生命科学研究中心,联合建立实验室。
从2013年开始,香雪制药拉来以李懿和龚海平为首的科学家,这才有了后来做TCR-T的香雪生命科学。
在外界报道中,香雪制药付出的代价是,5年1.8亿资金用于TCR-T项目的推进。其中,TAEST16001进展最快,根据其在今年ASCO会上展示的壁报数据,截至2024年4月,8名受试者者入选TAEST16001的II期临床试验,最佳缓解率为50%,中位无进展生存期(mPFS)为5.9个月。
从行业层面看,TCR-T龙头公司Immunocore、月初刚刚推进全球首个TCR-T疗法获批上市的Adaptimmune,以及香雪生命科学,这三家的研发团队在10多年前其实是一家,也就是李懿供职过的Avidex。
从这个角度来说,目前走在一线的几款TCR-T产品,都只是当时从学界转化出来的几项技术在不同的国家和企业同时走向落地。
所谓TCR-T,从机制看与CAR-T大同小异。而相比于CAR-T,TCR因为更类似于人体中的天然T细胞(CAR只是片段),不仅安全性更好,并且通过TCR-CD3复合物向胞内传递刺激信号,因此,TCR-T不光能够识别肿瘤表面的抗原,更能够识别肿瘤内部的抗原。也是因此,TCR-T更适合应用于实体瘤治疗。
即使是前景广阔的领域,也需要实际成果来证明其价值。CAR-T疗法之所以广为人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像艾米丽这样的成功案例,随后多款产品陆续上市,开启了细胞治疗的新时代。
TCR-T疗法虽然理论上具有巨大的潜力,但至今还没有真正在市场上站稳脚跟的产品。
回到12年前,不是很多企业愿意拿出上亿的资金,并且每年持续输血,去押注一个未来不是很确定的赛道。香雪为此付出的代价也不小,目前公司超过70%的负债率,与济川药业等同行20%左右的负债率相比,要高出不少。
再来看百利天恒。
其发展历史可以追溯至1996年,做仿制药起家。当年百利天恒的前身百利药业成立,在创始人朱义的带领下,推出了首款仿制药利巴韦林颗粒,一度成为大单品。
朱义的职业生涯也“不同寻常”,本科学的无线电,后来是复旦大学生物物理硕士、川大企业金融博士。做过房地产,成立百利药业走仿制药路线后,带着销售队伍在一线拼杀。
而在药品带量采购、一致性评价等的影响下,公司仿制药业务营收逐年下滑,亏损更是不断加大。没人会相信这样的仿制药企会在创新药领域闯出名堂。以至于,其与BMS的交易宣布后,还有人问,百利天恒是谁?
而早在2008年,朱义已开始涉足创新药。遗憾的是,折腾几年后,多个项目全部宣告失败。
但他并没有放弃做创新药,2014年,其在西雅图成立了一家聚焦肿瘤类药物研发的创新药企——Systimmune.LTD,并组建研发团队。
当时,朱义写了一份公司未来十年规划的手稿:双抗、多抗、ADC药物。当时,TDM1上市并未引起业界的关注,ADC药物在美国正处于低谷,而他却提出要去做双抗ADC。
大家认为,单抗ADC毒性问题都暂时没有解决掉,双抗ADC的不确定性只会更高。但朱义认为,技术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无非是需要时间和投入:如果出现了风险,就去加强风险承受能力;资源不够,那就再去思考怎么把资源找回来。
2023年6月,百利天恒在ASCO会上汇报BL-B01D1的首个人体临床I期研究数据。BL-B01D1,正是在2014年不被看好,但百利天恒研发的双抗ADC。
结果显示,在可进行疗效评估的139例患者中,中位随访4.1个月时,整体ORR为45.3%,其中EGFR突变型NSCLC的ORR达到63.2%、EGFR野生型NSCLC患者的ORR为44.9%、NPC患者的为53.6%。
正是这样的数据,促成了其与BMS的合作。
撕掉“标签”
在市场眼中,中国仿制药企转型,真正顺畅的路径,或许只有一个。
那就是,做成一个巨无霸,在拥有非常多的资源之后,去并购一个已经成型的创新药体系,或者license in真正的创新药,但绝大多数仿制药企的体量都不够。
而质疑规模较小的传统药企转型,最大的论据就是,国外新药研制动辄耗时十年,花费十亿美金,一个仿制药企,一年利润只有几千万人民币,凭什么去做真正的创新药?
客观来说,这样的质疑是合理且正常的。但也正是这种固化的思维方式,增加了创新药领域的割裂感和颠覆感。
比如,无论香雪制药还是百利天恒,都让我们看到,不入流的药企,居然也能做出创新药了。
不可否认,香雪制药的股价大涨背后是一波基于预期的炒作,之后临床结果如何,尚不可知,炒作的暴涨更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实际上,其临床数据也遭到了部分业内人士质疑,比如样本量为何这么少?8名患者又是如何筛选的?在海外样本量增加的前提下又能否复现一样亮眼的数据?
一切还有待时间的验证。
百利天恒此前公布临床数据后,也曾被质疑。而当其与BMS达成合作后,又被视作国内创新药领域的一匹“黑马”。同样是一款药,在获得大药企背书后,市场的态度迅速发生转变。
这背后,更多是“标签”的作用。与其直接判断药物本身价值,不如看看是谁做的、谁投的、谁买的,基于这样的“标签”更易得出新的、被认可的结论。
尽管谁做的、谁买的固然重要,但即便是顶尖的研究人员也无法违背行业的客观规律;顶级的跨国药企,也无法保证每个项目、每笔交易的成功率。
或许,我们是时候去“标签”化思考,正确看待“创新”这件事了。
在所有领域,很多时候别人觉得做不到的事情,真正下定决心去做,也不一定有想象中那么困难。就像今年奥运会打破欧美人垄断的运动员们,游泳界的潘展乐、网球queen郑钦文等。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创新药领域。这里没有想当然,也没有不可能,更多是必然与偶然的结合。
回归创新药研发逻辑,当下香雪制药、百利天恒所呈现出来的成绩,本质上,更多的是10年前开始创新布局的一个结果;而决定它们3年、5年后如何的关键因素,则是当下的布局与投入。
无论biotech还是传统大药企、小药企,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既需要钱、人和策略,更需要前进与坚持。更何况,创新本就是一场发散性竞争。
药品研发并没有绝对的中心,核心取决于产品疗效。而决定疗效的,是不同的原理和技术路线,没人可以垄断、预设结果。
因为,药无定数。
(来源:氨基观察)
03
叮当健康被移出恒生综合指数
屋漏偏逢连雨
继京东健康(6618.HK)之后,叮当健康(9886.HK)紧随其后披露了半年报。
2024年上半年,叮当健康的收入为22.71亿元,同比增长了0.92%,较2023年同期放缓了12.03个百分点;同期净亏损为0.84亿元,同比减亏24.95%。
随着居民生活回归正常节奏,医药电商收入出现降速是必然结局。
叮当健康该如何面对增速放缓后的新局面,是对管理层的考验。
目前来看,叮当健康正在开源节流。
一方面,叮当健康仍在努力控制成本。2024年上半年的成本同比减少了3.1%;
另一方面,叮当健康还在持续加码线下智慧药房和扩大分销业务,以拓宽收入的规模。
实际效果,仍待检验。
遭恒生综合指数剔除
在阿里、京东、平安巨头扎堆的医药电商行业中,叮当健康确实“活得不容易”。
尽管没有抱住巨头的大腿,但叮当健康通过成为饿了么、美团等电商平台的合作商家,杀出重围。
如今,叮当健康业绩增速正在逐渐放缓。
2024年上半年,叮当健康的收入为22.71亿元,同比增长了0.92%,较2023年同期放缓了12.03个百分点。
撑起叮当健康收入大头的快药业务,收入增长有所降温。2024年上半年创收22.10亿元,同比增长了1.2%,较2023年同期放缓了12.2个百分点。
虽然2023年疫情逐渐退潮,但受到流感等各类因素的影响,患者的购药需求呈现强劲态势,这给叮当健康等一众医药电商企业的业绩带来了增长空间。
但随着流感等影响减弱后,线上需求呈现下滑态势。
降速或许正在成为行业常态。
2024年上半年京东健康的收入为288.04亿元,同比增长了6.04%,较2023年同期滑落了27.2个百分点,这是京东健康上市以来半年报首度出现收入增速跌至个位数的情况。
大环境如此,收入承压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部分互联网医药电商通过优化产品组合提升盈利水平。例如京东健康通过抢夺客单价较高的创新药首发权,提升利润率。
2024年上半年京东健康的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盈利金额为26.44亿元,同比增长了8.54%;同期利润率为9.18%,同比提升了0.21个百分点。
相比之下,仍处于亏损的叮当健康在引进新药上要面临的压力更大。
2024年上半年,叮当健康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净亏损仍达到0.39亿元,同比减亏1成左右。
今年4月,叮当健康上线赛诺菲的新药“旨立达”,但早在此前的3月京东健康就已经率先夺得该药物的线上首发权。
目前叮当健康对于成本控制已经相对严格。
2024年上半年,叮当健康的成本为15.16亿元,同比减少了3.1%。同期毛利率为33.1%,高出京东健康9.5个百分点。
“收入成本的减少,主要是因为采购系统的效率增加及产品销售组合的变化所致。”叮当健康指出。
为了扩大线下智慧药房的网络,叮当健康在销售费用上的支出仍然慷慨。
2024年上半年销售费用可达到4.86亿元,占收入的比重为21.4%,高出京东健康16.4个百分点。
“该增长主要是由于扩张智慧药房网络以及销售及营销活动增加。”叮当健康指出。
基本面表现不够亮眼的B面,叮当健康的二级市场压力骤升。
8月19日收盘,叮当健康跌幅达到19.09%。
主因与恒生指数的剔除预期有关。季检结果显示,叮当健康将在9月9日从恒生综合指数中被剔除。
中金公司认为,叮当健康可能因市值下降、流动性不足等原因而被移出港股通。
与叮当健康一同从恒生综合指数中遭到剔除的医疗健康公司还涵盖了君实生物(1877.HK)、心通医疗(2160.HK)、圣诺医药(2257.HK)、康希诺(6185,HK)等。
8月19日下午,君实生物回应称其H股作为港股通股票不受恒生综合指数调整影响。
2B供应商
能否持续做大收入规模,或许是叮当健康未来能否摆脱亏损的动力。
目前备受期待的增量空间源自政策端。今年7月开始,北京等多地为线上购药医保支付松绑。
目前叮当健康在北京、上海、深圳、佛山入选了首批试点或首批平台合作供应的线上医保支付商家。
医保购药线上支付能给叮当健康带来多少增量空间,市场正在拭目以待。
叮当健康并不满足于直接将药卖给消费者,还在持续推进展B端生意。
按照渠道划分,叮当健康的快药业务可分为线上直营、针对商户的分销、线下零售三部分。
线上直营是主要收入来源,2024年上半年创收16.13亿元,占比为71.03%,但增长陷入了停滞,今年上半年同比增幅仅为0.44%。
与线上直营业务相比,叮当健康的旗下针对商户的分销业务收入增长显著。2024年上半年创收2.74亿元,同比增长了11.5%。
分销业务就是向商户销售药品,再由后者对外销售。
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和叮当健康的线上直营业务有可能构成潜在竞争。
例如叮当健康若将其同类药品销售给其他商户,后者若制定更低的终端零售价,或可能与叮当健康的直营业务产生“内卷”。
“我们通过我们对其仅有有限控制权的独立分销商分销我们的产品,且我们直营渠道下的销售可能会与该等分销商的业务构成竞争,可能存在蚕食风险。”叮当健康指出。
但分销业务一旦起量,则有可能给叮当健康带来规模化的收入。
以药师帮(9885.HK)为例,该平台聚合了不同品类的药品,直击单体药房及基层医疗机构采购小批量药品时对上游经销商缺乏足够议价能力的痛点,降低了这类群体的采购成本。2023年收入已经达到169.74亿元。
叮当健康能否实现B端、C端两手抓,市场仍在持续关注。
(来源:华尔街见闻)
04
眼科双抗的新时代来了
作为去年以来最火爆的眼科双抗产品,法瑞西自今年3月在中国正式供货以来,便一路高歌猛进。而近期,一则来自海外的学术新闻,更是将这一热潮推至了新高度。
7月17日,罗氏宣布其重磅双抗药物法瑞西单抗(英文商品名Vabysmo),用于糖尿病性黄斑水肿(DME)的长期临床RHONE-X数据。结果显示,在长达4年的随访时间里,Vabysmo耐受性良好。有至少90%的治疗组患者实现了DME症状消失,即视网膜中心视野厚度(CST)小于325微米。
4年的随访时间,已是DME领域规模最大的同类研究。而超过90%患者DME症状消失更是让曾经的眼科“药王”阿柏西普在中国区的销售再遭重创:原研阿柏西普面临着齐鲁“类似药”和双抗新药的双重夹击,而在目前,选择用更强效双抗药物代替阿柏西普进行转换治疗的医生正变得越来越多。
“DME患者很多都是工作人群,对疾病的恢复会更敏感。最近有患者会拿着新闻过来,指明想打这个药,没想到一款自费产品也会经常有患者主动来询问。”一位三线城市的医生透露。
治疗时间越长、患者的治疗效果会不断提升和改善。这一结果颠覆了单抗VEGF时代治疗一两年后视力和视网膜结构改善会遭遇瓶颈期的现状。
“绝大多数的眼科医生其实都已经心怀好奇,因为之前的使用大多还是基于它的强效,我们把经治不佳的患者用来做转换治疗,大多数医生都还没有初治的经验。但如果可以4年时间把过去不可能‘根治’的疾病实现治愈,大多数医生还是会充满好奇,也会更愿意去从临床去积累这种全新治疗方案的结果观察。”一位上海的眼科医生如此表示。
在全球,2023年,Vabysmo的销售额高达26.34亿美元,2024第一季度,Vabysmo销售额更是直接实现了同比翻倍,达8.47亿瑞士法郎(9.34亿美元)。而从目前中国市场的反应来看,医保后的中国市场有望再造这一传奇。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双抗领域而言,2023年全球12款双抗销售额超80亿美元,其中销售额过10亿美元的却只有罗氏的两款:用于治疗A型血友病的Hemlibra(2023年销售额已达44.85亿美元)以及Vabysmo。而如果明年法瑞西顺利进入中国医保实现扩面触达,将很有希望助力Vabysmo最终站上全球双抗“药王”的宝座。
这是罗氏的挑战,更是他们的机会。
(来源:思齐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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