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洞穴奇案”发生在中国古代，会得到怎样的审判？

文｜张源

西南政法大学教师秦涛的新书《洞穴公案》杜撰了一个中国式的“洞穴奇案”，书中以中国古代的“管秋阳食人案”为原型，塑造了一场如电影般精彩的“朝堂辩论”。十四位虚构的古代人物围绕该案应如何判决产生激烈讨论，内容涵盖礼与法、世俗伦理与儒家统治、民间舆论与司法审判等价值冲突。通过对虚构案件的辩论，进而深入探究传统中国法哲学如何应对“绝境之下杀死、食用一个人，以保全更多人”的司法审判难题，展现了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诸多方面。

《洞穴公案：中华法系的思想实验》

秦涛 著

大学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

“洞穴奇案”失宠

大名鼎鼎的法律虚构案例“洞穴奇案”，是美国法学家朗·富勒的杰作。该案简述如下：

公元4299年5月上旬，纽卡斯国的五名业余探险者因山崩被困于一个洞穴。因事发地点偏远，山崩接连发生，救援难度极大。在被困的第二十天后，救援队才通过被困探险者随身携带的无线电设备与洞内取得联系。洞内人员得到救援队的回复是，至少还需十天才能将他们救出。受困者随身携带的少量食物早已吃光，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存活的可能性极微。

在被困的第三十二天，受困者终于被救。但其中一名成员威特莫尔已经被其他四人吃掉。四名受困者的证词表明：他们是通过抽签决定谁被吃掉，且五人抽签前都商议同意这一方案。其他四名成员以谋杀罪被告上法庭，初审法院认定罪名成立，判处绞刑。被告不服，上诉到最高法院。

案情并不是虚构案例的主体，案例主体其实是随后五位法官的陈词。从这些陈词中，可以看到法理的交锋。富勒对法学经典的引用十分克制，他试图让读者直接领略法官陈词中所包含的“朴素真理”。这一案件成为西方法学的经典。

早在1998年，也就是《洞穴探险者案》发表五十年后，美国法学学者彼得·萨伯便巧妙地追加了一名幸存的被告，延续“洞穴奇案”的讨论，并新增九份法官陈词，反映了法哲学的最新发展。今天中译本《洞穴奇案》便是由富勒与萨伯的十四份陈词构成的。

西南政法大学教师秦涛比较好奇，假如“洞穴奇案”发生在中国古代，会得到怎样的审判？为此，他仔细翻查先秦诸子，将与此案稍有联系的词句划出来。其中，法家的结论最直截了当：既然违反法条，就应当依法论处。富勒精心设计的一切细节，在法家眼中全成了毫无意义的幺蛾子。儒家的态度稍微暧昧一些，仍是“法无可恕，情有可矜，死罪可免，活罪难饶”。案情的总体架构，在儒家眼中有一定意义，体现了情理法的冲突，但仅此而已。道家则与此案像两条平行线，望到世界尽头也看不到交叉的可能。

那么，在古代中国人眼里，究竟什么算是值得讨论的奇案呢？秦涛在史书里找到了答案。以汉代《春秋》决狱为例：子不知对方是生父的情况下蓄意殴打，或者子为救父而失手误殴，是否适用“殴父枭首”的汉律？养父藏匿犯罪的养子，是否适用“匿子不当坐”的法条？丈夫殴打婆婆，媳妇杀夫，是否构成犯罪？后妻杀夫的情况下，前妻之子杀后妻，是否构成“弑母”？……类似案例，可以无休止地罗列下去，共同特征指向了人伦。

中国古人的法律兴奋点是人伦，尤其是不同层次的人伦价值冲突。困扰古人的法律难题，是“嫂溺，叔是否援之以手”（礼仪与人性冲突），“舜父犯罪，舜怎么办”（天子角色与人子角色冲突），“拔一毛以利天下，为不为”（私利与公利冲突）。而最两难的冲突，就是家父与国君的冲突。

中华法系最引人入胜的内核，包括复仇问题、亲亲相隐问题，无不是这一核心冲突的外显。在朝廷大议中，开疆拓土、理财兴利，常常敷衍了事；一旦涉及人伦，朝臣个个如打了鸡血，梗着脖子直言进谏。北宋的“濮议”、明代的“大礼议”，因过继而即位的皇帝应当对生父执何种礼仪，在现代人看来甚属无谓，满朝文武却视如国之存亡的大事，进行旷日持久的激辩，甚至献出生命亦在所不惜。

想通了这一点，秦涛决定为中华法系编织一个自己的“洞穴奇案”。

2

直击人伦命门

西晋傅玄的《傅子》记录了一个案件。话说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有个叫管秋阳的人，和他的弟弟，还有一名同伴，三人一起避难远行。逃难途中，下起了大雪，断粮，没有食物可吃。在绝境之中，管秋阳对弟弟说：“为今之计，只有吃掉这名同伴，否则三个人都会饿死。”于是兄弟二人联手杀死了同伴，靠吃尸体活了下来。管秋阳兄弟食人案发不久，恰巧遇到皇帝大赦天下，免予刑事处罚。

以此为灵感，秦涛的“洞穴公案”出现了。案情设置为古代某年某月某日，因遇到灾年，陈氏父子逃荒，试图穿越一片广袤的无人荒原。路上遇到杨氏兄弟、医士孙某，五人结伴而行，路遇罕见暴雪，五人被困山洞。被困后，杨氏弟弟出洞寻觅食物和寻援，结果再没回来。四人被困洞中数日之后食物断绝，此时陈父因过度饥饿已经快撑不住，陈子杀掉杨氏取其肉救父，最终陈氏父子和医士孙某获救。

《洞穴公案》主要讲朝堂集议时，十四位虚构人物围绕该案应如何判决产生的激烈讨论。有人主张“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有人主张“爱有差等，人命可以排序”，有人主张“乱世的犯罪，责任主要在国家”，有人主张“臣才有忠孝冲突，子只有孝的义务”，有人主张“孝子扬父之美，不陷亲于不义”，有人主张“孝子恻隐惨怛之心，不可以常理绳之”，有人主张“法律必须衡量判决后的利弊”，有人主张“充分的假设才能解明一个案件”，可谓众说纷纭。

具体不妨摘录一些文中的辩词：

道德与礼仪，是治理的根本；律令与刑罚，是治理的手段。二者就好像朝日与夕阳、阳春与寒秋。结合在一起才算完整。

天下万事，唯变所适，时间长河，逝者如斯，没有一刻静止。严格来讲，任何法律写成之时，就是过时之日。

道德的归道德，法律的归法律。

杀身成仁，杀的是自己的身；舍生取义，舍的是自己的命。

忠与孝孰高孰低，应当看场合。在家门之内，私的领域，私恩掩盖公义；在家门之外，公的领域，公义裁断私恩。

血缘是亲情的边界。亲情的边界，就是国法的起点。

利弊系于情势，而人之情伪、势之走向，往往机缘凑泊，不可理喻。

无论法律条文还是法律事实，都必须处于既定、稳定的状态，才可以进行二者之间的匹配。如果将事后的利纳入法律事实的范围，那么法律事实将永远处于变动不居的待定状态。

由于集议的与会者意见不一，且各种观点的论证针锋相对，宰相按照惯例将集议的书面记录提交给皇帝，作为最终裁判的重要依据。在这份书面记录中，发表观点的与议者有十四人，其中二人放弃做出明确的裁断，四人支持无罪，八人不同程度地支持有罪。

最后，皇帝以制诏的形式做出终审判决，“制诏御史：陈祥杀人救父，于法为逆，于情可愍。朕重违民意，特下群臣大议。然与议诸臣各执一理，相持难下。《传》不云乎：‘善均从众。’《书》亦有之：‘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依律当陈祥为谋杀已杀。死罪当诛，孝心可伤，其减斩刑，赐使自裁。”

3

历史的延长线

秦涛表示，“洞穴公案”作为思想实验，目的并非推进法理学的发展，而是展示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种种思想。这些论辩切中了古代中国的一系列问题：道德重要还是法制重要？忠与孝孰轻孰重？是重视此时案情判定，还是关注判定结果带来的影响？读者看似在围观众臣探讨此案之始末，又像是参加了一场针锋相对、剑拔弩张的辩论会。

放在西方，法律中的人伦问题似乎算不上问题。嫂溺，叔援以手吗？当然。父亲犯罪，儿子怎么办？申请回避。丈夫殴打婆婆，媳妇杀夫，是否构成犯罪？构成。后妈杀父，杀死后妈是否构成“弑母”？这当然构成故意杀人罪，“弑”只是修辞，没有法律意义……

可见，奇案是特定法文化的产物。奇案之奇，来自特定法文化独有的价值冲突。当奇案从特定法文化的意义脉络之网中拔出，孤零零地投入另一个法文化之中，“奇”也就隐没不见，而徒显其“怪”了。

所以秦涛直言，富勒的“洞穴奇案”并非用以衡量一切法文化成色的试金石。恰恰相反，“洞穴奇案”是为现代西方的法律文明量身定制、精心织就的。“洞穴奇案”的一切细节，都是西方法文化的产物，都符合这个法文化的审美，所以能令西方各个法学流派啧啧赏叹、拍案惊奇。在他看来，自己提出的“洞穴公案”并非要与“洞穴奇案”相抗衡，也并不是后者的山寨与舶来品，更应当被视为另一种写法的《中国法思想史》。

秦涛相信，在当下和未来，仍要去理解古人的法律思想，并注重中西古今的比较。如果古代中国不遭遇现代西方的法律文明，是永远不会有人去研究古人的“法律思想”的。法律史这门学问，正是在中西法文化的比较中，逐步体认自身特点而产生的。历史的力量，来自其与流行的落差。他认为，古人的法律思想对于今人而言是高度异质的存在，足以拉伸今人的认知边界，刺激今人“习以为常”“天经地义”的思想惰性。至于古代的治象与乱象，很容易让人产生“今夕何夕”的熟悉感。这可以让今人深思：我们何种程度仍然生活在历史的延长线上？我们在什么意义上足以声称我们是现代人？

作为中国法制史领域的学者，秦涛此前还著有《律令时代的“议事以制”》《礼法之维：中华法系的法统流变》等学术专著，另有《别笑！这才是中国法律史》《黑白曹操》《诸葛亮之道》等多本法学普及类读物。《洞穴公案》则是他创作“有趣的学术论著”的第一个尝试。因为，在秦涛眼中，无论如何，“趣”才是学问之途永不匮竭的原动力。

在他看来，内容为王，学术表达的形式应当是为内容服务的。学者应当为自己想表达的内容，量身打造一种最熨帖的表达形式，而非削足适履。“今后若学力足够，我也许会探索更具原创性的表达形式。”秦涛说。

《洞穴奇案》

[美]彼得·萨伯 著

陈福勇张世泰 译

后浪｜九州出版社

《宋代的身分与审判》

柳立言 著

赵晶 修订

长城砖｜天津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