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比降13%，七夕来了，报复性结婚却没来

有专家说，报复性结婚开始了。但最新的结婚率数据很快就让专家又被打脸。

民政部官网8月2日发布的《2024年二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二季度，全国结婚登记343万对，离婚登记127.4万对。有媒体注意到，2023年上半年，全国共办理结婚登记392.8万对，办理离婚登记131.7万对。今年上半年结婚登记数较去年同比减少49.8万对，同比降13%，离婚登记数同比减少4.3万对。

根据民政部统计数据，全国结婚登记数已连续下跌多年。十年前的2013年全国结婚登记数为1346.9万对，在2014年开始逐年下降。由于疫情因素，在2022年全国登记数已经降至683.5万对，到了2023年回升至768万对。根据今年上半年的结婚登记数预估，今年的结婚登记数大概率又将创造历史新低。

低结婚率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不少意想不到的影响：

结婚的人少了，金店周大福在金价飙升的同时各种关店。

房地产业低迷，以前没有房子是万万不能结婚的，如今结婚的人少了，房子反而卖不出去了。

张雪峰说，结婚率不到3%，学师范给鬼当老师呀，建议广大考生慎报师范专业。

近年来中国结婚率降低究竟有哪些根本性原因？面对婚姻率和生育率的下降，经济社会又会发生哪些深刻的改变？

城市化错配下的不婚族

中国低结婚率的重灾区毫无疑问在一线大城市。2018年，上海的结婚率曾经创纪录低到‌仅为4.35‰，这个数字已经远低于处于少子化状态的日本和韩国。

讨论关于婚姻的问题，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大龄剩女好像只存在于城市，在二线以下城市的女性很少出现嫁不出去的情况。

很多三四线城市的女性在县城都过着不错的生活。这两年，不少一二线城市的连锁餐饮品牌都选择下沉市场，这背后凸显的恰恰是已婚女性群体的购买力。

大龄男性的情况则刚好相反，根据一份调查数据显示，超过四成以上的农村人口存在较为严重的大龄男青年婚配难题。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如果在社交平台去谈剩女，可能会有一堆人攻击你物化女性，或者不尊重女性。如果去调侃大龄剩男的话，无论言辞是多犀利多苛刻，基本很难掀起多大的声浪。

其中的原因不在于男性更为宽容，而是真正的大龄剩男大多不在互联网的舆论场上了。那些已经在一二线城市顺利留下来了，扎了根的男性，即便没结婚，也算不上剩男。有了相对独立的事业和社交圈的男性，在如今的社交平台评价逻辑中，是否脱单显然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所以有专家指出，中国现在阶段的低结婚率可能和城市化后的男女资源错配有关。为什么在大城市更容易出现剩男剩女的现象呢？对于部分女性来说，之所以剩下来，是因为她们不想回老家，要留在一线城市，希望找到的那个结婚对象同样也是能够扎根在一线城市的。并且两个人结婚之后，生活的质量不能过分地降低。那之后一系列的关于房产等经济条件的问题就油然而生了。

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全国男女的人口性别比是1：1.05，再加上女性在学习考试上相较男性有更大的优势。于是大量的女性通过选拔性的考试进入了一二线城市，并且留在了一二线城市的婚恋市场，造成三四线城市男女不平衡的问题更加严重。

教育部官网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本科招生的总人数是443万，其中女性招了269万，而男性只招了174万。即便没有通过高考的这道门槛，东部沿海城市产生巨大的虹吸效应，也会让很多的女性远走他乡发展。而这些出走的女性的结局，有相当的一部分会在大城市剩下寻找机会，绝大部分不会再回到三四线城市的婚恋市场了。这或许就是现阶段中国大城市低结婚率的一个原因了。

内卷教育激发恐婚

现在低结婚率已经成为了东亚国家的共性问题。2020年日本男性的终身未婚率约为28%，女性则为18%。今年7月，韩国政府宣布进入“人口紧急状态”，2023年全年，韩国全国出生人口只有大约23.5万人，创历史新低。

为了让日本脱单，日本各界开始各种脑洞大开，吃饭随机拼桌来提高男女双方见面的机会。各种联谊、加强男女互动“婚活”开始在日本盛行。东京市政府还推出了一款婚恋交友软件，官方出面给线上交友背书。然而，现实证明这些努力收效甚微。在日韩两国，结婚率的下降已经是关系到社会结构和东亚国家文化传统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这一切很有可能源于儒家文化圈的传统，在东亚三国的社会都有非常强烈的家庭主义特征。无论在东亚的哪个国家，社会的普遍的认知是，一个孩子的出生或者成长，他以后发展的好不好，都是家庭的责任，孩子的家庭教育被赋予了巨大的压力。

有数据显示，在这种很强的家庭主义的传统之下，东亚社会除了育儿以外的其实他家庭福利的支出占他GDP的总量相对是比较低的。其中最集中的表现就是教育上的焦虑。因为教育焦虑或者说教育竞争压力越大，它其实就会直接抑制人们的一个生育和婚姻的意愿。

2018年有一个研究机构通过对国内某些培训机构和城市所在地的密度，来分析一个地区教育压力和生育意愿、结婚率的关系。结果换算出像北京海淀区，这种二十名小学生就能对应一个课外的这种培训机构的地区，结婚率和生育率果然是垫底了。当然在“双减”政策出台以后，这一问题有所缓解，但对于东亚社会来说，由于教育带来的生育压力，以及生育捆绑婚姻的社会传统，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新一代年轻人对婚姻的望而却步。

那么面对低结婚率时代的到来，企业还会有什么新的机会吗？

低婚社会，商机同在

低结婚率首先影响的肯定是母婴行业，2023年比2022年中国的新生儿就减少200万，有业内人士分析，几乎相当于每年在减少了四分之一的市场份额。

其次就是教育行业，有人认为以后出生率低了，上学更轻松了，人人都能考上985、211。张雪峰在一次直播中就说，应该放弃这种可笑的想法，优秀名师和好学校无论人口多少都是稀缺资源。对于学生来说只能更卷，对教育行业来说也意味着竞争更激烈了。

大环境逆转不了，有企业还是想到了办法，首先是出海，中国人不想生，但是不代表其他人他不愿意生。从世界范围来看，全球人口还是在稳步增长的，有数据统计，印尼未来十年新生儿的数量都将维持在430万以上。而西非国家的生育率更是高达惊人的6，平均一个妇女一生要生5-6个孩子。

对一些中国企业来说，机会也来了，2023年起，国内乳制品企业飞鹤就联合国际物流公司积极在东南亚和非洲布局，中国母婴产品走进非洲和东南亚市场不失为一种寻找海外增长的有益尝试。

此外，未来的中国社会老龄化，幼儿园变少也是大趋势。于是，一种名为老幼共托的机构正在产生。老人跟孩子的作息不一样，生活习惯也不一样。小孩爱动，发出的声音比较多，那老人喜欢就需要足够的时间休息。这两个怎么能结合到一块去呢？

在深圳和太原，有部分民营养老机构已经试点把幼儿园有机的融合到一块去。一个园区里有两栋楼，一栋给孩子，一栋给老人。老人一早就把孩子送到了门口，然后兵分两路，孩子幼儿园开始一天的活动，老人就去另一栋，在这里边有专门给老人准备的娱乐和疗养空间。

等一天结束了，老人在和孩子在门口汇合。这个过程，老人和孩子各有各的活动空间，全程不接触。“老幼共托”还能让两代人在情感和知识文化上有所传递。

当然这个模式里，还有其他问题，比如服务人员岗位的安排，管理的问题，都是有待慢慢完善的。但在一个低婚龄时代来临的今天，共托模式或许也是一种降低养老成本的新尝试。

从日本经济失去的三十年可以看出，结婚率不一定能反映经济水平，但能反映经济发展潜力，甚至可以判断一个国家的经济趋势。

为了缓解结婚率的问题，我国也出台了相关房产和生育的扶持政策，旨在缓解年轻人面临的经济压力，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和改善这一趋势。但缓解结婚率绝非一个简单的政策问题，从人口结构到婚育成本再到社会观念，多方面因素决定了提升结婚率是一项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企业和个人需要因势利导，提前适应低婚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了。

参考资料

1、婚育捆绑、教育焦虑……中国人口转变有哪些特征，澎湃新闻

2、无法结婚的年轻人，究竟困在哪里？秦朔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