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最早接触浩雨的诗歌还是在他的博客上,已是几年前的事情了。当时,吸引我的是其诗歌温煦、敦厚的质地,我以还乡的心情阅读它们。
这么多年过去了……无论是谁,都发生了更多的故事,或者什么也没有发生。“有人说,在我们的一生中,只有几个小时我们是在真正地生活”(加缪文集)。一生——几个小时。我们活得恍惚如梦而又斩钉截铁。
我陆陆续续地读诗,也偶尔练练笔。前几日,收到浩雨托人送来的一本《莽原》杂志(2024年3期),上面刊发有他的一组诗《琐记》。我读了这9首诗,它们均为短制,却压缩进许多东西,又释放出属于他的气息。我确实感到恍惚如梦而又斩钉截铁;当读到他在诗中说“仅仅剩下/时间,唯一的故人”,那一刻,我难免有些动容。
时间具有绝对性,如同生死具有绝对性。诗歌是时间的艺术,或者说诗歌重塑了我们的时间观。迄今为止,我还没有读过哪首诗驱逐了时间;纵使哪首诗在梦中榨干了时间的最后一滴水,做梦者也是在用自己的时间观做梦。
浩雨是拥有自己时间观的诗人。他在诗中回望,但不仅仅是回望。
在组诗第一首诗《窝子面》中,他说:“它像雪,在沸腾里重生”;他又说:“她们喜欢在冬天里张开翅膀”,这也是在讲重生,而且是极具动态、张扬的重生。然而他的调子依旧舒缓从容,安静得像沸腾之前的雪——张开翅膀预备飞翔的那种安静,犹似“爱情从味蕾起步”,是一种近乡情怯般的“接近”。
诗人不愿继续深入吗?难道被卡在不可逆转的线性时间当中?
也许诗人告诉了答案:“从一碗面开始,慢慢眷恋/朴素的村庄和城市。”与其说诗人渴望重生,不如说更愿从人生最初的地方开始,将时间减速——拉长,用漫长的一生去眷恋朴素的村庄(因为朴素,城市也如村庄)。
浩雨依靠诗歌一次一次地返回时间的源头,因为深情的眷恋,而选择像雪一样一层一层地沉淀积存。整个冬季可谓漫长,然而积雪融化、渗入泥土可能只需要几个小时。我们只有几个小时是在真正地生活——这难道不是诗的栖居与生活?
在最后一首诗《节气》中,诗人又说:“一场又一场雪,从西伯利亚刮过来/然后从河流上岸,一片一片/乡村便有了落款。”这不是该组诗结构上偶然的放置——如果是偶然,那也是被诗歌自身肯定的偶然。雪的沸腾不是为了远走高飞,而是要顽强地从河流上岸,为乡村盖上落款。这样的落款是诗人对乡村长久凝视的结果,看似鲜明,却仍是一片片雪花,终将在现实中安静地融化,在诗歌中沉默地言说。
浩雨的时间观少有极端的对立和裂痕。他自有圆融。这并非说他从未经历过痛苦,感受过痛苦。在跟诗友辞别时,他说“雪花拍打成泪”(《河北村》);他发现“在故乡,风的利刃磨刀霍霍/像鹰隼或传播的飞语”,“一直解剖坚硬的石头”(《大地上的风》),多年以后连浪花也“可以分辨马达分离的痛楚”(《太子山》)。
这些年,除浩雨外,我在淅川小城相识了一些诗人,他们有快乐,也有痛苦,快乐是和家人在一起,痛苦是孤独面对灵魂和真理之时。佩索阿说:“我们只能穿过虚构的偏僻小道和雾蒙蒙的归途才能回家。”佩索阿又说:“生活是眼泪之谷,但我们很少去那哭泣。”只有不思想的人是幸福的,然而身为诗人,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做到不思想?“人从下往上看,很容易发牢骚/就像人从上往下看,容易指点江山”(《蚂蚁兄弟的脾气》),我们不但渴望拥有思想,而且渴望拥有绝妙的思想,也便有了绝妙的痛苦。
在我的印象中,浩雨是极有生活活力的一个诗人,心有痛苦而较少示人,他笑得最多,因为他热情、奋进。他对生活有自己独到的理解,运思于诗,写诗本身既荒谬又幸福。“当一个抒情诗人拥有了自己的吁求对象,他的脆弱也是坚强的,他的哭泣也是幸福的”(朵渔)。在这组诗中,有两首是写母亲:“山居的母亲”,在后山采野菊花的母亲;还有一首诗,写到“母亲的怀抱”。母亲是我们时间的开始,我们也会在对母亲的眷恋中终结自己的时间。对于一个深怀乡愁、渴望返乡的诗人来讲,不在诗中言说母亲是不可能的。母亲是诗人吁求的对象,甚至是最重要的那个对象:“是山让我抬高脚步/是母亲让我留住脚步”(《山居的母亲》)。这种深情我们都懂得,也终会懂得在亲人失散以后,时间的内部将会出现对立和裂痕。
“在幽深的阴天,寻找失散的亲人/云彩、帝王、百姓,还有长眠的人。”(《太子山》)诗人吁求的对象并非单一,诗人在痛苦中的出口也并非单一。猫在凝视月亮时,很可能在渴望得到月亮,月亮便成为猫的吁求对象和情绪出口。我们活着虽然比猫失去的更多,但同时拥有的也更多。那么,我们还有什么非绝望不可呢?在众多确凿、“褪色”的意象当中,诗人加入了一个近乎虚无却着彩的“云彩”。这不是存意调和,也不是制造幻象。如果没有云彩的加入,幽深的阴天将无比压抑,诗人吁求出来的诗句也将像石头一样僵硬——何况石头终有一日也将化为云彩。是云彩飘荡挪移在时间的裂缝当中。诗人创造并命名了自己的云彩,诗人携带着云彩也被云彩所推进,甚至深入至长眠的人那里,告诉生者与死者何为时间的绝对,何为世界背后的真相。而这些,恐怕连太子山下的帝王也是不尽知的。
云彩具有现实性,也具有神秘性。我见过凝结为水坠入深渊的云彩,也见过“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的云彩。浩雨对云彩的从容运用,使我相信他在诗歌意象上走得更远。他完成了诗人“塑造精神生活,解释神秘”的任务。
浩雨诗歌中鲜明而纷繁的意象,也使我想起特朗斯特罗姆的诗观和他的一首短诗:
厌倦了所有带来词的人,词并不是语言
我走到那白雪覆盖的岛屿
荒野没有词
空白之页向四面八方展开
我发现鹿的偶蹄在白雪上的足迹
是语言而不是词
诗人朵渔对这首诗有过精辟的分析。他认为,特朗斯特罗姆在诗中将“词”和“语言”并置,是因为词有意无象,而语言才是既有意又有象。朵渔的解释则让我想到海德格尔“语言说话”的观点,有了特朗斯特罗姆的这首诗,其中困惑难解之处便可豁然开朗。这位伟大的诗人渴望一种超越词的、自然的语言,“美好的语言就像落雪无痕,就像雪地上的蹄迹”,“真正美好的诗歌,应该如自然般呈现。在这一点上,特朗斯特罗姆其实很东方”。朵渔进而认为,特朗斯特罗姆是能够将诗的现实性和神秘性结合得恰到好处的诗人,他也能够将极其丰富的情感和世界浓缩在几个“深度意象”里,以简驭繁。所谓“深度意象”,是仅靠意象本身便可呈现出真理,而不需要诗人走到诗前表达意见。要相信,是内在的意象赋予诗以生命。特朗斯特罗姆对诗人提过一个告诫:“诗人必须敢于放弃用过的风格,敢于割爱、消减。如果必要,可放弃雄辩,做一个诗的禁欲主义者。”
浩雨在较早时期便拥有了自己的诗歌意象群。他是故乡的游子,也是故乡的言说者,他诗中的部分意象就像禾苗一般分蘖着,并且扎根于泥土,另外一些意象则像雪花一般飞扬着,并且犹如“树叶,纷纷预警”(《节气》)。他的意象是有深度的,他也习惯以简驭繁,有时候读他的诗,会跟随意象一路颠簸、撞击,感到轻微的眩晕、适度的痛楚,甚至会感到一些紧张、揪心——那是诗人在情不自禁时用意象进行压缩和加速,认识到“水面是大地最崎岖的部分”,却不会有重压或者失重感,“太子山”的巍峨难以怀抱,却能够像一枚柑橘“品味路途的苍茫”。无论走到哪里,“树木,做着标记”(《太子山》)。
浩雨是实现节制的诗人,而不是雄辩的诗人,这是他可近可亲的地方。然而他也是追求公平正义的诗人,敢于在诗中为“蚂蚁兄弟”发声,有人甚至钦佩地称赞他为“瓦刀诗人”(对于这个称呼,我认为叫不长久,毕竟诗人不愿被标签化)。他是在痛楚中勘破时间秘密的诗人,或者说他是在时间流逝中打捞希望的诗人,“风,吹不破纸糊的东西/却能覆盖村子以外的视野/隔着一座山,吹过来,还是/你散发的样子”。他的温煦,他的敦厚,一如从前,一如故人。
经历过太多的事情,我们都渐渐地变老了,这是时间的冷酷,也是时间的魔法。时间有没有深情的地方?有的,诗人用时间造出诗来抚慰我们。我读了许多的诗,它们都像在写我、说我、笑我、哭我,决不是无缘无故地来到我的面前。曾经抬起头仰望的大山也“舍弃自己,隐没/山水互为邻里”,即使“秦楚自古水火/不容,却又暗生情愫”。大山隐没,我们活在山的云彩里,“还在一条河上,一条船上/飞驰”(《太子山》)。我们与时间的绝对性和解,也与生活的荒谬性和解,某一时刻甚至有了重生的梦幻感。不知不觉,我看出了生活的里子,学会了自嘲:“有时候,我觉得人就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不公:我想到了我。”(加缪)
浩雨把这组诗命名为《琐记》,这个诗的名字寻常到了散文化的地步,但却是无比谦逊释然的。是啊,我们在时间中经历的,都何尝不是琐事?策兰说,“是过去成为此刻的时候了”。那又如何?“对大多数人而言,生活是他们几乎注意不到的恼人小事,是一种掺杂着短暂愉悦的伤心事。”(佩索阿)写诗如琐记又如何?我们毕竟能够拥有真正生活的那几个小时——“不需要利刃,不需要削铁如泥/就可以砍断岁月/露出瓦亮瓦亮的特质”,“用一双手看待事物/不经意间,完成抓举、挺举/一个人就是支撑的立柱”(《瓦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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