郧阳民变：大明朝给自己在内地也设了边境

自明朝建立开始，其在涉外领域的保守与封闭，就在海陆的各条边疆上持续展开。除了海禁政策与长城防线，其他非重点区域的关口也多由军镇掌控。但你或许不会想到，类似情况在王朝治下的内陆地区也同样存在。这种长期的封闭与不作为，最终酿成了15世纪后期的郧阳民变。其规模也足以堪比后来灭亡明朝的李自成叛乱。

元末明初的战乱 造就大片的无主之地

由于元末混战的巨大破坏力，明朝初期的人口显得比较不足，无主之地倒是多出不少。在此背景下，明朝得以用自己控制的大量荒地来安置军事化屯田人口。在照搬了元朝留下的户籍制度和动员体制后，形成了皇庄-卫所-郡县的三足鼎立局面。

其中，除了民事成分居多的普通郡县，皇庄和军事卫所都属于帝国控制体系的重要分支。因此，他们在实际上都具有很强的资源损耗和内部扩张属性。前者受惠于朱元璋留下的祖制，供养地位极高的藩王宗室。虽然在朱棣篡位后，已经不再具有地方管辖权，但还是要中央不断投钱进去维持正常运转。后者则受制于明朝人的动员学理念，逐步将大量军户转化为供养军官阶层的国家农奴。当明军进入需要募兵的时代，依旧因利益问题而无法裁撤。结果，他们都无力向边疆以外的地区扩张，只能以吞噬内部资源的方式存在。

明朝从开始就对外部世界抱有天然敌意

当然，在以上三类土地之外，还存在众多形式各异土司领。其中既有顶着卫所名称的规划蒙古人，也有自治属性较强的苗人、壮人等南方山民。他们的私家军在明朝中期，逐步成为朝廷倚重的战斗兵源。因此，朝廷在限制其生存空间之余，也给了一定的保留区。这样的结果，无疑是土司领长期存在，但绝大部分又不可能获得实质性的增涨。只能是在朝廷直属的铁三角地块之外，做到独善其身的苟延残喘。

最后，还有存在连土司领地位都不如的三不管地带。这些地方主要分布在山地丘陵居多的南方，依靠特定河流维持最基本的交通联系。由于地形问题和历史原因，明朝在前期都没有在当地建立任何郡县或卫所机构。临近的土司领也因为朝廷限制，不可能越境往这些地方发展。于是，这类地区就成为了流亡人口和盗匪集团的天然避风港。

明朝前期的 襄阳府就存在大量的三不管地区

长城与九边防线 直接体现了明朝对外部世界的态度

针对不同地区的三不管地带，明朝官方的做法也是千变万化。例如，靠近蒙古的河套可以直接放弃，情况类似的晋北则以边军驻屯监视。如果地域转换到海岛，则以沿海水师和海禁加以限制。若这样的地方居于内陆，就可以采取针对土司领的办法，圈地禁入。

位于陕西、河南、四川和湖北之间的郧阳，就是明朝中前期最大的三不管区域。虽然境内多山而道路险阻，但依靠汉水流域的滋养，并不应该人丁凋敝。历史上，这里还是关中直抵荆州的重要纽带，是楚国与秦国争霸的旧战场，也是南朝北伐十六国的快速通道。哪怕是经历了宋元之交的混战，依然是人口繁盛的好地方。然而，由于明军西征过程中的肆意杀伐，让当地的原生态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因此，沦落到连行政机构都没必要建立的惨况。

位于汉水流域的郧阳 曾是历史上的重要通道

从朱元璋立国到明英宗驾崩，这片以郧阳为核心的“无人区”被笼统的归属荆襄。虽然明初多有从人口稠密地区迁走住户，但郧阳的两头又是人口损失巨大的湖广和巴蜀，所以得不到移民制度的优先照顾。相反，明朝为了避免麻烦而将四周圈禁起来，设立类似边境的训练制度，以防脱离郡县或卫所的人口逃入其中。于是，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这块位内陆区域所享受的待遇，比很多海盗落脚的岛屿还要严格。普通人要进入其中，付出的成本和困难度也和越境去蒙古类似。

当然，正如明朝无力阻止东南海商和西北马帮，郧阳一带的流亡人口也逐步增加起来。他们当中既有因灾荒而失去土地的郡县农民，也有因不堪压迫而出走的卫所军户，甚至还有许多行走在西南山麓间的小型商团。他们当中的不少人，也选择以这里为基地，建设自己的新家园。

每次饥荒 都会让大量的流民迁入郧阳地区

初期的生活非常艰苦，只能在刀耕火种之余，用打猎和采集手段维持。但当流亡人口迅速膨胀，成熟而稳定的定居点也随之建立。农民重新开垦土地，并且不担心自己的收成被县官征缴。他们的成功也很快吸引了更多人赶来投奔。尤其是在灾荒发生的年份，大量破产人群会自然而然的选择越境，到这片世外桃源来寻得庇护。他们彼此之间也会按照不同山头，组织自己的聚落群体。虽然官府对此心知肚明，但因为地方财政的吃紧而无力阻拦。毕竟，很多卫所士兵也会选择遁入这片化外之地。

事情发展到明英宗继位，当地已容纳了约150万流亡人口。除了必须的农业生产，还有商人到当地发展实业，组织起原始的手工工场。也有人因境内存有不少矿藏，组织人群进行开矿。这些活动在很大程度上重建了当地经济，也让原本散乱的人群有了大范围组织能力。以至于在明朝控制区被不断打压的白莲教，也顺势传入郧阳，并在地方上拥有了众多信徒。

荆襄流民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地区生产恢复

南征北战的明英宗 一直对荆襄流民问题不上心

早在明英宗继位之初，就不断有地方官向中央告状，表示无力控制荆襄边区的流民团体。但在需要频繁用兵的皇帝看来，郧阳的价值实在是不如南方的麓川和北方的瓦剌。因此，他只是让地方努力将流民们召回，而没有给予任何实质性的援助。期间，郧阳的人口继续快速增涨，明军的主力却在云南和土木堡折损严重。

1465年，明英宗驾崩，并将一个危机四伏的帝国留给了儿子朱见深。随着西南各地开始爆发叛乱，明朝不得不抽调中央军和土司武装，去协助战斗力低下的地方卫所。荆州等地的卫所军，也将有限的战兵派往南方，造成了地区内的防务空虚。已经在郧阳当地小有名气的刘通，看准时机发动了正式叛乱。这位因逃荒而来到当地的河南农民，当众竖起黄旗，封自己为汉王，并迅速召集到40000人的追随。在他之前，郧阳当地的流民只有小团体而无大组织。在他之后，明朝才意识到自己在内地也养出了个心腹大患。

荆襄流民利用明朝的手忙脚乱 开始了正式叛乱

这年5月，明朝的征讨部队开始从京师南下。兵部尚书白圭亲自出马，率领总数达15000人的大军进入荆襄一带。此前，刘通已选择先下手为强，带着4000人进攻通向荆州的要地房县。但仓促组织起来的流民武装，并没有多少攻城战经验。荆州的明军在夜里抵达，用火把大张旗鼓的向围攻叛军示威。刘通因为担心遭遇大股官军，所以主动向后方撤退。但地方卫所兵也不敢继续深入，遭到郧阳各地的流民围攻。因此，直到白圭带着包括京营在内的强援抵达，明军才开启正式的平叛作战。

他们兵分四路，同时向汉水上游挺进，迫使刘通无法集中力量进攻其中的任何一支。虽然叛军在理论上拥有数万之众，但组织非常涣散，也缺乏大规模军事经验。面对京营、边军和蒙古骑兵的组合，根本没有多少抵抗力可言。明朝地方官府也在多年里不断派人深入郧阳等地，所以对内部的地形等情况有相当了解。在本年时间里，各支持叛乱的山头被逐个攻破。刘通及主要部下都被擒获，送往北京受审处死。

北方边军是剿灭第一次叛乱的主力

新的饥荒 再次让郧阳涌入了大量流民

但白圭的快速袭击策略，只是消灭了首批起事的刘通集团。在明军撤走之后，郧阳当地的情况并未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除了被强制迁走的那部分外，其余人大都不愿意回到明朝统治的郡县，继续在三不管地带内聚集发展。

一直到1470年，新的灾荒在河南爆发。近10万人流离失所，只能向南进入没有人阻拦他们的郧阳地区。他们的到来，再次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生态结构，随即引发了第二次叛乱。这次起义的核心，换成了刘通的老部下李原，人数也扩展到10万。由于明朝在数年内不断在其他地方用兵，对于这个过程没有能力进行阻止。等到郧阳的事态再次恶化，才动员起超过25万人的平叛大军。

第二次叛乱的核心 李原

此次挂帅的项忠，是明朝中期的儒家典范。虽然不是军队出生，却有过很多将领都没有的丰富经验。不仅随同明英宗在土木堡被瓦剌人俘虏，还在后来先后参与平定了瑶人、羌人和蒙古军户的叛乱。依照这些案例的经验，他在京营和边军之外，广泛招募贵州、湖南等地的苗人土司武装。准备利用兵力和战力优势，彻底荡平危险的荆襄流民区。

在具体策略上，项忠首先依靠大军将郧阳地区的主要对外通道封锁。由于当地的多山地形，让这项工作并不十分困难。接着，开始以招募屯田的手段，对来源复杂的流民集团进行分化瓦解。由于很多人刚刚从灾区逃出不久，很容易被再次吸引出山，留下旧的原住民继续坚守。

平定第二次叛乱的主力 实际是南方各省的苗人土司

此后，项忠便不断派遣土司武装上场，依靠他们提供的山地步兵强攻单独的村寨。由于苗人长期生活在类似环境，又每年定期进行军事训练，所以对类似作战是驾轻就熟。面对训练并不充分的流民，他们的长矛、苗刀和带有毒液的箭矢，都非常具有杀伤性。其余明军则可以在山下保持围困态势，并通过水路维持交通补给线的顺畅。如果有叛军赶来增援，就会遭到京营火器部队的射击，并被随后展开反击的小股骑兵击溃。这种步步为营的稳健战法，也从根本上瓦解了各山头的流民抵抗。毕竟，以糟糕的武器和战术，不可能击败越南火器和蒙古骑兵。

最终，李源和数千人的余部退往湖北西部的竹山一带。他们依靠山地设伏，多次打退了追击而来的官军。项忠便下令全军暂时后撤，将心急气躁的叛军全部吸引出来。当时，正巧遇到山洪爆发，叛军的后路被完全截断。明军抓住机会进行猛攻，才将这股顽敌全部歼灭。

坚持抵抗的义军 最后被洪水和明军同时包夹

到1471年的12月，整个郧阳地区被明军彻底平定。项忠为了彻底断绝此地的不安定因素，将数十万人强制驱逐出去。流民在官军的押解下，踏上了被遣返原籍的漫长路程。许多人因为缺少食物，在半路上死于饥饿。朝廷也开始对荆襄流民区展开郡县化改造，由于不少荒地已经得到开发，这些工作也就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明朝还特意在当地设立郧阳府，作为控制这个四省交汇之地的中枢，算是长期解决了这个由自己造成的叛乱问题。

相比后来的李自成集团，郧阳的荆襄流民在诸多方面都没有成功的可能性。其核心成员不像李自成、张献忠和高迎祥等人，曾接受过正规军训练，并在出事阶段就有战友的鼎力相助。15世纪的明朝外部局势，也不曾有类似满洲的强敌牵制，可以集中全国大部分兵力在一个地方长期作战。因此，郧阳民变虽然在规模上超过了之前之后的很多同类型事件，但终究在影响力方面大大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