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清：如何理解古籍用字的艺术特点

古籍善本有三性：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其中任何一项具备即是“善本”。历史文物性强调“早”，学术资料性强调“真”，艺术代表性强调“美”。相对来说，越早的版本越接近作品原貌，就越为后人所重视。近现代名人手稿产生年代虽晚，但具有不可替代的资料价值，也可入“善”。古籍的书写、印版是否疏朗，钤印、观款、题跋是否传承有序，版画是否精美，装帧是否有特色，文字书法是否精妙，也是重要的入“善”因素。

书法是书籍艺术代表性的一个方面。字刻精美、书装漂亮、纸白墨润、校勘无误的书籍，大家就愿意读，就珍爱典藏，这符合人类审美共性。

历代古籍的字体有过许多变化。先秦、两汉使用简帛为书写材料，空间狭窄，字体以篆、隶为主，只能在规矩中求变化。古人讲究“勒之金石，传之久远”，在这种观念下产生了“石经”一类的石头书，也可以看作是正规的书籍，如《开成石经》《三体石经》到《乾隆石经》等，是朝廷对古代经典标准文本和标准字形的刻意颁布，文化传播意义非凡，而上石的蓝本创作一般是当时的书法大家，如蔡邕等人的笔迹。

魏晋南北朝，纸作为书写材料逐渐普及，字体由隶书逐渐楷化，也出现了行、草的探索。从现存敦煌出土的大量唐人写经中，能看出隶楷结合的特点，写经生们的字古朴端庄。当然，同期也出现了以王羲之为代表的世胄高门书风，成为书法以名人为主体的显性主线。

自唐末五代始，雕版印刷版本逐渐替代写本。官家资金充裕，刻版不惜工本；文人书宅刻书更是追求卓越，精雕细琢，字画完美。宋版字体根据不同地域的文化特点和审美需求，也呈现出不同特色。一般来说，宋版喜用唐人字体。在此共性之外，浙、闽、赣、蜀、晋等地都呈现出字体审美范式的不同，如浙刻字体横平竖直、秀美刚健，类似欧体，如廖莹中世綵堂《韩》《柳》集，被称为宋版神品，令人叹为观止；闽刻横竖峭拔、折笔刚峻，有说是柳体的变体，如宋建阳黄善夫书宅刻《史记》；江西刻本字体介于浙建之间，饱满秀美、端庄大度，如宋刻《欧阳文忠集》；而蜀刻宽整朴素、字密行疏，类似颜体，如蜀刻《孟浩然集》《李太白集》；山西平水也出现了不少字软画细、精美异常的书坊刻本，是北派刻书的代表。但不少坊间刻本为节省成本，字小行紧、版刻不精、纸料粗黄、校勘不当，如部分建刻麻沙本等，观之恶拙，美感顿失，在历史上长时期为藏家所不齿收。我们说某人性格“呆板”“刻板”，最初都是指书籍刻印拙劣、字体失却神韵而说的。

元代不少书籍沿用宋版特点，如相台岳氏刻《九经》，精美程度甚至超过宋版。直到赵孟頫书法受到崇尚，绵软秀丽的字体成为书籍刻印追求的时尚，配以大黑口、四周粗边、花鱼尾、各色符号的版式应用，不少古籍在使用方便上进步的同时，字体版式也显出迥异宋版的俗态、媚态。这种风气一直持续到明代中期正德、嘉靖以前。明代前期官书范式，一般都是如此，但司礼监刻书也有字大行疏、尽极奢华、十分美观的。

明正德、嘉靖后，复古之风渐盛，刻版追求宋体，浙刻风格占了上风，但普遍学得不像，刻出来的字画横平竖直、字体方正，似宋而非宋。今所谓“宋体”“仿宋体”，基本上是从这一时期所谓“宋体”逐渐演变过来的。到明代后期，刻书普遍追求细长的方形字，字间疏朗，并用两色甚至五色套印，如凌闵刻书就是其中代表，其匠气愈浓，书法特点隐而不彰。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匠字对书籍出版其实是一件好事，意味着雕工可以很快熟悉掌握，刻出字来，也整齐划一，这是出版大发展时必然出现的现象。

入清以来，顺、康、雍、乾四朝皇帝书字的特点，也反映到书籍刻字上，从方整宽大的宋字，逐步演变为秀美端庄的楷字，反映了字体审美的社会变化。甚至作为标准字的馆阁体，也更圆润和美，失去明代台阁体瘦长刚利的特点，这从明嘉靖内府写本《永乐大典》与清乾隆内府写本《四库全书》的比较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嘉庆、道光之后，软体字逐渐失却秀美特点，流露出王朝衰落的迹象。到洋务运动后，各省多建书局刻书，工业化模式开始拓展，刻书也出现了扁字、黑字等与传统完全不相类的特殊字体，雕版印刷逐渐让位给活字铅印、活字模板的使用，使印刷字体同质化，书籍用字走向新阶段。

当然，在印本发展的同时，写本时代特点也在延续，宋、元、明、清都有写本、抄本、稿本存世，以楷体为主，诸体并存。除书匠、写工的匠字外，文人字在书籍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书籍书写、校跋中呈现出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与刻意创作的书法作品不同，这些稿、抄、校本融入书者的情感、意趣、风格、追求，成于不经意之间，却显得亲切自然、流畅密实，体现出书法艺术的较高境界。摩挲手泽，往往令人赞叹流连、爱不释手。

总之，我们理解古籍中的字体、书法，要从每个时代用字特点、书籍材料特点、书写刻印目的、作者和装帧者的精神追求等多方面来看，不能只执着于放达自由和神韵欣赏。书籍用字更注重于收敛、齐整、适度、实用，其最大目的是传播书籍内容而不是书法，这是与书法创作截然不同的，其审美角度和美感特点当然也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