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城北宋重兴塔

□孙葆元

邹城市的重兴塔是国内名塔，说它是名塔有两个原因。

其一是它建于北宋，目前国内建于北宋的塔存留下来的很少，有开封的祐国寺塔、泉州开元寺双塔、洛阳的文峰塔、苏州的虎丘塔、福州的圣寿塔、丽水的延庆寺塔、福建松江的方塔。这些塔从千年风雨中挺立过来，每一座都是一个城市的地标建筑。

其二是重兴塔的建筑风格延续了北宋时期古朴稳重、布局合理、风格朴素的审美特点。塔通体为八角形楼阁式样，有九层高，寓意“九天之重”，有十道琉璃塔檐，喻示事物完备与极致。

重兴塔通高27.4米，基座设四个门，东、南、西为佛龛，唯有西门设砖梯可攀，登至二层可见木制环廊，再绕廊至西门可登临远望，鸟瞰邹城市全景。

重兴塔每层檐下都是砖雕斗拱，层级之间别具一格。二层是重檐，三至九层却是单檐，檐下有砖雕莲花做承托，美观至极。重兴塔每层八个立面，立面转角均由磨砖半圆立柱顶承，在视觉上圆润玲珑，没有棱角感。八个立面辟四个门，一至三层的门洞为圆形拱券设计，四至九层门洞却是尖卷装饰，一、二层设盲窗，窗格为波纹状，塔顶铜铸镀金葫芦形宝刹。

邹城市古时称邹县，是一个千年古县，战国时期为邹国国都，同鲁国并称为“邹鲁圣地”。

追寻重兴塔的历史，发现有关史料少之又少。据明代万历年间胡继先修纂《邹志》“庙食志”记载：“重兴寺，在北门内。三十八年知县胡继先重修”。区区十八个字，再无追叙。“三十八年”是明万历年号，为1610年。胡继先是四川人，《邹志》的著作权人写着“邹令蜀人胡继先纂修”。非常有意思的是，他既能重修重兴寺，为什么不能把重兴寺的历史、过往写清楚些呢？

继续翻阅胡继先编纂的《邹志》，发现北宋年间有记载的邹县知县、县丞只有四位，其中黄庭坚应该在北宋元丰元年做过一年邹县县令。张文仲为元祐八年知县，朱缶为北宋宣和三年邹县知县，其他年份一片空白，再无北宋时期邹县知县姓名。

邹城古有“八景之胜”，其中“禅塔祥云”就是八景之一。在明代嘉靖年间《邹县地理志》中，有“邹城十二景”的记载，分别为中庸精舍、亚圣名祠、阳山晓日、溪湖夜月、池亭晚照、龙潭暮雨、峰阳孤桐、凫岭老树、胜地回銮、尼丘毓圣、三迁教子、一经传家，并没有“禅塔祥云”。

为什么邹县有关北宋的史料和记录这么少？撰写方志的历史学家总是穷尽搜索，只能说邹县北宋时期的资料失散了。按照常识，大凡佛塔下必有佛寺，塔是佛寺的组成部分，有不设塔的佛寺，绝没有孤塔立身红尘。现今的重兴塔周边有一片开阔地，在这片地界或者更开阔的地方，方圆内定是重兴寺遗址。重兴寺在北宋名法兴寺，塔以寺名，所以叫法兴塔，塔在元朝坍塌，元至元年间重修，改名重兴塔。

北宋是一个多元文化交融的时代，儒释道并存，佛教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此之前大约百年，佛教寺院一直是萎靡的，原因是唐武宗在会昌五年发动了一场灭佛运动，寺院夷平、佛像摧毁，僧人被赶出寺院，史称“会昌法难”。北宋立国后，北宋建隆元年，宋太祖赵匡胤下诏：“诸路州府寺院，经显德二年停废者勿复置，当废未毁者存之。”从此尽管僧尼的发展仍然受到限制，但是寺院被保护起来。

无论“法兴寺”还是“重兴寺”，名字里都有一个“兴”字，法兴寺是毁佛后百年之“兴”，重兴寺是法兴寺毁祀重修之“兴”。

邹城是亚圣孟子故里，儒风学正，对社会的为善、为恶、为廉有着深刻的见解，乡土罡风、民俗醇厚，佛教与儒教应该有某些有机的融合。

宋代对寺院仍然实行不输课税的制度，所以在宋代僧尼是个抢手的职业，寺庵人满为患，朝廷不得不限制入籍，因此，在宋代，法兴塔应该是一个香火旺盛的地方。

五百年间，法兴塔几度倾废、几度修复。明万历三十八年胡继先为邹城县令，修复该塔，并纂《邹志》，留下那短短的十八个字，不事夸耀，只做客观记录。遗憾的是，明万历年间，皮匠王森组织白莲教武装暴动，被朝廷镇压。明代天启二年，他的徒弟徐鸿儒揭竿复仇，在河北衡水至山东郓城一带发动暴动，队伍东向，先后攻下滕县、邹县，在邹县大肆掠杀，焚烧了法兴寺，唯留残塔。

如今，经历了千年的重兴塔作为文化遗存坐落在古塔小区内，周边是休闲的广场、居民楼。

邹城是孔孟之乡，查历年县志，对孟庙祠宗的记载溢于篇章，到处都是儒家学子的足迹，因此这座北宋的重兴塔有关史料少之又少就不难理解了。

2013年3月5日，重兴塔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重兴塔显示了北宋时期在建筑技术、材料等方面的成就。重兴塔几经修葺，仍保持了其原有的建筑风格，是研究北宋时期建筑历史和佛教传播的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本文作者是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