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正时代，军国主义的开始，层出不穷的民间和军队法西斯分子

一战期间，日本将挥拳头亮肌肉的强权外交发挥到了极致。志得意满的日本外交官甚至开始吹嘘“亚洲门罗主义”，在声称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同时，将日本放在了整个亚洲的领导者和指导者的位置上，试图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势力排除出亚洲，从而独占亚洲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产业和经济上，一战成为日本现代化发展进程的一个天赐良机，给日本经济带来了“战争景气”。出口额增长了2.8倍，整个外贸形势由入超变为了出超。日本一下子由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大战期间的工业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年的夏天开始，日本贸易、海运、造船以及包括矿业在内的基础工业和有关工业都得到飞速扩张。整个制造业增长30倍以上，化学工业增长69倍以上。农业人口逐渐向工业人口转变，从1910年到1920年，第一产业人口比重由64.3%减至52.8%。一时间，日本优越论调甚嚣尘上。

不过它们的好日子很快就到头了。随着一战结束，列强的注意力逐渐又集中到远东。华盛顿会议，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受到列强强力“围攻”，不得不放弃一战时的强权外交，改为遵守《九国公约》，采取协调、协商的公开外交处理外交事务。

华盛顿体系建成，这一体系否定日本在战时所取得的在华优越地位，日本军队撤出山东，今后列强不允许利用军事手段而只能以经济手段进行较量。美国在遏制日本方面取得了胜利。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在外交上陷于孤立。1922年华盛顿海军条约的签订，使日本被迫放弃一直坚持的海军“对美七成”规模，接受了只有美国60%的份额限制。

在经济上。美国在20年代迎来产业革命，形成了长期的经济景气，即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柯立芝繁荣”。而日本经济在一战后的重化学工业呈现出对外竞争力软弱的现象，但依靠搭上柯立芝繁荣的便车，日本反而巩固了在国际贸易中亚太枢纽的地位。日本从中国和印度买入原料，通过借助引进欧美技术和依靠日本低廉的工资水平迅速发展起来的加工工业（尤其是棉纺业），将生产的大宗消费品出口至欧洲特别是美国市场，这一产业链条的成功固定使美国精英们相信，经济发展和在产业链中的地位已经成功驯服了充满扩张冲动的日本。

在美国看来，他们成功地使日本放弃了日本之前一直使用的武力和强权外交，使日本接受了国际潮流的协商、协调，通过谈判解决外交纠纷的模式，成功将日本纳入华盛顿体系。美国应该和日本建立起新型的合作共赢的关系，在共同应付苏联这个北方敌人的同时，向日本让渡部分东亚的国际责任，以维持东亚格局的稳定和平衡。但事实证明，这样的理解过于自我催眠了。

日本在产业链中的位置，促进它产生了一个畸形的产业结构。在日本近代以来只认实力的思路指导下，日本国内投资过度膨胀，形成泡沫，而随着产业发展，日本引为竞争优势的廉价生产力也由于工人工资水平提高也逐渐失去对外竞争力。低成本优势的消失使得日本政府不得不出面干涉，不断想方设法压低工人工资待遇，加上不断出台维持经济泡沫以防其破灭的措施，日本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增大，生活负担加重，国内消费不振，庞大的产能无法内部消化。

随着战时景气和战后搭上美国便车，日本的城市人口大幅增加，出现了大批白领（中产阶级），这批新生的市民阶层开始有了政治要求，整个日本社会也进入了社会抗争的高发期，工人罢工、农民租佃斗争频频发生。明治开国已经五十年，教育普及、传媒发达，相当多的人对官僚控制政权、财阀垄断经济非常不满，人心思变。

而大正时代，日本专制政府对国内政治与社会秩序的控制已经开始达到凡有可能危及天皇国家主义体制的社会动荡，皆会被专制政府的强力所抑制乃至镇压的程度。天皇专制政府意识到，大规模的自发的民权民生运动对极端国家主义的统治秩序具有巨大的冲击力，稍有不慎，即可发生威胁国本的“大乱”。

因此，日本政府的社会控制更加趋向于预警化和常态化，各阶层的政治动向皆在政府的监控之下，在进行局部的政治改良和有限地增进福利的同时，不失时机地以极端国家主义的对外政策来吸收和转移民众对国内政治的注意力，以极端民族主义的国家对外目标来压制和瓦解国内的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与和平主义。

在这一政策指导下，一些在国际上树立敌人，引导仇恨的言论在日本民间（尤其是受全套“忠君爱国”的国家主义教育的青少年间）广泛传播。他们相信日本正迅速壮大崛起，海军协定是美英阻止日本军队强大的阴谋，《九国公约》是偏袒中国遏制日本的陷阱，美英在亚洲拉拢中国等周边国家对日本形成战略包围圈。日本国内凡是赞同融入国际体系，主张按照国际规则进行协调外交、裁军的政治家都是投靠美英的卖国贼；凡是主张西方的民权、民主自由的日本人也被视为卖国贼。

在他们看来，日本国内的种种乱象，就是因为贪腐的政治家，贪婪的资本家和阴谋遏制日本的美英敌国勾结破坏的结果。随着国内的人心思变和对外梳理敌人引导国民注意力。法西斯主义思想在日本甚嚣尘上，最初几个鼓吹法西斯主义的学者也登上历史舞台。

在日本民间，鼓吹法西斯主义最有名的是北一辉和大川周明。

北一辉是日本法西斯运动的理论导师。他在臭名昭著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主张在经济上限制私有财产，多者充公；企业国有化，由国家垄断企业控制经济；进行土地改革；在社会生活方面，鼓吹保护工人权利（八小时工作制、劳工代表参与企业经营决策、禁止童工、两性平等等），建立社会福利保障体系。

要怎样实现《大纲》呢？北一辉声称，既然当下政府名实不符，那么大可以利用统治阶级的矛盾，请天皇亲政来打倒现行政府，一展胸中抱负。在力量上要落实政变计划，就要依靠一小批觉醒的军队精英来统率推动。

在对外方面，北一辉将在外交事务上的野蛮专横视为崛起标志。把践踏国际体系看成强者的自然权利，深信“条约就是用来撕毁的”。他鼓吹英国是全世界的大富豪，俄国是北半球的大地主，而日本却是“国际上的无产者”，所以有“在正义名义下对其开战以夺取独霸地位的权利。”为了能够横行霸道，北一辉主张日本应实行永久的征兵制，建立强大的陆军与海军，以大陆军与俄国相对抗，以大海军与美英相对抗。

另一个民间法西斯巨头大川周明，则是继承发扬了之前“日本优越”的自我寻找优越感的种种论调。强调并极力宣扬“日本精神”。他强调日本民族“统一的意志”“支配的意志”“优越的意志”，强调要具备实现这种优越意志的能力。他强调日本民族的高贵、优越，由此强调日本在亚洲的指导地位，而为了实现这一切，他鼓吹对外扩张需要武力的论调。

和北一辉相呼应，大川周明认为要真正把握“日本精神”、完成大东亚秩序建设，进而实现大亚细亚主义，必须首先进行“国家改造”，也就是实行第二次维新。

在对外关系上，大川周明更是认为，世界史就是东西方对抗战争的历史。大川极力宣扬世界史上东洋文明和西洋文明的对立，意在更加强调世界史是由东西方对立、抗争构成的；宣扬战争在形成世界史上的作用和东西方战争历史的必然性，就是为对美英开战打好舆论基础。

在民间法西斯分子层出不穷的同时，日本军队内也出现大量军国主义者。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以上原勇作缔造的新军阀上原派，成为后来“皇道派”的鼻祖；另一派是以陆军青年军官为主组成，以出访德国的永田铁山、冈村宁次、东条英机等组成的巴登巴登集团为代表的青年军国主义分子集团，其中最具代表性和成套理论的，是直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

石原认为，西洋文明的中心已转到美国，美国是白人文明的代表。而东方文明的代表正是日本，日本人是“黄人代表”。石原声称，日本和美国将分别代表东西方文明，率其各自所能动员的人力物力而作一番大决战。他要求东方各国要体会日本作为黄人代表而准备大决战的苦心，即为“日本国体的大精神终将贯彻于世界全人类，以日本天皇为中心的和平时代必将到来”而作战。他强调其结果将决定“天皇作为世界的天皇呢，还是美国的大总统来统治世界”，所以必须动员全部人力物力打这场战争，“纵有全世界的压逼也不需要害怕”。

日本民间军内种种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呓语，得到了日本政界势力的热捧。北一辉得到多位财阀、政治家的资助和吹捧。在这般推波助澜下，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潮很快在日本全国蔓延泛滥。

1926年，大正天皇去世，昭和天皇登基。形式再变，原本只是民间流传的种种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想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大众传媒，从此一发不可收，日本迎来了向法西斯和军国主义暴走的昭和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