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香港女生在加沙当助产士：爆炸声中重开医院妇产科，7天24小时都有人在工作

▲苏衍霈正在为一名新生儿进行检查。Mariam Abu Dagga/MSF 摄

加沙的战火还在燃烧。据央视新闻报道，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当地时间13日发表声明称，自去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至今，加沙地带婴儿死亡总数已达115名。生存越来越艰难，物资越来越短缺。但人道救援没有放弃，医院被迫关闭后又重启，新的援助者不停奔赴，来自中国香港的苏衍霈就是其中一位。

苏衍霈是助产士，参加过国际医疗救援组织“无国界医生”的孟加拉国难民营和地中海搜救船等救援任务。今年5月，她前往加沙南部城市汗尤尼斯的纳赛尔医院，执行为期6周的救援工作。

纳赛尔医院目前是加沙南部最后一间综合性医院，今年2月曾受到攻击，被迫关闭。在多方努力下，医院于5月份重开。5月8日，该院产科病房自重开后迎来第一个婴儿降生，而苏衍霈在离开前，该产房已迎来超过1000名新生婴儿。

日前，从加沙地带归来的苏衍霈接受红星新闻记者专访，讲述了她在加沙的经历。

谈印象：

第一次进入医院

场面犹如灾难电影

红星新闻：你看到的纳赛尔医院是什么状况？物资极端匮乏有什么影响？

苏衍霈：我第一次进去的时候，场面犹如灾难电影。里面没有电，很黑，地上湿而臭……当地的同事都哭了。楼的整体结构还是完整的，可是什么都被破坏了，门窗都被打烂，床、机器都打烂了。

看到这些，我本以为是看不到重开的那天了。可是我们一招工，之前的团队就回来了，反应非常快、效率非常高，一个星期就重开了。我们一边运作，一边清理，当然很多东西还是坏的。

纳赛尔医院很大。它的特殊之处在于，第一，可以说我们周边的人口是加沙最多的；第二，其它医院都关了，只剩下我们一家综合性医院。所以差不多从重启后第三个星期开始，涌入的病患就超出我们的承载力，大概有3~4倍，到现在更是超出非常多。很多病人只能躺在地上。

因为打仗，特别是拉法战事以来，南部边境关闭，所以物资进不来。有些东西用完了没有补充，有些东西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完。有些服务因此不得不停止或者推迟，手术用的无菌材料大概第三个星期以后就没了，不太紧急的手术就得推迟。

面对很多不同的病，药不是都够，但我们都会尽量医治和帮助他们。例如，针对皮肤病的治疗，很多逃过来的人住在帐篷里面，那里环境很不卫生。因为那边天气很热，所以很多传染病暴发，有很多感染的情况。

我们经历过很多大型伤亡。每次以军在附近的军事行动过后，都有很多盖着白布的尸体送过来，还有重伤的人躺在地上……一名来生产的孕妇来的时候脚都炸烂了，我问为什么来那么迟，她说她住的帐篷非常远，因为打仗不敢来。我们紧急开刀，孩子还是没能活下来，我们只能医治好母亲。

有很多病例是本可以救活的，特别是妇女，可是在这个地方就没有办法。我们的数据显示有很多胎死腹中情况，还有较多的早产、营养不良，以及产前流血、产后流血等并发症。

▲苏衍霈在照护刚刚分娩的妇女。Mariam Abu Dagga/MSF 摄

红星新闻：现在的加沙，新生命是一件美好还是绝望的事情？

苏衍霈：确实。新生命一方面是美好的，因为当地的文化和宗教是很注重家庭的，而且死了很多亲人朋友后，新生命为家庭带来希望；另一方面新生命也令原本艰难的生活雪上加霜，所以我们也加设家庭计划生育的服务，让想节育的人有安全的选择。

谈工作：

7天24小时都有人在工作

随时待命准备撤离

红星新闻：介绍一下你的工作吧。进出加沙不容易，医院也缺少人手，为什么只待了6周？

苏衍霈：6周的救援工作期间，我的岗位是助产士活动经理，还要负责家庭生育计划、性暴力幸存者的支持及生育支持服务，也就是妇产科的服务。

我主要的任务是重开医院的妇产科，我们还重开了性暴力等门诊部，还开了很多针对营养不良的项目、很多母乳喂养室。

我们7天24小时都有人在工作，开始都说做两三个月都可以，可是过了两三个星期以后，都说不行了，真的非常累。因为我们要24小时高度警惕，要随时随地待命，随时准备撤离。如果你错了、慢了一分钟，你影响的将是整个团队。

非常吵，24小时都有爆炸的声音、无人机的声音，还有邻居发出的哭声、噪声。半夜会有炸弹落在附近，房子都在振动，我们会被吵醒。

我们都说加沙的任务是“最高难度的”。过了6个星期，可能你身心疲累了，不那么警觉了，这会给整个团队带来危险。所以我们要走，新的人来重新适应。有的同事一个月、三个星期就走了。

他们找我也是因为实在没有其他妇产科医护了。在我去之前，这个岗位已经一两个月没有人。这对我来说是个挑战，因为没有人来交接工作，我要从零开始。

红星新闻：你是第一次到加沙地带执行救援任务，为什么就去到这么复杂的地方？

苏衍霈：我在接到这项工作的邀请后，一方面是非常感激，这是对我履历和能力的一个认同；另一方面，当我知道工作内容是要重开那么大医院的妇产科的时候，我觉得在这样一个背景的地区，妇女的状况会被忽略，我有这样的使命感，去为妇女的健康和权益做一些争取和改善。

红星新闻：会想再回去吗？

苏衍霈：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很想再回去工作。因为加沙仍在战争中，非常需要人道救援人员，加上妇幼健康比较专业和敏感，需要有经验的人去继续做。

谈压力：

最难适应的除了想家

就是和当地人别离

红星新闻：这6周过程中，工作的情绪是怎样的？

苏衍霈：很多不同的心情。不能说是非常大的压力，可是压力是有的，紧张是有的。但更多的是同情。

加沙人没有一个不是失去了朋友、家人。存了一辈子款买来的房子，一夜之间就没有了，要去住帐篷。搬了五六次后，精神状态崩溃了。每日每夜都有无人机、炸弹。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生活已经10个月了，不能出去，每天都在恐惧当中，居无定所，朝不保夕。

他们没有地方可以去，没有食物，没有水。我也会哭，跟他们一起哭。

我们聘请了很多当地人。我一个同事，他是手术室的主管，他死了三个女儿，他看到我的头发就回忆道，“Fatima的头发就是这样的”。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努力工作，我非常佩服，非常感激。我们的团队都受过高等教育，专业且有效率，非常有工作的精气神，我非常享受跟他们一起工作的过程。他们的坚强也感染了我。

我最难适应的，除了想家，就是跟当地人别离的心情。例如，我们收到通知，要在两个小时内撤离，可能一个星期后回来，也可能就不回来了。我们外国人可以撤离，但很多当地的同事，住在附近，家人在这里（走不了）。我也认识了新的邻居，离开时知道可能是最后一面，我很担心他们。

▲苏衍霈为两名新生儿提供护理。Mariam Abu Dagga/MSF 摄

红星新闻：加沙人目前是什么样的精神状态？

苏衍霈：我觉得他们最大的问题是在心理方面，非常多创伤。我们也会提供疏导和咨询。我们给小朋友做心理方面的活动，很多小朋友画轰炸、画家园被破坏的情况，这就是他们的印象。那些小孩因为担惊受怕，经常睡不着。

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年轻人非常愤怒，比如因为资源不够。供水是我们在当地一个很重要的项目，有些人站在供水车旁边想抢饮用水，他们非常激动，互相打架。

他们觉得世界已经忘记了他们，非常无助，就会失控。有部分愤怒的人想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想引起注意，他们会爬上我们的车，砸石头，并高喊“快点停火，我们要吃的，我们要水，我们要回家”。每天都是这些非常强烈的情绪，我们其实非常理解。

谈安全：

每天最少开一次会

呼吁停止针对医疗设施的攻击

红星新闻：面对这种情况，你们如何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

苏衍霈：我们每天都在评估这些情绪，分析怎么改变策略。比如提高安保级别，聘请更多保安，管控员工在内的进出。此外，我们的营养不良项目会派发一些物资，遇到情况就会暂停，还要聘请更多人来给群众作解释。

虽然我们看到了、分析了、评估了，但还是无法做到真正理解那种情绪，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可是我经常对自己说，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需要去那里。

我们每天最少开一次会，都会涉及安全问题：今天走这条路安不安全，不安全就要先待在这里；可能军队已经在百米外，如果他们过来要怎么办；哪里在轰炸，是无人机还是侦察机，它会飞向哪里……当然，我们都知道，加沙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

我们有一个官方呼吁，以色列应停止针对医疗设施的攻击。因为全都是平民，至少从我们所有人的经历来看，都是病人、伤者，生命就是生命。医院是一个中立的地方，我们在抢救生命的时候是不会问身份立场的，打仗应该在外面。

红星新闻记者 胡伊文

编辑 何先锋 责编 冯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