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训家书里的“中国智慧”

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 8月9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家训家书里的“中国智慧”》的报道。

同治九年（1870年）一个初夏夜，右眼已经失明的曾国藩拖着病躯，给两个儿子写下1400多封家书中的又一封。在信中，这位长期在外为官的父亲付以毕生阅历，希望子孙能够做到“不忮（嫉妒）不求”。“终身让人道，曾不失寸步。终身祝人善，曾不损尺布”，这便是被誉为醒世箴言的《忮求诗二首》。不假外物、反求诸己的家风一脉相承，助力曾氏家族绵延十代、无一败家，有成就者多达200余人。

“治国之道，实由家治也。”有着3000年历史的家训文化，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一些颇负盛名、富有远见卓识的家训家书依然契合现实、触动人心，对于当下的社会治理、齐家之道、自我管理等仍不无启发。

经世致用的“方法论”

“心犹首面也……心一朝不思善，则邪恶入之。”东汉文学家蔡邕写给女儿的家训中，强调了一个人内在品德修养的重要性。这一“对镜梳妆”的佳喻，至今为人所信服。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从一则则千古流芳的家训家书中，中国人正身率下、规矩方圆、自强笃定的文化心理跃然而出、有迹可循。

关键词一，行为习惯。古代家训非常重视对人的早期行为习惯的培养，认为儿童期可塑性极强，应早做引导，避免一曝十寒。对此，一代名儒颜之推论述说，“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干公道事，做老成人，说实在话”，太原市双塔博物馆里，明代大儒吕坤为父所刻的《近溪隐君家训》碑为人称颂至今。吕坤之父善持家、重教育、和睦友邻，培养了吕坤善良正直的品行，吕父主张教育从儿童抓起，在民间影响很大。

关键词二，自强。一些先贤教育子孙从小要有高远的胸怀，认为这是做人、成事的基础。诸葛亮临终前写给8岁儿子诸葛瞻的《诫子书》中说：“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家诫》云：“但君子用心，有所准行，自当量其善者，必拟议而后动。”他认为人要在了解自身的基础上立志。清代《高氏塾铎》说“勤有三益”：“勤则不匮”“邪心淫念，无从而生”“可以致寿考”，认为勤劳和好逸恶劳的人性逆向而行，就在于它能适度唤醒一个人的斗志。这篇家训举例说，周文王中年受命为君，关爱百姓，躬自劳作，从早到晚甚至没有闲暇吃饭，在位长达50年。

关键词三，廉洁。包拯家训短短几十字，要求子孙不得贪赃枉法，保持清廉家风。南宋宰相赵鼎《家训笔录》中说道：“人之才性，各有短长，固难勉强，唯廉勤二字，人人可至。”陆游《放翁家训》亦把节操立为家风。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家中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弟。若子弟不贤不才，虽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书积衣，总是枉然。”

关键词四，人道主义。古人不仅看重家庭内部关系的有序，还注重良好的社会关系处理，与当今和谐社会的理念如出一辙。被朱元璋誉为“江南第一家”的浙江郑氏家族在家训《郑氏规范》中嘱告家人：“和待乡曲，宁我容人，毋使人容我。”具体规定有：开药店为无钱医治的人们救治疾病，炎夏季节在大道旁设一些茶水站以济行路人，捐资修桥补路“以利行客”等。清代学者许汝霖辞官回乡途中，针对当时的奢靡之风日甚，拟出著名家训《德星堂家订》，压缩家庭开支立私塾、济孤寡、助婚丧。

优良的家风是民族精神的巨大推动力。“家训中的很多优秀品质和高尚追求，都成了我们民族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成了全社会一致践行的行为准则。”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徐勇说。

润物无声的“行动派”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一些家训名言重引导启发，而非生硬说教，这种“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知行合一观，有着穿越时空的生命力。

山西灵石县明清建筑王家大院由百余座院落、上千间房屋构成。据统计，王家大院近200处楹联、匾额，均寓有修身积善之语。“务忠务孝务廉务节，庶几克振家声”“敦厚”“三省四勿”“澡身浴德”，无一不在提升家庭礼仪文明和为人处世的道德素养。一处石雕画面为莲花丛中立着两只白鹭，寓意“路路清廉”，意在提醒子孙后代要保持清廉品性和情操。

“王氏家族3000族人和睦相处，200余年人才辈出、兴盛不衰，不能不说这样的庭院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传统家训文献资料整理与优秀家风研究”首席专家、江苏师范大学伦理学与德育研究中心主任陈延斌说。

为打下一个好基础，古人动了很多脑筋。有人将家训编成朗朗上口的歌诀，让幼儿朗读诵唱。有人在给儿孙起名字时，将家训家风浸润其中。晋东南阳城一带“状元楼”“插花楼”的命名，无形中就是一种耳濡目染。“中国人骨子里是比较温婉、含蓄的，体现在家训上就是一种渐进式的家风熏陶。”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文物博物馆馆长李学东说。

有趣的是，一些家训有诸多善于突破、思想解放之处，而非了无生趣的“老古板”。

比如，主张顺应儿童“乐嬉游而惮拘检”的天性，不能过于严苛，更不可随便责怪。清初冯班在《将死之鸣》中说：“过严之弊，子弟顺谨者必愚，黠慧者则憨。鞭扑之下，使人不生善念。”清代郝培元《梅叟闲评》说：“树木嫩小者，不可芟去其枝。芟去太早，树便不长。亦犹少小儿童，督责太严，便无勃勃生趣也。”清光绪进士赵怡的母亲教子女：“幼孩原是手舞足蹈，方有发扬气象。但事事必规之以正，俾稍绳于理法。若必令过于拘挛，岂不窒其活泼之机趣？”

又如，对女性的平等与尊重。清代书画家蒋伊在《蒋氏家训》中告诉家人，“妇人三十岁以内，夫故者，令其母家择配改适，亲属不许阻挠。”范仲淹甚至给再嫁的本族女子以经费资助。明末清初理学大家孙奇逢77岁高龄写下《孝友堂家训》：“一家之中，老老幼幼，夫夫妇妇，各无惭德，便是羲皇世界。”

中国智慧的“再发光”

历史上，因为家风不良，家道走向败落的反面案例不胜枚举。近年来，因对配偶、子女疏于管教、放任纵容，被查处的违纪违法案件也不在少数。

清代刑部尚书魏象枢说：“在家则光前裕后，在国则端本澄源。十年之后，清官良吏，君子善人，皆从此中出。”

据陈延斌介绍，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10省市74.9%的被调查者赞同“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也是最长久的老师”。

鲁迅先生曾说：“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下。”

“赐子千金，不如教子一艺。”在浩瀚如海的历代典籍中，把一些可圈可点、可资借鉴的家训名言筛选出来，对于破解当下一些重智轻德、重养轻教的现象不无益处。

业内人士建议，在对散佚于国内外的家训文献进行整理和抢救性发掘的基础上，广泛搜集案例，建立家训文献与家训家风研究数据库，实现对传统智慧的“再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