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看《何以为家》探索现实主义电影，体会生而不养的流浪人生

前言

《何以为家》是一部以肃穆的现实主义手法，呈现无家可归孩童艰辛生存的电影。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一同潜入这部纪录片式的叙事深处，感受主人公赞恩的流浪人生。

探究在漠视与冷漠的社会背景下，一个小小年纪却饱经风霜的孩子，是怎样奋力求存、追寻尊严的。

斯德哥尔摩式的悲剧循环

影片中赞恩家房东阿萨德用几只鸡就可以将赞恩的妹妹萨哈娶走，在这个社会中女孩儿成为一种廉价交换的商品。

得知这件事后，赞恩悲愤反抗，但他的行为是无力的，在他父母与这个社会面前是那么微不足道。

在萨哈的事件上，赞恩的父母属于“人质”，阿萨德属于“劫持者”。

时间久了，赞恩的父母觉得自己现在所拥有的都是阿萨德对他们的宽容与慈悲——阿萨德租房子给他们住。

给赞恩在店里工作的机会，经常给萨哈送蔬菜和拉面，以满足赞恩家的生活所需。

阿萨德成为他们生存的依赖，他们逐渐习惯并满足于现状。

赞恩的父母也曾因这样糟糕的状况反抗过，但是在现实面前他们屈服了，最终习惯性地成为“人质”。

在影片最后部分，赞恩因为生活所迫将一岁的约纳斯卖给了人贩子阿斯普罗。

他从之前的反抗者变成了“人质”，在面对拥有更大权力的“劫持者”时，他只能无奈屈服于“劫持者”。

他作出了和他父母同样的选择，这个选择成为他们悲剧的缩影，而悲剧不断在他们身上循环，成为他们的命运，正是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奴性，造成了他们的悲剧。

他们对于自己悲惨的现状，是否能够成功扭转局面呢？

立象以尽意的空间叙事

电影在现实和回忆的双重视点交叉展开叙事，在现实视点中，是赞恩在法庭上状告父母的故事，主要人物有法官、被告（赞恩父母）和原告（赞恩和律师）。

每个人都通过发言来阐述各方的立场；在回忆视点中，主要展现赞恩真实的悲惨境遇，从赞恩的“被压迫—抗争—离家—流浪—回家—复仇—入狱”。

这一故事线索和现实视点交叉闪回完成叙事，现实和回忆视点中叙事可以并行发展，相互补充，共同塑造故事的观赏性和完整性。

影片《何以为家》在开头通过几个俯拍镜头将黎巴混乱的社会空间展现在观众面前，观众看到的是破烂的街道、拥挤的房屋、抽烟打闹的不良少年。

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每一栋房屋都是黎巴嫩贫民窟真实状态的写照。

一幅幅真实的画面让人不寒而栗，而对于这群不良少年而言，少年监狱却是一个“好归宿”，在这里他们不用流浪街头，也不担心食不果腹。

在这里他们至少有一口饭吃，因为饥饿是大部分黎巴孩子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

在赞恩得知妹妹萨哈要嫁给阿萨德之后，影片中出现这样一个场景：一个巨大的十字架被悬挂在阴暗的两栋破败楼宇之间，十字架上的霓虹灯本应该发光却没有发光显得很暗淡。

且十字架画面周围充满了不和谐的晾衣架，破坏着它的构图，给人以不稳定、不协调的感受。

十字架本身象征着爱和救赎，在这里却暗淡无光，隐喻着在这里人们救赎的行为是无力的，就像赞恩的行为。

虽然为妹妹的事极力与他所认为的“坏人”反抗和斗争，但最后以失败告终，凸显出抗争的苍白无力，因为在这样的大环境里，公平得不到保障，正义得不到伸张。

活在黑暗里的孩子，也同样期盼光明吗？

隐喻现实的梦魇式台词

影片里梅森的一句话引来了受众的热议，梅森对赞恩说：“在瑞士，你有自己的房间，你想让谁进来谁就可以进来，这是你自己的权利，那里的小孩没有一个是惨死的。”

看似极为平静的一句话，却有着巨大的“杀伤力”，因为生活在和平国家的人的日常生活，竟是他们的奢望。

这是因为社会环境的恶劣——随时担心自己什么时候会饿死、被虐待而死。

他们希望自己能被善待，这是赞恩和梅森的心声，也是每个黎巴嫩孩子的愿望。

赞恩在法庭控诉时，说出一段震撼人心的台词：“我希望大人听我说，我希望无力抚养孩子的人别再生了，在我的生活中听过最温柔的一句话就是——给我滚臭小子。”

一个12岁的孩子说出字字诛心的话，每说一个字都在自揭伤疤，这些伤痛似梦魇般围绕着他，使他一直都生活在“黑暗”中。

他唯一的愿望是没有能力抚养孩子的大人不再生育，这是他得知母亲再次怀孕后发出的“呐喊”，因为他预见在自己家这样生而不养的家庭诞生的孩子。

会重复自己的悲惨命运，他不想再看到更多的孩子遭罪，周而复始形成“个人—家庭—社会”的悲剧循环。

在成长过程中他从没有得到父母的关怀与呵护，他不希望再有孩子像他这样痛苦地活着。

正如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 • 卡列尼娜》中所描述的：“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赞恩的家庭经济状况糟糕，也缺乏关怀和爱。

他大声控诉道：“生活是一堆狗屎，不比我的鞋子更值钱……我以为我们能活得体面，能被所有人爱，但上帝不希望我们这样，他宁愿我们做洗碗工。”

正因从未得到父母的关爱、感受过家的温暖，赞恩觉得生活处处皆炼狱，他只能打电话给电视台传递自己的声音，寄希望于法庭之上，期待通过法律守护他心中残存的余温。

影片重新定义了复杂而又矛盾的家庭关系，再一次体现了这些孩子们悲惨的一生。

形象鲜明的人物塑造

在影片开头两组镜头就分别隐喻了他们的身份问题：医生通过检查赞恩牙齿的方式从“生理”上判断年龄。

因为赞恩没有出生证明，无法证明真实年龄，对应的是“身份模糊”，拉希尔因偷渡来到异乡，通过画痣“扮演”假身份证上的女人。

在听到海关人员点自己名时流露出的恍惚和不安，对应的是“身份缺失”。

在后续的剧情中，身份问题一直隐藏在两人的故事线中，同时故事设定也让两人有了交集。

让观众更能共情于有着同样悲惨命运的两个人，最终身份问题带来的结果是两人悲剧的结局。

本片颠覆传统的人物设置，即孩子的“成人化”、父母的“孩童化”，成为影片的亮点。

角色外在表现力的置换是这部影片的主要冲突点，叙事视角也一直围绕赞恩。

在影片中，与赞恩的父母相比，赞恩才真正是家庭中的核心。

他小小年纪就承担起了家庭重任，养家赚钱，而他的父母却整天无所事事“养尊处优”，不仅时常辱骂虐待赞恩，还剥夺了他上学的权利。

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因为是他们给予了赞恩生命，实则更像是榨干他的“寄生虫”。

这样矛盾的人物换位设置，更加突出赞恩这一人物的悲剧化色彩，影片通过两条叙事线将两位母亲——赞恩的母亲与拉希尔进行了鲜明对比。

拉希尔没有身份证明还是单身母亲，从一开始就被困难包围，她不仅身份缺失，独自抚养儿子，每个月还寄钱给父母，但她并没有因为这些外债困难就选择弃养。

相反，她为了儿子放弃在雇主家的固定工作，与赞恩和儿子欢乐的“三人时光”是影片中唯一能让人感到温暖的片段。

虽然最后拉希尔因没有身份证明被捕坐牢，但她一直担心儿子的安危，儿子在她心中始终是第一位，因为儿子她才有拼搏的勇气与力量，相比赞恩妈妈，她是合格的。

而赞恩妈妈则是那个赞恩口中、人们眼中不称职的母亲，她的行为是自私的，她只知道将孩子生下来，却没有承担起养育的责任。

她给赞恩最多的是拳打脚踢，时常还将赞恩最小的妹妹用铁链拴起来，这种“非人化”的管教模式隐喻着日后一代代孩童的悲剧。

画面极力刻画出一个不具责任感的母亲形象，这样鲜明的人物设置既加深了影片中的戏剧冲突，也准确传递出了影片中所暗含的人文关怀，同时提升了影片的可看性。

何以为家

电影是用画面和声音来呈现的，《何以为家》通过对新现实主义电影的传承。

即拍摄场景大部分运用自然光、手持晃动摄影、大量非职业演员出演、冷峻写实画面和哀婉伤感的音乐，真实刻画了社会底层人民苦难现状。

影片在艺术和票房收益上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优秀的电影是可以改变现实的，娜丁导演曾说她不奢求电影能够改变世界，但她希望电影是改变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