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和他的《红高粱》| 吕有德

余占鳌当着九儿及所有伙计的面，朝刚蒸馏出的一缸高粱酒撒尿，野蛮狂放，相当于老虎撒尿宣誓领地...

1988年冬天，大街小巷里响着一首荒腔野调的歌儿：“诶-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莫回头，通天的大路九千九百九哇……”那是电影《红高粱》的插曲，有陕北民歌风味。同学们都说电影很黄很暴力很惊奇，我看了电影又赶紧买小说看，那才是原汁原味的。

我一口气看了两遍，由衷赞叹：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是一块神奇的土地。一群离经叛道的土匪似的英雄，一群敢爱敢恨的缠绵悱恻的女子，一群粗野质朴而又宁折不弯的乡民，在抗日战争的时代舞台上演出了铁血悲壮的话剧。

而所有的人物都恍若活生生地站在眼前，毫无疑问，至少在中国读者心里，这是莫言最有代表性的作品，1986年发表时他才31岁。2012年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莫言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来描述一部波澜壮阔的长篇小说，虽然显得更亲切可信，但是对作者的文学才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因为那都是“我爷爷”、“我奶奶”、“我爸爸”的经历。中国文学像中国写意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太不似则为欺世。莫言以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生动地展现给了读者，尽管时空和内容的切换过渡显得生硬，依旧暇不掩。

“我爷爷”余占鳌和“我奶奶”九儿成了那个时代经典性的符号。

小说的主角“我奶奶”九儿，是一位个非常鲜活的人物。她16岁时被贪财的父亲许配给红高粱酒坊单老板的儿子，一个麻风病人，她勇敢地反抗。在三天后回门路过高粱地，被“我爷爷”余占鳌劫持。九儿不是惊吓，而是顺从，是期盼，“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作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

当余占鳌移情别恋上我奶奶的仆人并搬到别村去住，我奶奶放浪形骸，与“铁板会”的头子“黑眼”姘上。她甚至勾引忠诚朴实的罗汉大爷，因为单家父子早就被“我爷爷”余占鳌杀了，她有蓬勃鲜嫩的生命力，不愿守活寡。

昨日随风而逝，明天永远崭新，今天必须痛快活着。

九儿像《乱世佳人》中的斯佳丽，从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女，历经战火带来的饥饿、贫穷、生离死别，在同命运的搏斗中活出了强大的自己。

单氏父子被杀，县长曹梦九在村口审案，断定不是我奶奶所害。为了今后立足，她死乞白赖地当众认曹县长做干爸，显示了她的狡黠和胆量。她接手单家诺大产业时，稳住工头罗汉大爷和众伙计，“老少东家撒手去了，咱抹抹桌子另摆席。县里头有俺干爹撑着，绿林里的朋友咱不得罪，村里的乡亲，来往的客商，咱一个不亏待……”她下令用三天时间，把整个大院清理，用9大缸红高粱酒彻底清洗。这个16岁的少奶奶真是肚里长牙的天生豪杰。

在抗日上她却顾大局：劝余占鳌枪毙强奸民女的亲叔余大牙；劝他别与自利无信的国民党冷支队长火拼，先打日本人；她自己在给游击队员送饭途中死在日军机枪下。

“我爷爷”余占鳌并不是天生的土匪。他幼年丧父，与母亲种三亩薄地度日，十三四岁时母亲与附近的和尚私通，16岁时他在一个春雨如丝的夜晚，在梨花盛开的树下刺死和尚，母亲上吊，他从此一人混迹江湖，结交三教九流，那个时代培养了他，初步养成了土匪的素质。

他半路劫亲，他刺杀单氏父子，不为钱财，只为九儿，只为爱情，就不顾一切地释放自己的野蛮兽性。

当地最凶悍狡猾的大土匪“花脖子”绑架猥亵了九儿，并敲诈1000大洋。余占鳌为报私仇，秘密苦练出“七点梅花枪”，成为一名神枪手，比花脖子的“凤凰三点头”更厉害。余占鳌一人独闯匪巢，设计全部剿灭了这伙土匪，他自己也彻底地成了一个土匪。

莫言对人物的描述是那么朴实、真切、豪放，那是英雄无畏、狂放不羁的响马精神。他对心理和环境的描写却细腻生动，颇有《水浒传》的神韵。梁山泊的好汉距他有千年，灵魂却不散，他那时毕竟是军人，同在山东的水泊梁山距高密东北乡并不遥远。

余占鳌当着九儿及所有伙计的面，朝刚蒸馏出的一缸高粱酒撒尿，野蛮狂放，相当于老虎撒尿宣誓领地：这里的一切，包括酒、少奶奶和她肚子里的孩子，都是我的！

莫言借鉴了沈从文的《边城》中对湘西原始的、自然的人性本真的描写。同是只读过小学的文人，沈从文哪怕写土匪绑票撕票、官军剿匪砍头，笔调都从容平和，散发出淡淡的乡愁和忧伤；而莫言写高密东北乡的人和事，却是粗砺的、狂野的，像火红的高粱穗，像锋利的高粱叶。他用魔幻现实主义笔法，写出了那片土地上的血性、混沌、沧桑的画卷。

当日军侵占家乡时，高密东北乡的余占鳌这样的草莽英雄，勇敢地带头起来反抗，召集了50多个好汉伏击日军车队，用土枪土炮打死了30多个日军，包括一个少将，展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力和悍不畏死的勇毅。几天后的八月十五中秋节，一千多日伪军来报复，血洗村寨，村民为保卫家园拿起简陋的武器殊死抵抗，几乎全部战死，那份英勇壮烈感天动地。

而此时不远处的高梁地里，很多附近乡村的村民却在等着，等着日军退去后进村“捡走”死绝了的村里的锅碗瓢盆、衣物家具，正像鲁迅笔下的华老栓用革命党的人血馒头给儿子治痨病。莫言真实地写出了那个当时混沌的、粗野的、鲜活的红高粱世界。

清朝灭亡已有十几年，历史走向民国，高密县曹县长算是文明人，他禁毒禁大烟剿土匪，审案时，依然喜欢用特制大号的鞋底抽打犯人的脸和屁股，显得荒诞可笑；当地头号土匪“花脖子”，凭着神准的枪法和狡诈而无恶不做，临死在余占鳌的枪口前居然淡定从容地指着自己的心窝说：“打这儿吧，打破头怪难看的！”这是一个完全不把性命当回事的真正的土匪。

文中的语言表达非常鲜活生动，大量高密本地的谚语方言安放在不同的人物身上，众多民俗细节穿杂在全文中，细腻的环境、动物、景物描写，把人物烘托得更生动立体，在文学的共性中显露个戛戛独造的个性，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高密东北乡红高粱世界的独特个性，用莫言在后记中原话就是——英雄豪杰加流氓的气魄！

今天重读《红高粱》，我耳边常回荡起那首张艺谋填词、姜文演唱的《酒神曲》：喝了咱的酒，上下通气不咳嗽。喝了咱的酒，滋阴壮阳嘴不臭。喝了咱的酒，一人敢走青杀口。喝了咱的酒，见了皇帝不磕头……好酒，好酒！这首阳刚雄浑的酒神曲，陪伴我在忙碌的深圳，一口气看完了这部长篇大作，这是三十年来头一回。

巴尔扎克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它不仅仅是批判或者歌颂，它更重要的是描写出深层的真实的人性，而世界最丰富多样的，恰恰就是人性。

作者简介

吕有德，1969年1月出生于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现在定居深圳，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深圳有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法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