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野史大赏1.0》

✧ 所谓野史，即某些作为茶余饭后谈资的趣闻轶事，大多与私人生活或个人遭遇相关，因大多与学术造诣或学科建设无关而未进入以说理为主的传统研究视角。但谁说历史总是同那些宏大、抽象的观念，和严肃正经的价值判断相互联系，它也可以是令人哭笑不得的、倒霉的，或者是珍贵的、使人瞠目结舌的，通过更有意思的传播学者（或因学科的融合性交织一些社会学者或心理学者）们的人生故事，对某一个人“祛魅”，也许再伟大的学者背后，也有一地鸡毛的生活；或是更深刻地理解她/他提出某个理论的原因，为何对一些传播现象格外关注。

✧ 欢迎来到《传播学野史大赏》，请做好准备，来到这群非常具有烟火气的传播学者的身旁，狠狠吃瓜！

✧ 以下内容主要参考《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罗杰斯、《重访灰色地带》刘海龙、《传播学科的奠基：1922-1949》胡翼青、《法兰克福学派内外》赵明、《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一个知识共同体的学科贡献》何雨等。

ට˓˳̮ට

Gossip Stories^

第一位亮相的嘉宾☆

就是很衰的拉斯韦尔☆

@TuTouSuo ™️

✦倒霉蛋本蛋！一把火全烧光了。

1938年拉斯韦尔决心离开芝加哥大学前往华盛顿。过去，在芝加哥大学他使用经验社会研究的方式对宣传技巧、精神病理学与政治学作出了诸多论著，创建了政治心理学领域，发表过《世界大战的宣传技巧》与《精神病理学与政治学》，通过精神分析手段对政治权威领袖进行分析，将弗洛伊德的观点融入政治学视角。但在38年，一辆载有拉斯韦尔过去36年大量研究文章、资料的卡车打滑、翻倒并起火，烧光了所有拉斯韦尔过去的重要研究笔记。

✦出轨后结婚，有过3位妻子。

娶过三位妻子，扬霍达、赫佐格、坎德尔，且都是他社会学研究项目中的合作者或学校中的学生。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在维也纳大学认识了扬霍达，后者在一次调查研究中帮助其制作研究表格。在持续的相处中，二者很快陷入爱河并结婚生子。从1931年开始，拉扎斯菲尔德应邀前往美国进行马林塔尔失业研究，1932年他认识了赫佐格，并开始长达两年的婚外情。1937年，赫佐格与拉扎斯菲尔德一同进行普林斯顿广播研究，在那里，坎德尔加入了研究团队，并最终与拉扎斯菲尔德走到了最后。

下图左边为保罗·拉扎斯菲尔德。

✦霍老师是天才呜呜呜！

霍夫兰耶鲁大学的同事评价他是“天才”，即使有再多的工作压力也从来不抱怨生活或这些研究负担。而霍夫兰的学生说：“在我看来，他是最接近天才的人。他能够从事三种复杂的活动，同时编辑一篇文章、打电话和使用一把计算尺。”霍夫兰死于癌症，年仅49岁。

✦这人竟然有口吃！

威尔伯·施拉姆因不当医疗事故患上口吃。是的，一位传播学家有口吃，也许这就是他走向传播学的契机！（谴责不当医疗！）

✦“约翰·杜威文笔很烂”

在《传播的文化研究取向》一文的开篇，凯瑞直言“尽管杜威有他的局限性……杜威的文笔很糟”。当然，他并未直接通过自己的嘴巴对其进行评价（这样未免太过直白），而是借用了其他人的观点：“用威廉·詹姆斯的话来说，杜威的文笔很糟”。虽然后续凯瑞肯定了杜威观点的正确性，尤其是对传播的仪式观提供的理论基础，但这样的评价也蛮直白的了。

害得是凯哥啊！

✦彼得斯问：“瞎操心什么学术思想繁荣？”

1959年，贝雷尔森宣告，随着四大奠基人的离开（去世、学术兴趣转移），大众传播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终将“枯萎死亡”。但施拉姆却不这么认为，他说他非常忙碌，要参加博士生面试、和各种不同的人员共进午餐、参加国际研讨会议。

“我不认为传播学领域面临着死亡。”施老师这样讲。

结果约翰·彼得斯不乐意了，他评价施拉姆看起来像是一名新生国家中操着满口爱国言辞的人，看起来一点不关心学科内部理论的发展，只是建立起了楼宇，却发现无人居住，成了“鬼城”。

于是彼得斯无不反讽地模仿施拉姆的语气说：“在传播学学科建设方兴未艾之时，要瞎操心什么学术思想的繁荣？”（是吧，施老师。）

别说，这哥嘴也挺mean。

✦公关之父伯内斯与戈培尔

纳粹宣传部部长戈培尔的书架上放着一本名为《透视公众意见》的书，那正是爱德华·伯内斯的著作。同时，伯内斯还是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外甥（这关系盘踞得太跨越了）。

✦我从不往耳朵里倒！垃！圾！

1937年，阿多诺受拉扎斯菲尔德的邀请前去开始负责普林斯顿广播研究项目（洛克菲洛基金会赞助）中的流行音乐研究。 阿多诺在广播研究项目中 “被这种以应用为导向的科学惊呆了”，也被“类似于工厂一样的研究气氛” 所震惊，“我对业已进行的研究第一印象是： 完全没有任何深刻理解的痕迹”。

拉扎斯菲尔德曾乞求阿多诺不要在他的文本中充斥那么多的拉丁文，也不要用如此无礼的话语来写作广播业问题，但阿多诺都忽略了这些建议。

✦嘴真的mean啊哥

在普林斯顿广播研究中，为了更好地配合阿多诺的研究分析，拉扎斯菲尔德特地雇用了祖先同为德国人的维贝（虽然其本身是美国中西部人）作为他的助手，并希望维贝为阿多诺提供更多实证主义与地方经验上的帮助。

61年，阿多诺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很久以前曾经有过一个助手，他来自孟诺派教徒血统的家庭，祖先来自德国”“他几乎无法理解我在做什么。很明显他有着某种愤恨情绪……在他看来我无可辩驳的是傲慢自大的人。他对欧洲人充满猜疑。尽管我没有什么影响，与社会特权也没有关系，他还是觉得我是某种利用他人的小人。”

而拉扎斯菲尔德作出的评价是：“阿多诺只认为维贝是非常低级的人。”

✦我的爹！这句话是mean爷写的。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这句话来自西奥多·阿多诺。

一个社会的极权程度越高，精神的物化程度就越严重，而精神单靠自己逃离其物化的尝试也就越自相矛盾。就连最极端的末日意识也有沦为茶余饭后之闲谈的危险。文化批评发现自己面临着文化与野蛮之辩证法的最后阶段。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甚至侵蚀到这样一种认识：为什么写诗在今天已变得不可能了。绝对的物化曾把智识进步预设为自己的要素之一，如今却有吸收整个精神的架势。如果批判精神(critical mind)将自己局限于自我满足的沉思之中，它就无法应对这种挑战。（《文化批评与社会》）

在结束流亡生活后，阿多诺返回联邦德国，却发现在极权主义的文化控制之下，任何诗意的、艺术的、文化的内容都被侵蚀殆尽。大众文化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物化与异化无法逆转，启蒙的结果是大量的被嵌入于消费与生产中的个体，是面对着肤浅无聊的文化娱乐产品大呼过瘾的公众。

✦不就吃了顿饭吗！

1941年11月23日，罗伯特·默顿夫妇与拉扎斯菲尔德和赫佐格在曼哈顿的寓所共进晚餐。期间，他们相谈甚欢，并继续到俄国茶室吃鱼子酱，谈论那些已然成为美国主流社会研究的广播项目，以及战争的走向。默顿在事后回忆起来时如此说道：“我去吃饭，然后呆了35年，这一切就是这么发生的。”

✦其实三婚哥人也挺好的…

在普林斯顿广播研究中与阿多诺的合作失败后，拉扎斯菲尔德将这方面的责任完全归咎于自身，“由于我在普林斯顿项目的不同部门承担任务，使得我没能为最初给阿多诺设定的目标投入必要的时间和精力”。

后来，当阿多诺和他的伯克利团队一起写出《权威人格》时，拉扎斯菲尔德更加笃定那次的合作并非绝无实现的可能性。如果阿多诺能够作出如此优秀的定量研究，那些对于权威人格，尤其是法西斯人格的分析如此精辟，批判的力度与思辨的深度毫不亚于他们曾经一起做过的广播研究。于是，拉扎斯菲尔德想到，或许是自己的团队未能为阿多诺创造更多的研究环境。

✦施老师不喜欢过气的人，谢谢。

为了给新兴的大众传播学研究提供历史积淀，施拉姆在《美国传播研究的开端》中将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勒温（卢因）、霍夫兰四人称作是“传播学四大奠基人”。

罗杰斯这样评价施拉姆的举动：“（比起已经身处传播学领域的学者）他更愿意通过声称现存社会科学或行为科学中那些受人尊敬的人物实际上是他的同事的途径，来赋予传播学以合法性。”（即通过已经成名的学者为传播学赋魅）

南京大学胡翼青教授在《传播学科的奠定》中写道，相比于具有精英管理主义意识的李普曼来说，杜威在施拉姆那里便是一位过气的学者，不仅从学术层面上与美国主流传播观念大相径庭，从研究方法上也不符合科学量化的实证主义分析。因此施拉姆坚定地在“李杜论战”中站在李普曼一边，并将其纳入传播学研究的主流视角中。

✦又是“蛐蛐”施老师

“从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有些社会科学家紧盯着研究经费和学术地位，一心想挤进与冷战事业相关的行列中。施拉姆即是其中之一。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施拉姆的一生，那么可以说是，借助二战和冷战期间为国效力的契机，为把自己挤进权重一时的主流行为科学家之列，为把传播学塑成一门具备合法性的行为科学而奋斗不息的一生。”她还认为，施拉姆的学术成果都是些“御用作品”。（学者伍静）

✦死于黎明前的本雅明

1940年9月26日，在躲避纳粹而持续逃亡的过程中，本雅明服用了大量的吗啡去世。在他本应该从法国去往西班牙的路途里，德国秘密警察认为他的证件有可能是伪造的。而在他去世的第二天，这份证件被认为是有效的，并准许他进入西班牙——这是他前往美国的必经之路，那里，霍克海默已为这些德国好友准备了一切安顿下来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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