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之子胡思杜为何36岁凄凉自尽？如果随父亲流亡台湾会怎样？

胡适，大概是近代当代最有争议的文化人物了。

喜欢胡适的人，总爱吹嘘胡适风流倜傥、宠妻狂魔、36博士、知识渊博等等优点，有的甚至还把胡适当成近代当代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

但是不喜欢甚至讨厌胡适的人，马上就能够列出胡适的诸多问题和劣迹。曾经为日本侵略辩护、担任驻美大使多年毫无建树、宠妻狂魔却处处留情、很多学问有开创却没深入。

要看胡适到底好不好，我认为看他的儿女们可能更能说明问题。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人的成功，往往与其子女的成功紧紧相连。如果一个传统文人，不能开创一个让自己后人敬仰的文化符号，恐怕有再多的功名利禄，也不能掩盖他的失败。中国古代的范仲淹开创了延续千年的范氏家族，近代的曾国藩和梁启超，其后人人才辈出、英杰无数，更是受人敬仰。

胡适一共有两个儿子，长子胡祖望，次子胡思社。

胡祖望早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后入美国康乃尔大学主修机械工程。毕业后服务于美国斯都德贝克汽车厂，后担任中国航空公司的工程师、台湾驻美国机构“经济参事”等职。一九八0年胡祖望退休。胡祖望的只有一个儿子，胡复。胡复和他的父亲胡祖望、祖父胡适一样都是毕业于美国的康奈尔大学，非常符合美国式的“世袭制大学”的培养状态。

相对长子胡祖望的“光宗耀祖、继承学位”来说，次子胡思杜的经历，更像是一个民国纨绔子弟的典型代表。

胡祖望出生时，正巧胡适母亲去世，所以胡祖望有了这样一个名字。而胡思杜出生时，胡适已经回国参加新文化运动，而这期间，杜威到中国访学长达二年半时间，杜威离开中国不久，胡思杜就出生了。胡适给孩子取名为“思杜”，其实就是表达了对远在美国的老师杜威的一种思念感激之情。杜威离开时，胡适写了一篇《杜威先生与中国》的短文，为之送行，登在《东方杂志》和《民国日报·觉悟》上。他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我们可以说，在最近的将来几十年中，也未必有别个西洋学者在中国的影响可以比杜威先生还大的。”

晚年罗尔纲

胡适是活跃于上个世纪的90后，他们那个年代的90后知识分子，绝大部分都是愿意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青年。但胡适不同，胡适更热衷于功名利禄，说白了谁能给更好的待遇，他就为谁服务。从这个角度看，胡适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革新北大的蔡元培给待遇，胡适就为新文化运动摇旗呐喊。日本间谍满铁组织给待遇，胡适就鼓吹“帝国主义不存在”“九一八事变是正义的”。汪精卫给待遇，他就组织低调俱乐部为汪精卫投降舆论造势。幸好最后蒋介石给了驻美大使这一个无法拒绝的待遇，胡适才没有落水当汉奸。

胡适的政治立场不断变化、文坛地位不断上升的时候，恰恰是胡思杜不断成长的年代。

胡思杜从小接受的教育，不可谓不好，但胡思杜的成长，实在是乏善可陈。

胡思杜年幼体弱，经常不上学，胡适为了他的教育，请自己的学生罗尔纲辅导胡思杜。罗尔纲后来成了著名历史学家，尤其是对太平天国历史研究颇深。罗尔纲教了胡思杜五年，在他看来，胡思杜虽然顽皮，却思想活跃进步，有爱国情感。罗尔纲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对老保姆杨妈、在他家做杂役的小二，亲如家人”，一点也没有阔少的架子；天资聪慧，两天能看完《水浒传》，又唱得一口好京戏。罗先生甚至有这样的感觉：如果他不是生在胡适家，说不定京戏舞台上会多一个艺术家。罗先生还回忆起胡思杜曾告诉过他一件人们并不知道的故事：胡思杜非常热爱、尊崇鲁迅。那是1932年冬天，鲁迅返北平探母，曾往胡宅访问。胡家向来不绝高朋贵客，但少年胡思杜从来也没有给哪位客人接大衣之类的恭敬，这回他却“赶着去帮鲁迅接大衣”了。

平心而论，十几岁的胡思杜，算得上当时知识分子家庭中的优秀分子了。毕竟，胡适一贯醉心功名，胡思杜能够平等接物，能够尊崇鲁迅，实在是难能可贵。我甚至怀疑，从那时起，胡思杜就开始和父亲胡适不一样了。

真正让胡思杜成为“胡家异类”的，恐怕是胡适赴美国充任驻美大使期间。当时胡适带着长子胡祖望到美国留学，而胡思杜却和母亲江冬秀在上海租界避难。当时，上海周边已经沦陷，这个东方明珠已经成为孤岛，人心浮动。而江冬秀每日只知道打麻将，完全不关心胡思杜，这期间，据说胡思杜和在美国的胡适一样，也是无拘无束纨绔习气。

不过，胡适虽然每天打牌跳舞，却能够抽空得到36个博士学位。胡思杜就不行了。即便是后来胡思杜也被带到美国，他也没能得到几个学位。胡思杜在美国先后上了两个大学，却都没有毕业。不知道是学业不合格还是严重违纪被开除。有很多资料说胡思杜品行不端被开除，但我觉得更有可能是学业不合格。因为胡适在美国学界的影响力，不至于连品行问题都摆不平。

虽然学业不怎样，但胡思杜好歹也是胡适的儿子、罗尔纲的学生，当胡思杜回国时，国内很多大学给他发出了工作邀请。胡适最终安排胡思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而当时，胡适担任了北京大学校长兼图书馆馆长。

如果历史按照胡适预想的继续运行，胡适大概率会把学业普通的爱国青年胡思杜扶上马送一程，让胡思杜成为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毕竟，民国的知识分子圈子里，一多半人都要买胡适的账。最不济，胡思杜就在胡适身边做个秘书做个联络员，也是相当滋润。

但是，历史和人民并没有选择让腐朽的中华民国继续延续下去。1948年年底，人民解放军保卫北平，蒋介石害怕立场不坚定的胡适再度动摇，第一时间就把胡适接到了南京。

这时候，胡思社已经工作多年，有自己的想法了。或许是和傅冬菊那样已经决心走新路、迈向新世界，或许是长期在父亲羽翼之下的逆反心理。胡思杜这一次坚决不愿意随父母离开北京。

谁也没想到，这一次的分别，成了胡思杜与家人最后的永诀。

北平和平解放后，胡思杜加入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进行学习，就是后来的中国人民大学。胡思杜发现，新政权新社会满足了他的所有期待，他把父母留下的财物、书籍全部捐献出去。这些东西，无疑对新中国文化建设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在几乎同时期，胡适不仅离开祖国远赴重洋，还写下了很多批评新中国的文章。在胡适的影响下，很多希望留在故土建设新中国的有志青年流失了，这样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新中国的知识分子、文化青年的强烈反弹。这时候，胡思杜也坐不住了，总结了自己的思想写了一份《思想汇报》：《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表示与胡适划清界线。

受到儿子批评的胡适，并没有认为自己对新中国的批评有任何问题，反而不断向人解释胡思杜是被人胁迫的，不是自愿与自己断绝关系的，还向人解释胡思杜身不由己，批判自己的话都是别人教的。

革命时代的父子诀别，非常常见。但像胡适这样想不开的，还真不多。也许，胡适也是很担心蒋介石或者美国政府看到自己有个“红色儿子”，对自己进行打击报复。也许，胡适真的认为胡思杜遭到了胁迫。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胡适已经永远失去这个孩子了。

胡思杜在革命大学学业完成后，被分配到了唐山铁道学院教历史。唐山铁道学院，后来几经辗转改成了现在的西南交通大学。在大学任教期间，胡思杜是一个真正的积极分子，因为他如果不积极，很容易被人说成是“反动知识分子胡适的代表”。

但是，作为积极分子的胡思杜，并没有受到太多的特殊优待。甚至，胡思杜三十多岁，都没有找对象结婚。1957年，积极参与讨论教学改革的胡思杜，被打成右派，被扣上了“妄图夺取学校领导权”的帽子。被多次虐待和误解后，胡思杜精神崩溃，最终上吊自杀，年仅36岁。

如此鄙视爱国者，难怪儿子不喜欢他

胡思杜的自杀，无疑是一个悲剧。但，这并不能确认胡思杜的选择就是错误的。毕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留学美国的中国学者，前些年也有不少精神崩溃自杀的，有的甚至可能是“被自杀”。

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胡思杜跟随父亲胡适一起流亡台湾、流亡海外，会是怎样的结局？

在胡思杜已经接受新思想的情况下，继续和胡适那样打牌跳舞过着糜烂的资产阶级生活，就不会抑郁吗？也许这样的精神痛苦，才是最折磨人的。

话说回来，如果年轻的胡思杜能够自强不息、挺过苦难，也会有苦尽甘来的那一天的。

与胡思杜一起被批判的右派，是胡思杜所在学院的机械系主任孙竹生。孙竹生比胡思社仅仅大七岁，孙竹生在长达22年时间里忍辱负重，直到1979年才平反恢复工作。孙竹生的父亲孙越崎，则是新中国现代能源工业的创办人和奠基人。孙越崎在新中国成立之际，通电反蒋，拒绝破坏中国工业，被蒋介石判处“叛国叛党罪”，险些被特务截杀。饶是如此，孙越崎在解放后辛勤工作、从未改变对新中国的热爱。即便是后来也被打成右派，依然笑对人生。

胡思社的悲剧，既是家庭教育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胡思社的悲剧，并不能证明胡适的选择是正确的。正如王国维梁济的自杀，并不能证明辛亥革命的错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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