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下半年法律服务版图重构：从非诉到争议，从本土到全球

律新社编者按

在过去数年的全球公共卫生挑战中，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体系造成了深远且复杂的影响。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整体下行，法律服务行业不可避免地受到波及。

作为一名长期专注投融资，并购重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新能源建设、开发、运营等领域，具有近20年管理和法律实践经验，具备多元交叉学科专业知识和扎实专业功底的资深律师，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梁沐周在律新社《精品法律服务品牌指南（2024）：争议解决领域》中获评“律新社2024年度争议解决领域品牌之星：实力律师”。对于法律服务行业接下来的发展趋势，梁沐周律师有其独到见解。律新社特此推荐阅读。

当前，全球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主要经济体“脱钩断链”，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这对中国经济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从科技创新到传统行业，无一不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投资活动频率减缓、金额缩减、收益下滑成了普遍现象。

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的法律服务行业，眼下明显表现出新的特点：非诉业务下滑明显，争议解决业务却如雨后春笋般持续增长；随着企业内部管理调整，企业法务部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对律师行业提出更高要求；中国企业出海浪潮汹涌，涉外法律业务或将成为新蓝海。

简而言之，2024下半年法律服务版图正在重构：从非诉到争议，从本土到全球。

这些变化，考验着法律从业者的专业能力，也促使法律服务行业在逆境中寻找新的增长点。

01

非诉业务明显下滑，争议解决业务持续增加

1. 后疫情时代经济“疤痕效应”明显。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大量投资行为的频率、金额、收益下降，致使为此提供法律服务的，以投资、并购等业务为主体的非诉业务的比例大幅度降低；一些投资主体因投资行为无法正向获利而退出，加之经济发展不稳定等因素带来收入下降……这些都可能成为冲突、争议的导火索，导致投资类合同纠纷、金融类借贷纠纷、公司股东纠纷、劳动争议纠纷显著增加。

2. 涉及金融类犯罪明显增加。在证券监管部门加强上市公司监管、严打证券犯罪，以及企业大力推动反舞弊工作的背景下，涉及资本市场犯罪、职务廉洁类犯罪、欺诈类犯罪案件也明显增加。

02

企业法务重要性凸显，引发律师界破局思考

1. 受经济不稳定和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增加的影响，作为企业后台部门的法务部门，其聘请常年法律顾问、法务外包等预算大幅度下调。很多法律文书及合同起草、签订、咨询、管理，劳动法务、法律培训等，均由企业法务部门自己承担下来。这种现象在眼下非常普遍。

2. 基于预算下调、部门制衡、律师间竞争加剧等因素，企业法务委托律师的程序更为复杂、时间更长、竞争性比选更为明显。

3. 受律师行业竞争激烈的影响，法律从业人员纷纷选择从乙方角色向甲方角色转换，律师转行至企业担任法务管理人员的情况明显增加。

4. 由于预算下降、人员储备增强和内部效率提升，企业法务人员自行处理纠纷的比例上升。据我了解，有些银行、金融机构已经实现争议案件95%都由内部消化。

5. 律师行业内卷加剧，促使客户的甲方地位进一步加强，对委托律师争议解决的时限性、服务费用及裁判结果等方面要求更为严苛。

6. 考虑到诉讼成本、时间和效果等方面因素，企业的诉讼意愿明显下降，许多案件都出现客户不愿意诉讼或者不愿意承担任何前期诉讼成本的现象。

03

企业不出海就出局，涉外法律业务随之大增

中国企业席卷全球，“不出海便出局”的格局已经形成。随着疫情后经济复苏，跨境交易逐渐恢复，随之而来的收并购、争议解决等出现井喷。涉外法律服务，中国律师大有可为。

据我观察，涉外法律服务有这些新趋势：

1

行业高度集中

我认为，涉外商事方面的业务将主要集中在新能源、高端智造、基础设施建设行业，涉外民事方面的业务将主要集中在婚姻、继承、房地产交易等板块。

2

国有资本领衔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担当主体会高度聚焦在国有企业身上，它们将引领中国企业集体出海。这是涉外法律服务的主要对象，也为我们选择客户锚定了方向。

3

投资热点集中

随着世界地缘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化，就现状而言，我判断，涉外争议纠纷会在中东、非洲、拉美、东南亚等区域出现新的增长。

4

人才争夺白热化

随着争议解决跨境法律服务的需求急剧增加，对涉外法律服务人才的数量和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长期来看，这需要依靠司法行政、律师协会及法学院校等对涉外人才的高度重视和大力培养；短期内，则表现为律所之间人才争夺的白热化。

5

国际性争议解决的机制多样化

国际性商事民事争议解决，除传统的法院诉讼外，已经出现多元化的争议解决机制：谈判、调解、仲裁。仲裁机构、商事调解中心等将逐渐成为争议各方竞相争夺的解决机构，这对律师就不同争议解决机构的运行机制的熟悉程度和利弊分析提出了新的考验。

综上所述，这些法律服务行业新趋势的出现，势必给律师行业带来巨大的冲击，也为律师界提出了哪些方面需要进一步改善完善的思考。比如：律师行业服务模式和付费逻辑的变化、成本与效率的有效协同、律师行业不断兼并的概率等。

04

顺应法律服务新趋势，律师“充电升级”迫在眉睫

1. 客户对律师的要求更高

客户选择律师时，对律师在行业内的服务经验、专业素质、成功案例及其他赋能等要求更高了，对律师进行比选、比价的标准显著上升，经验丰富、综合实力强且收费更实惠的律师成为首选“香饽饽”。这一现象在当下极具普遍性。

2. 律师的单位工作量更大

在争议解决领域，由于案件数量增加，以及法院、仲裁机构对受案标准、诉前联调程序的限制，诉讼时长显著拉长，律师在保全、立案、排期开庭和执行阶段等程序上所花费的时间、精力、人力成本亦急剧增加。

3. 矛盾解决方式更多元

诉讼、仲裁是长期沿用的、常规的争议解决方式，如今又新增了商事调解、协商等争议解决机制，丰富了争议解决的方式和路径。

4. 非诉和诉讼的分工专业化更明显

客户对非诉讼和诉讼律师的诉求更直接、更明显，对专业化和精准化的要求更加凸显。由此可见，能够深刻洞察客户需求和全面掌握诉讼、非诉讼服务能力的律所和团队具有非常明显的竞争优势。

5. 科技赋能越来越广泛

人工智能应用为律师提高工作效率和办案成功率带来了巨大的帮助，成为年轻律师赶超前辈律师的助力器。

6. 法律服务公司异军突起

借助高效、全面的品宣推广和强大的营销体系，法律服务公司强势介入传统法律服务行业的赛道中来，与传统律所形成正面竞争，这对司法行政监管、律师行业规范及传统的律所管理方式都是巨大的挑战。同时，大量律师精英跳上法律服务公司的快速列车，行业内卷趋势更加明显。

7. 涉外争议解决业务大量涌现，涉外法律服务人才需求剧增

有关数据显示，2023年度，仅广东省法院合计审结涉外、涉港澳民商事一审案件就高达1.9万件。就全国范围而言，此类案件数量预计超5万件。同时，还有大量的争议选择由仲裁、调解等机构解决，这些争议解决均需要大量的律师提供服务。

05

结语

在新冠疫情冲击和全球化深刻调整的双重因素叠加之下，法律服务行业经历了深刻的变革与调整。一方面，非诉讼业务显著下滑和争议解决业务逆势增长，反映出企业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对法律支持与纠纷解决的高度依赖。另一方面，企业更加重视内部法律治理与风险管理，这要求律师不仅具备扎实的法律功底，还需具备跨领域的知识储备和敏锐的市场洞察力。

面对竞争加剧的市场环境，律师行业应当从单一的法律咨询服务向综合解决方案提供转变，从传统的线下服务模式向数字化、智能化的线上服务模式拓展。律师行业需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量，以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实现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