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

▲郭嵩焘，字筠仙（1818年-1891年7月18日）

郭嵩焘1818年出生在湖南湘阴。湘阴在清代属于长沙府，是湘江在洞庭湖的出口，一个通达之地。郭嵩焘家曾经“富甲一方”，到他父亲一代，家道中落。

郭嵩焘“进学”后，到岳麓书院读书，与曾国藩、刘蓉一见如故，结为金兰，他们的亲近跟性情有关，更跟抱负有关，用今天的话说，他们都是有志青年。

◎第一次出仕

1841年，郭嵩焘入浙江学政罗文俊幕，见识了英国炮舰在宁波定海一带的攻击。1847年，郭嵩焘中为进士。很快，“太平天国”起来了，曾国藩出山，郭嵩焘也亲临战场。大约在1856年初，郭嵩焘奉曾国藩之命，赴浙江筹饷，顺道去了上海。

这是郭嵩焘第一次与洋人打交道，他有点始料不及，传说中的“红毛”“鬼佬”，居然长得很漂亮，居然很讲礼貌，修的房子居然窗明几净，洋酒——葡萄酒居然也不难喝，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船舰，尤其超乎想象，那完全是一种新文明的产物。

◎第二次出仕

同治改元后，正与太平军作战的李鸿章希望借重既懂洋务且能理财筹饷的郭嵩焘，郭嵩焘复出，先是作为“苏松粮道”，然后转任“两淮盐运使”，不到一年，朝廷任命他署理广东巡抚。

同治五年，1866年，因为左宗棠的纠参，也因为他自己在抑郁愤懑中的请求，郭嵩焘解职还乡，回到长沙。

长沙八年，郭嵩焘仰观俯察，对于家国天下事，有更多思考，也产生了更多忧患。

◎第三次出仕

同治十三年，郭嵩焘57岁，朝廷诏命他赴京陛见。郭嵩焘束装就道，朝廷先是任命他作为福建按察使，到任不满三月，又紧急召回，让他出使英国。原来，朝廷因为云南“马嘉理事件”，需要有大臣前往英国“赔罪”，此事尤其紧迫。

光绪二年十月十七日，1876年12月2日，郭嵩焘一行从上海冒雨登舟，前往英国，正式就任驻英公使，后兼任驻法公使。

在公使任上，郭嵩焘“如鱼得水”，他曾经对于西方的一知半解都得到了印证，他像海绵一样吸纳西方文明，寻找这种文明的动力，并由此自我反思，感叹国家迟暮，自己“年老失学”，小楷的日记有时一天写到七八千字。

不幸的是，和他一同出使的副手刘锡鸿似乎“别有用心”，成为郭嵩焘英伦生活的心腹大患。光绪五年，1879年年初，郭嵩焘黯然离任，他甚至没有再到北京述职，而是直接返回了长沙。他对于朝廷有点绝望，对于朝廷大佬们主导的洋务也几乎失去信心。

然而，伊犁事件，琉球事件，中法战争，眼见国家危殆，民生悲苦，郭嵩焘“不忍不谈洋务”，他希望人们可以从“天朝上国”的迷思中早一点觉醒过来，对自己以及身边的世界有真确的了解与认知，尽量减少因为颟顸带来的自我伤害。

1891年7月，郭嵩焘在长沙去世。

▲《郭嵩焘出使英国》油画 | 门简成

郭嵩焘的仕途三起三落。不得不承认，真正泄露了郭嵩焘的精神特质，彰显了其思想和人格的魅力的，仍然要数他的三次出仕，特别是作为从他驻英法公使期间的表现，以及他在书信日记中的自我表白。从这里，也真正能够看到他值得钦敬的地方：

求真知的勇气，至诚的天性，相对统一的人格。

按照我们在今天的“后知后觉”，郭嵩焘在近代士大夫中算得上是一个“异数”，他的“先知先觉”可以概括如下：

● 首先是对西洋特别是对洋人的认知。

甚至在见识上海“洋泾浜”之前，郭嵩焘就认为洋人也是人，可以“以理格之”“以礼通之”，“洋人之与吾民，亦类也，未有能自理其民而不能理洋务者”。这就是先知吗？是的。

举个例子，1880年，在长沙，郭嵩焘参加的一个聚会上，民国后还被聘为国使馆总裁的王闿运引经据典侃侃而谈：“彼夷狄人皆物也，通人气则诈伪兴矣。”“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曾几何时，中国文化开始以“夷夏之辨”建立自尊，韩愈的文章，已经把“禽兽夷狄”作为一个词来使用。

而在郭嵩焘看来，即使上古时候，所谓“夷狄”也只是一个政治地理概念，而不是歧视性的文化概念，“非有划然中外之分也”。这样的说法，颠覆了多少年来把“夷狄”等同“禽兽”的霸权话语。

不仅如此，郭嵩焘还认为，眼前的“夷狄”已非“古之夷狄”可以比拟，“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其气机甚远”，而且，“夷人之于中国，要求通商而已”，“得其道而顺用之，亦足为中国之利”。

因此，虽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西洋之法推而行之”。否则，就会是人家西洋“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那才是真正的灾难。自然，这样的认识带来更多的是惊悚，而不是认同，对于洋人，人们“始则视之如犬羊，不足一问，终又怖之如鬼神，而卒不求其实情”。

● 第二个方面，是关于商人、商业的。

郭嵩焘认为，商人跟士人是平等的。这样的说法，自然也多有冒犯。古代中国，虽然有士农工商“四民”之说，但在作为统治的文化里，“商”一直多负面性含义，所谓“无商不奸”。

郭嵩焘对于商人的认可，可能和他的身世有关，他们家曾经富裕，有一项营生就是借贷，他一定见识过商人的精明与慷慨，商人创业的勤勉与艰难，因此面对商人没有道德主义的洁癖。

而且，从出道开始，他就替曾国藩理财，尽管持身俭朴，律己严苛，但懂得流转的必要，懂得交换的好处，懂得钱能生钱的秘密。

他意识到，“西洋以行商为国计，其势必不能竟已也”。仅此一点，西洋之入中国，就是无法阻挡和拒绝的，这是商业的逻辑，比强权的政治逻辑更加持久有力。

出使之后，郭嵩焘更觉察到，西洋的商人与政府是互动的，商贾“与国家同其利病，是以其气常固”，政府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保障商业的权益，为商人提供便利。

作为官员，郭嵩焘认为，通商造船，不能“官样行之”，“一切行以官法，有所费则国家承之，得利则归中饱”，“利未兴而害见焉”。泰西“富强之业，资之民商”，“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岂有百姓穷困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

那么，对于当局者来说，重要的就是为商民提供保障与服务，而让郭嵩焘懊恼的现实是，“西洋汲汲以求便民，中国适与之反”，中国的事情，“阻难专在官”。

● 第三个方面，是对“政教工商”所谓“本末”的认识。

李鸿章与郭嵩焘是同年进士，李鸿章一直欣赏他在办理洋务方面的才能，郭嵩焘在英国时，李鸿章极力维护保全他，郭嵩焘心知肚明，但他对李鸿章并不全盘认可。

原因之一，便是郭嵩焘觉得李鸿章办洋务“徒能考求洋人末务而忘其本”，派留学生到欧洲去学开船、制炮，指望买几艘铁甲船，摆到中国海口，以为如此便可以“制夷”，在郭嵩焘看来，这是儿戏，因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相强”。

在郭嵩焘看来，“惟天子以天下之政公之天下，而人能自效其诚”，这是西洋正在遵循的政教，也是西洋崛起的秘密，他引用《诗经》的话说，王者之政，“俾民不迷”，但是，秦以后的中国，“悬法律以束缚天下”，“民之受其迷者两千余年”。

他甚至质疑所谓“圣人之治”，认为靠君主个人道德维持的政治其实是不能持久的，可以持久的是“公之众庶”的政治，这就是西洋立国之本，“西洋治民以法，法者，人己兼治者也”，此“法”当然不同于秦“法”。由此出发，教育学术，人心风俗，焕然一新，工商业的繁荣，顺理成章。

但是，郭嵩焘同时意识到，取法西方，不可能一蹴而就，从技术上讲，可以“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未遑而姑务其末者”。这样的“本末之辩”，证明郭嵩焘不仅较真，同时也务实。

● 第四个方面，对中国问题的观察。

郭嵩焘屡屡直言，说“天下之大患，在士大夫之无识”，“天下之乱，由大臣之无识酿成之”。刘蓉曾经议论“非英夷之能病中国，而中国之自为病也”，郭嵩焘深以为然。

虽然与刘锡鸿势不两立，但他不觉得刘锡鸿是他的对手，他说刘锡鸿“一诪张为幻的小人，何足与较？然其中消息绝大”。所谓绝大的“消息”指什么？显然，无非是刘锡鸿背后密不透风地把持着朝政、左右着舆情的利益集团，无非是士大夫阶层面对西方文明所呈现的普遍的人格分裂，由此导致的便是郭嵩焘不忍目睹的举国“昏顽”。

郭嵩焘在英国时便注意到，此时更全面地学习西方的日本将勒逼中国，“诸公欲以无本之术，虚骄之气，以求胜于日本，于人于己两失之”。此时距离甲午战争还有二十年。

与郭嵩焘差不多同时的王韬说：“中国不及百年，必且尽用泰西之法而驾乎其上。”郭嵩焘的预期没有这么乐观，晚年参天地，观世局，他感觉朝廷行政用人“颠倒失次”，而人心诡变，连读书人都无礼无信，不仁不义，“上有酿乱之有司，下有应劫之百姓，乱至无日矣”，“回首人间忧患长”，苦难或许才刚刚开始。

按照郭嵩焘的说法，中国需要差不多三百年才可能走出秦汉以来累积深厚、流极败坏的政教，非这样漫长不能指望振兴。他说，武器、制造，有贤者担当，也许三五十年勉强能“望见其涯略”，百年树人，以百年之力或许可以“涤荡旧染”，磨砺出合适的人与人才，再以百年之力方可以累积成人心风俗，真正的改变在于人心风俗。● 作为先知，还体现在他的自我认知。

世上有很多聪明人，聪明人可以做出很多惊天动地的事情，但我一直觉得，最令人心仪的人，是那种对于自己的处境有清明的认知而不悔初衷，同时又有着自嘲勇气和能力的人。

从英国返回后，郭嵩焘觉得自己把身边的世界都得罪了，他原本无意得罪的，但是，他毕竟珍惜自己由此得到的经验和见识，于是把“乡里士大夫群据以为罪言者”编成了一本书，叫《罪言存略》，送给“一二至好”，一点名心，不能张扬，也无法压抑，心底的动力依然是希望“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为此不计“区区世俗之毁誉”，他甚至沿用张居正的话说，自己“愿身化为稿荐，任人溲溺其上，终教人凭以安寝而已”。

他还写了两首小诗《戏书小像》：“傲慢疏慵不失真，惟余老态托传神。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世人欲杀定为才，迂拙频遭反噬来。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

所有的骄傲与自信、苦闷与悲凉都写在这里了。他曾比较自己与曾国荃的处境，在曾国荃生日时写信戏言：沅浦（曾国荃）在山西履艰巨之任，自己在泰西作清逸之游；沅浦惠泽披亿万生灵，自己骂名遍九洲四海；沅浦让山西人民俎豆敬奉而做人越来越谦抑，自己让湖南人民视为粪土而说话越来越高亢；沅浦建功社稷忙不过来，自己身兼衰病正好退休。

曾经有人恭维他，认为他官至二品，朝廷将来按例会“赐谥立传”，郭嵩焘在《自叙》中说，此种“朝眷”，“自分不敢希冀”。

他的遗嘱很有点“绝情”：“三日成服，传知本家及一二至亲，并于灵前行礼，其他亲友概不通报。”如此痛苦而倔强的自我安排，证明郭嵩焘甚至已不再在乎他那个阶层的人无法不在乎的虚荣了。

被称为粗人的曾国荃，曾经替朝廷惋惜，为郭嵩焘不平，他说：“居今日而图治安，舍洋务无可讲者。仅得一贾生，又不能用，此真可以为太息流涕者也。”这应该是那个时代能给予郭嵩焘的最高评价，也是士大夫所能得到的最高褒奖了。

一百年后，钟叔河先生在编辑《伦敦巴黎日记》时说，郭嵩焘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已经突破了“办洋务”的水平，率先创议“循习西方政教”，成为末世士大夫阶级中最早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人物。

海外学人汪荣祖先生在《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中说，“当时人觉其独醉而众醒，但今日视之，实众醉而斯人独醒”，郭嵩焘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此人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鲜能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实甚自负与固执，以致被人视为易遭物议、性格褊狭之人，终身受挫”，然而，“这个弄潮儿的挫折，很可说明那个挫折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