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芝圃处理新四军“耿吴刘叛变事件”，未有效掌握部队酿悲剧

1940年10月，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妄图围歼华东地区的新四军。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动摇分子离开了革命队伍，隐藏的反革命分子也暴露出了丑恶面目。

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耿蕴斋、新四军十七团团长吴信荣、十八团团长刘志仁在敌人的策反下，带领两个团和一个连的兵力图谋叛变。这就是震惊豫皖苏边区的“耿吴刘叛变事件”

1940年12月，边区党政军委员会派边区党委书记吴芝圃为代表，具体处理这次图谋叛变问题。吴芝圃接到通知后，便和豫皖苏边区联防委员会粮食局长张辑五一起，连夜走马二百里，到淮上党政军委员会领受任务。接着，又不顾人困马疲，带领神枪手吴守训、林乃清等五位警卫人员，仓促登程，又奔波二百多里，到达叛变分子聚集的肖县境内。

这次叛变事件的直接原因，是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员耿蕴斋的个人主义、山头主义恶性发展造成的。他对党几次编调他带的武装队伍心怀不满，便寻找借口，擅离职守，带着他掌握的一个连的兵力自由行动，到肖县和十七团团长吴信荣酝酿叛变。

他们的活动，边区党委有所觉察，曾派肖宿永地委书记李仲道等前去调查了解，进行说服教育。与此同时，党政军委员会又秘密指令十八团团长刘志仁，必要的时候可以用武力惩罚耿蕴斋。

然而刘志仁早存叛变之心，认为边区党委让他出任夏邑县长是党夺他的兵权，多次流露不满情绪。对于党政军委员会这次密令，他阳奉阴违，两面三刀，表面顺从。事后得知，他暗中早就把党政军委员会的密电抄送给了耿、吴二人。

对于刘志仁，吴芝圃根据已往的了解，认为他政治上很不可靠，在去肖县的路上，便警觉地向张辑五提出：“我来时，雪枫同志向我讲，必要时可以依靠刘志仁解决耿、吴的问题，你看靠得住吗?刘不会有唇亡齿寒之感吗?”

为了进一步掌握耿、吴图谋叛变计划，和防止刘志仁有诈，吴芝圃派人秘密通知十八团的政委和参谋长，没有他的命令，不允许任何人调动部队，不准移防等等。

十二月十日晚，吴芝围一行在芒砀山区二联队(刘志仁部)的联络点住下后，即派人和肖宿永地委书记李仲道联系，约定晚上到这个联络点商谈，接着又派人和刘志仁联系。当晚，李仲道先来，吴芝面向他传达了党政军委员会关于以和平方式解决耿、吴图谋叛变问题的指示，和尽量设法争取耿、吴回头，即若谈不好，也应耐心等待的方针，并商定了第二天晚上会面地点。

李仲道刚走，刘志仁就来了。他表面上“很热情”，主动汇报了耿、吴准备叛变的情况，并表示他要坚决还击，决不妥协。当吴芝圃向他传达党政军委员会的指示和彭雪枫司令员对他的般切希望以后，刘志仁表现得很“左”，口口声声反对和平解决的方针，自告奋勇打先锋，要求主动出击。

不管吴芝圃怎样解释，他都表示要打。吴芝圃看刘志仁不听，只好让他考虑考虑，明天再谈。刘志仁的这种异常表现，进一步引起了吴芝圃的警惕。

第二天，吴芝圃决定亲自以“回访”的名义到刘志仁处摸动向。张辑五为了他的人身安全，坚决阻拦，并要求自己替吴芝圃前往。张辑五回来后向吴芝圃作了具体汇报，证明刘志仁已经叛变，并从刘部的异常调动来看，最大可能在当晚就要动手。

张辑五和吴守训等建议吴芝圃立即改换驻地，以防万一。吴芝说：“事先已经和李仲道同志约好在这里会面，如果我们改换地点，势必要危害他的安全。再说，转移可以暂时避灾，但以后怎么办?我看不成功便成仁”，坚决按原计划行动。

傍晚时分，发现叛匪加岗加哨，行动异常。吴芝圃仍然镇定自若，彻夜与同志们分析形势，研究对策。第二天凌晨，李仲道带着十几个骑兵，气喘吁吁地跑来了，一进门就向吴芝圃报告说，耿蕴斋派了四个步兵连、一个骑兵排来“请”吴芝圃到吴信荣他们那里去谈一次话，如果不去，就全部消灭。

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如果不去，硬往外冲，必将遭到重大牺牲，如果去了，根据当时情况，可能危险还要小一点。因为这时耿、吴叛变还没有表面化。吴芝圃反复考虑之后，毅然答应接受“邀请”，并决定让张辑五、吴守训等随行人员迅速撤回，由他和李仲道两人深入虎穴，进行“会谈”。

就这样，吴芝圃和李仲道以大无畏的英雄气，共同赴难，闯进驻扎在肖县洪河集上的吴信荣团部。在叛军团部剑拔弩张的情况下，吴、李神色镇定，凛凛正气。

吴芝圃一方面利用耿、吴和刘志仁之间的矛盾，随机应变，稳住对方，迫使他俩将扣押在该部做说服工作的干部放了出来。同时，他又义正辞严地批评耿蕴斋不该擅离职守，率部自由行动，警告他不要一错再错，误入不可自拔的地步。吴信荣自知理屈，放声大哭，将刘志仁如何编造谎言，挑拨离间，策划、威胁他们的阴谋全部端了出来。

吴芝圃代表区党委当即对刘志仁的种种骗，进行了揭露，劝告他们不要受人思弄，要相信党，相信人民，要悬崖勒马，不可坚持错误，争取组织宽大处理。吃过午饭，耿蕴斋、吴信荣便送吴芝圃和李仲道二人返送至洪河集西门。

告别后，吴、李二人在吴守训等的接应下，立即策马出险境，直奔肖县人民政府。在这同一天，刘志仁公开露出了叛徒嘴脸，扣押了边区党委派到他的部队里工作的许多党员、干部。当夜，这些被捕同志组织突围，有不少同志壮烈牺牲。

三人的叛逃影响十分恶劣，带动了永城、萧县等地不少干部叛逃，最终致使豫皖苏边区在日伪、国顽、叛军的联合夹击下重新沦陷。

叛逃后，耿蕴斋被汤恩伯任命为苏鲁豫皖边区挺进游击支队第一纵队少将司令，刘子仁为一纵队副司令兼二支队司令，吴信容为三支队司令。

耿蕴斋刘子仁排斥，变成没有兵权的幕僚，建国后他主动向组织坦白，积极悔过，组织上对他宽大处理。1962年，务农的耿蕴斋病死家中。

1942年，汤恩伯怕吴信荣有反义，安排了一个姓钱的组长宴请吴信荣， 宴会后不久，吴信荣就突然得了重病不治而亡。吴信荣的弟弟吴信元很快控制了哥哥之前的手下，1944年8月，他率部起义反正。

刘子仁造成的危害最深，他先是投靠汤恩伯，后投靠汉奸张岚峰，抗战胜利后又倒戈蒋介石，当上309师师长。1949年12月又跟着军长在四川起义，再次回到了共产党的军队中。在被送到西南军政大学学习期间， 被他曾经的部下——原司法科长王玮认出。1951年3月7日被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