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嘲“工业废水”的二本学生：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着

本期嘉宾：黄灯

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主要从事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著有非虚构作品《大地上的亲人》，《我的二本学生》《去家访: 我的二本学生2》。

（受访者供图）

四年前，黄灯老师的《我的二本学生》一书成为现象级书籍，让二本学生这个庞大而沉默的群体被公众看见，甚至让“二本学生”成为一个“标签”；

四年后，她从讲台走下来，去到20多个地方，爬上老房子的屋顶、进入快递分装车间、坐船穿梭海湾抵达蚝场……试图切身感受学生的成长经历、父母的工作和生存经历，把所见所闻写成《去家访：我的二本学生2》一书。

5年家访路走来，她对二本学生的未来越来越乐观，不再像四年前那么担忧、甚至焦虑。

她产生这种变化的背后，到底基于怎样的观察和思考？在学校教育之外，二本学生所受的家庭教育，究竟给予孩子怎样的滋养力量？当二本学生在就业现实中挣扎，什么是他们内心安定的力量来源？我们的学校教育，在专业课程、就业导向之外，又能作何补充？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作者黄灯。

······「新东方教育」······

······「新东方教育」······

ONE

ONE

{对二本学生的未来，从悲观到乐观}

新东方教育：在《去家访：我的二本学生2》中多次提到家人、家庭对二本学生的滋养，这种滋养是普遍存在的吗？

黄灯：我去到的学生家、见到的这些孩子里，还是普遍存在的。

我们在城里待久了的话，尤其是中产阶级父母，其实有时是忌讳孩子的祖辈跟他们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特别强调隐私。

我看到学生所处的大家庭，可能不是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但是生活在同一个村庄里面。而孩子跟祖辈生活在一起，对他们来说是巨大的情感支撑。

这些孩子会特别重感情，内心很柔软。

新东方教育：你其实在第一本书里，对二本学生的出路偏向悲观、焦虑，但第二本书里，你积极乐观了很多。你觉得这一变化是源于哪个家庭的观察？还是源于总体的观察？

黄灯：不是来自于哪个家庭，而是我作为一个写作者，作为一个写作主体本身有变化。

第一本书里有那么多焦虑，恰好说明我对年轻人的成长有期待，希望一代比一代好，希望年轻人毕业了后能很顺利地立足社会，所以我焦虑。

而我在写去家访那本书以后，我觉得我的期待改变了，年轻人也不用赚多少钱、干一番大事业出来，只要能够先好好地活着、身体健康，我就觉得很安慰了。

相比之下，我觉得年轻人内心的自洽、自我精神的成长很重要。因为人一辈子很长，可能这十年比较难，十年以后就变化了，如果年轻人的精神没有垮掉，那十年以后再重新开始也没有关系。

新东方教育：这也是为什么您在家访之后，发现二本学生的家长，并不担心孩子未来怎么样，因为他们并没有您之前那些期待。

黄灯：对，家长比我更乐观一些。

新东方教育：那有家长不那么乐观吗？

黄灯：还真没有。不过我采访的都是个案，不能代表全部。

新东方教育：看到书中有家长，因为家里终于出了一个本科生很满意，而其实二本在社会评价体系中，并不处于高位置，您觉得这种满意是勉强的吗？

黄灯：不勉强的。你只有站在他们的位置，才能够理解他们那种自豪感。在有的村子里，他/她的孩子是全村第一个本科生，是真的很骄傲的。

像张正敏妈妈是个越南人，他们村里好多越南嫁过来的，但所有越南妈妈的孩子里，就她女儿一个考上了大学。

他们的生活本身太艰难了，会特别珍惜自己孩子有读大学的机会，尤其是读本科。

（受访者供图）

新东方教育：那他们会不会是因为并不太了解，二本在社会评价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不太了解当下学历贬值的现状，他们的满意和乐观会不会有点盲目？

黄灯：我不能代替他们回答，但他们对孩子的那种骄傲，当然跟他们所处的环境有关系。

比如有个学生他每次回家，他大伯就问他你以后工作了能够分配到哪里，毕业了以后是不是每个月几万块钱？他大伯对大学生的期待，可能就还停留在那种80年代，好像觉得读了大学就马上可以买房了等等。

所以当然有信息不对称的原因，但我还是觉得父母对孩子的骄傲，是非常真实的。即便他们知道了学历贬值，知道孩子在城市里面立足也不容易，也不影响他们为孩子骄傲。父母不会想那么多的，他们觉得只要孩子比自己好就很好了。

TWO

TWO

{当二本学生面对

社会需求与大学教育错位}

新东方教育：最近就业话题比较火，您多年来的观察，如何看现在给到年轻人的社会教育？

黄灯：现在的社会教育，对年轻人的包容度是不够的。

整个社会氛围对年轻人的要求比较苛刻，希望他们一毕业就能产生效益，而这个情况并不符合年轻人客观的成长规律。

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其实还是挺稚嫩的，没有太多的社会经验，做事也不是很老练，肯定不能跟那些工作了很多年的熟手相比，必然有一个历练的过程。但这个历练的过程所产生的成本，应该由谁来承担呢？我个人感觉，是应该由社会来承担的。

新东方教育：不过从现在来看，社会是比之前发展更好的，资源也是更好的。可年轻人好像会觉得自己比较苦，社会给予的支撑比较少。

而其实像我们祖辈、甚至父母那一辈，某种程度上更苦，饭吃不起、甚至可能有人直接饿死在他们面前。您觉得这是不是意味着，现在年轻人相较老一代、上一代，更脆弱了呢？

黄灯：不是说年轻人变脆弱了，而是年轻人从小到大成长的状态跟以前的人不一样了。现在的社会对年轻人的精神消耗，比我们的父辈要更大一些。

我举一个例子，比如我爸爸妈妈他们那一辈人，要做很多体力活。要学会的东西比我们现在要少。

但现在的孩子不仅要会干劳动，要学专业、要更新电脑技术、要会开车、要懂孩子的教育等等，这导致人对时间、对社会的感知和上一代人都会不一样。

以前的人，至少像我的父辈祖辈，他们对生活的感知是差不多的，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变化不像我们现在那么剧烈。如果停留在以前那个时代，缺乏对年轻人所处现实精确的感知，就会产生错位和不理解。

新东方教育：你教书十几年、教了几千个学生，在你看来，现在学生的精神面貌是怎样的？

黄灯：现在年轻人给我的感觉，个人的独立性更强。但另一方面，他们在精神上，好像不像我们那一代人那么生猛。

可能我们那一代人从小长大的环境比较开阔，在田野里、山上跑，也没有去学兴趣班之类的，所以身上野性的东西会多一些。

现在的孩子给人感觉就是文质彬彬的，但好像有点提不起精神，过于听话。

新东方教育：是的，被社会规训得比较厉害，尤其是面临一些社会现实问题，像大家热议的所谓的学历歧视，二本学生可能在求职时因为学历原因，被人力直接pass。那现在的二本学校，在帮助学生找工作方面，能起到怎样作用呢？

黄灯：这个东西不能由学校来完全承担，主要还是社会发展问题。学校当然会有就业办，但以前就业容易的话，根本就不用学校太操心，以前也没有要求每个老师还去给学生推荐工作。像这两年就业难了，老师也要承担相关工作。

新东方教育：确实，这里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大学教育应该有人文教育、通识教育，而它跟实用性、功利性的社会需求方向，会有一点冲突。您怎么看待这一冲突？

黄灯：在我读大学的年代，所处的计划经济时代，大学生还是稀缺的，相对社会需求，是供不应求的。像我是92年大学毕业，我们九二级这一年全国考上大学人数是80万左右，而我是74年出生的，那一年出生人数据说是接近2000万。当年大学生还是很稀缺的，就业很有保障。

所以那时的大学教育，不以就业为导向。而只要不以就业为导向，整个氛围就会宽松很多，有一些思潮和人文教育，比如我读大学的时候，像北京大学的钱理群老师对我们年轻人很有影响，尽管我是在一个很小的专科大学。那我能受影响，就得益于当时的社会氛围。

（受访者供图）

而现在的年轻人，所处的是市场经济时代，社会氛围比较偏功利向，年轻人为了发展要去博弈，个人是很没有安全感、没有确定性的。内心就没有那么安定，更容易焦虑一些。

THREE

THREE

{人文教育

理想化但还是一定要做}

新东方教育：那学校是否能既有课程教授专业、技能相关，应对社会的需求；同时也有课程能丰富学生的精神内核？

黄灯：我觉得这是很理想化的设计。

新东方教育：据了解，您自己就在做非虚构写作课，开展有一定理想主义的人文教育。

黄灯：对，因为一个大学如果太功利、跟功利社会同构的话，大学的人文教育是必然会缺失的。但对年轻人而言，人文教育又很重要。如果被忽视掉了，他们在进入社会以后，就会面临很多困惑，缺乏精神性的支撑。

比如说缺少来自艺术、文学、哲学、价值观方面的教育，精神的维度就会稀薄很多。如果想要在社会上立足，我觉得人文教育一定要做。

尤其人工智能来了以后，好像大家都有点慌了，如果不全力搞技术，好像就要落后于时代了。但一个社会终究是由一个个的个体构成，以后社会发展怎样，终究是取决于一个个年轻人。

而大学是培养年轻人的地方，人文教育的多少、好还是差，对年轻人的影响非常大。像人文教育关乎人的思考、价值观、基本的同情心等，它们很重要，会让社会更有柔韧度、也更温暖一些。

不过把人文教育做好了，并不意味着学生就可以轻松立足社会。

新东方教育：看到您非虚构写作课上的学生分享自己的感受，可能因为二本学生身份，面对的就业情况依然现实，但通过写作开始自我审视，更能理解自己的来处、对当下的处境也不再焦虑。您觉得这种人文教育产生的积极影响，是普遍的吗？

黄灯：比较个例、不太多，所以有个打算是做成网课。因为这种教学没办法大规模地展开，以前我上公共课，多的时候可以教100多个人，但这种写作课没办法上成大课堂，你课堂上必须有很多深度交流。

但我还蛮想把网课这个事情做成的，课上有学生的反馈还挺好的，我会想社会上有没有别的年轻人想上这样的课。现实中也有人跟我提过，希望我做成网课，因为没办法跑到我的课堂上来听课。做成网课，能覆盖更多有需要的年轻人。

新东方教育：黄灯老师的公开网课，无论是付费还是免费，相信一定会影响一些学生。不过您觉得，当一个学生接受精神启蒙、但又没有足够能力脱离现在环境，所产生的清醒的精神痛苦，跟之前没有接受精神启蒙时的痛苦比，哪一种更痛苦呢？

黄灯：我觉得都很痛苦吧，确实很难说，我其实也很矛盾。我一方面希望我的学生过得好、不愿意他们受苦，另外一方面我又害怕我的学生变得很功利、唯利是图，和某些利益合谋，所以这个问题，我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FOUR

FOUR

{标签之外的二本学生

关注再聚焦一些}

新东方教育：现在二本学生已经成为一个标签了，你怎么看待标签化这件事？

黄灯：所谓的标签就是因为关注的人多了，才会成为标签。我写这本书时并没有标签的意识，平时我的学生自称为二本学生，我作为一个老师天天听多了，就自然想到了这个题目。

关注的人多了，讨论的多了，大家自然就会觉得它像一个标签，我觉得这也可以理解。我也不能因为有这个标签，就否认自己以前的一些观察。

新东方教育：对二本学生这个群体，您在写作之前有没有一些愿景，比如希望他们能借此获得更多社会资源的倾斜，或者能引导大家关注他们背后的社会问题等等。

黄灯：有的，我在大学里面教了十几年书，教了几千个学生，又当过两届完整的班主任，再结合我自己的成长经历，我会觉得他们的出路越来越小了。

再加上主流媒体更多关注的是重点大学的学生，但事实上，80%-90%都是二本和专科职业院校的学生。高等教育里这么庞大的一个群体，没讨论是不正常的。

新东方教育：确实，二本学生需要关注、需要支持。你觉得社会可以给二本学生提供怎样的支持？

黄灯：首先是在价值观上有意识地引导，不要有职业歧视。其次不要有高校鄙视链，让每个年轻人都觉得我们是平等的。因为客观上是不平等的，所以更加要重视平等。

新东方教育：除了社会的支持，你觉得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人的影响更大，还是环境对人的影响更大？像有位清华学生觉得，这个社会特别内卷，人活得特别辛苦，但社会现实是客观存在的，对大部分人来说是一样的，而个体如果有足够能动性，依然是可以向上的。

黄灯：是的，现在因为成功学渗透得太深了，所以年轻人往往把混得好不好、能不能在社会上立足，归结到自己努不努力、或者家里有没有资源上。主要还是社会功利向的影响。

不过我在具体带学生的过程中，会鼓励他们一定要充分调动自己的个人能动性。

新东方教育：就像你书中举例的越南新娘的女儿张正敏，她就是没有放弃、没有妥协，最后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黄灯：对，不过我觉得说个人主观能动性，只能够说个年轻人听。对社会而言，还是呼吁一定要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

后记

采访过程中，黄灯老师语速很快，但很有亲和力，像网上很流行的“电子妈妈”，在百忙之中依然不厌其烦、且很真诚直接地解答我们的困惑，“你们年轻人也是想做事，我再忙也要支持嘛”。

我理解了为什么她的学生们，那些不愿意对别人说的话、愿意对她说。她对二本学生们有一种站在他们角度出发的关心，得益于这份关心，我们看见了：

二本学生背后的父母和家庭，和二本学生一样，在叙述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体图景时，也是庞大而沉默的群体。他们的形象变得具体而生动，他们为孩子提供的课堂之外的教育，给予孩子的滋养被低估了；

看见了二本学生有自己身为个体的主体性，在社会主流评价体系之外、在学历鄙视链和就业歧视链之下，他们有迷茫、有自我否定，但依然努力不让自己困在其中，对所谓光环、title祛魅，为自己的选择赋魅，作为“独立的个人”走出自己的路，他们的生命底色，并不是外界想象中的灰色甚至悲情；

意识到目前的大学教育和社会需求存在一定错位，个体处于社会之中，一代年轻人有一代年轻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我们无法用脆弱等词概括他们，无法要求他们既接受规训、跟上社会时钟，又精神不疲惫；

意识到我们的大学教育，在重视专业发展和就业导向之余，需要将被忽略的、看似理想化的人文教育纳入高等教育体系。从这个角度来说，二本不是“他们”，而是“我们”，是所有人。

但这一次，我们和黄灯老师一样，不再那么焦虑了。因为，暂时性的问题都没关系，只要，我们还在关注、仍在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