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曾志：《虚实共生中追寻“真实”与“创造”的生命叙事》

（本文摘编自“北大新闻与传播评论”第十四辑《虚实共生：真实、创造与传播》，注释从略。）

师曾志，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数智时代万物皆媒成为可能，在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不断创新与迭代之时，反馈机制的进化不仅加快了传播速度，同时也改变着社会的基本交流模式与存在方式。虚实共生成为新的社会特征和生活现实，重组着社会权力与资源，同时也重现着作为社会组织方式的日常生活。尤其在超越现实与面向未来的意义上，虚实共生显露出日常生活之中个人感觉、感知、情感与表现、交流、行动之间指向真实与创造的复杂互动关系，赋予了“生命叙事”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从叙事的缘起与概念出发，将叙事放在人类存在与认知中探索，强调生命叙事内容与形式的一体化。本文从古希腊思想意义上的技艺代言视域来观看生命叙事，以生成理论与事件思想为生命叙事研究的基础，概括生命叙事的特征，即其深入内在的自我表现，并探究其对交流、行动及改变的可能影响，由此提出生命叙事应追求诗意性真实与创造特征的观点。

关键词：虚实共生，生命叙事，差异，生成，真实，创造

人类是会叙事的动物，叙事作为人类的基本交流方式，以散播的方式不断架起观念、意义之间的桥梁，观念与意义因而以涌现与生成的方式延绵不绝。传播技术变迁为叙事的变形与延异以及人类的求新求变敞开了尚待生成的多种可能性。自人类的原始叙事发展到文本类型的叙事，再到数智时代突破文本局限的跨媒介形态，诸如口语、文字、语言、视频等媒介类型以及操作、技术、制度、机制等规范都体现在跨媒介叙事之中，与社会存在、社会现实混为一体的“叙事”，可作为事件、模仿现实的途径，显现出无限变化的形式与内容。

在数智时代，当数字孪生、数字城市、数字乡村、数字治理等还在彼此应和与较量时，数字生命以及数字创生等摆在了我们面前。数字世界与人类生活无缝连接与联结，在身体越来越成为技术延伸的同时，心智更顽强地走在返回家园的路上。以源于人类基本表现和交流的、自我具身性卷入的、认知与创变结合的认知进化等为特征的生命传播，让我们认识到看得见的世界变化如此之快、如此陌生，而看不见的世界又是如此真实、如此生机勃勃。信息传播速度加快引发了反馈机制的迅速调适，导致自我认知加速，同时也深刻地促进了有机的社会互动。文字、声音、图像等符号在生命叙事中凸显出感觉、知觉、情感、观念、意义在虚实共生中的诗意转换与突转，也显现为隐匿在媒介事件之中的生命绵延。生命传播让叙事在线上线下交互铺陈，此时，如何理解生命叙事？虚实共生中的真实与创造是怎样在生命叙事中展开的？这些问题都成为传播学应关注的重要议题。

一、生命叙事的提出与意义

在数智时代，数字化与智能化相互博弈，技术的发展离不开日常生活的存在。而本质上，存在行走在重复之道路中。马克思的“复归”、海德格尔的“返回步伐”与德勒兹的“永恒回归”在思想上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凸显了德勒兹“重复”思想的张力。一定意义上，“重复”意味着根本性的复现或返回，“回归”则指向超越差异与同一的不断重复。差异思想将静态、唯一的本质放在了动态、创造的认知背景与理解路径之中。根植于日常生活的生命叙事不仅是对媒介事件的再现，也映照出人类行为生生不息中充满差异化与多样性的腾挪反转，在逃逸与生成中切近与逼近着本质性的真实和真理。

当下社会处在深刻的变动之中，创新与颠覆不断嵌入人们日常生活的交谈与对话。人类重大危机不仅是宏大叙事的产物，也同样隐匿于微小叙事不断建构起的大量个人生命史中，其早已深入社会的深层机理，释放出人的无穷欲望，原始欲望在模仿欲望快速变现中显现为人性的深渊与生命的顽强，这一过程推动形成的新的社会关系不断突破现有社会构架与规制，深刻影响着社会变迁。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曾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人往往被自我束缚而不自知，唯有在内心深处全然接纳方能显现出生命的通达。很多人已意识到了“心媒”（medium of the mind）的存在及其重要性，它要回应的是现代传播技术究竟为心灵提供了怎样的视觉表现，生命叙事中心灵与他者如何穿越科学、艺术、哲学、宗教等与自然进行着对话，表达工具与思维认知之间的调适又能引发怎样的认知进化与认知革命。

生命叙事本质上是认知、表现自我与世界关系的基本方式，是人类基本的认知与思维方式，存在于个体生命史与社会变革之间。它打破了罗格斯主义中的条条框框，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揭示出传播内容与形式背后隐藏着的人们认知与思维方式的深刻差异。生命叙事也是人们赖以生存的观念与意义建构、解构的基础。它将差异性、异质性、多样性的个人生命体验直接切入人类命运进行感觉、感知、表现、交谈、交流与对话，不断揭示出人类复杂的情感与人性的深渊。人工智能虚实共生让模仿大行其道，又难辨真伪，人们需要认识到：“在每一个表面的人类现象之下都隐藏着另外一种不同的真实，通过有力地揭示这种真实，我们将获得知识、实践和（特别是）道德的优势地位。”这里，知识、实践和道德的优势地位是自我独立与自主的前提，也是自我得到能力、智慧与创造性的保证。

二、叙事的缘起与概念

“叙事学”一词出现得很晚，学界一般认为该词1969年由托多罗夫（Todorov）正式提出。很多人认为柏拉图对“叙述”的论述意味着叙事理论的发端。“叙述”与“叙事”之别可能是翻译问题，因为人们普遍使用的是朱光潜翻译的版本。但深入古希腊现存材料可以看出，柏拉图借由苏格拉底之口说出了“讲故事即叙述”并分析了叙述的题材内容、体裁形式，这里的“叙述”应译作“叙事”。

柏拉图提出叙事是为了“城邦的保卫者们的教育”，他讨论叙事的“题材内容”——事件，也讨论叙事的“体裁形式”——叙事方式。前者回答的是叙事“说什么”，而后者则是叙事“怎样说”。柏拉图的叙事，表面上讨论的是古希腊史诗、抒情诗、悲剧、喜剧等文本，但文本题材内容的丰富性与异质性使叙事得以超越时空展开，并蕴含通达古今、人神共舞的张力，尤其是以模仿、对话、反讽等方式展开的叙事从一开始就处于模仿与凝视之中，展现出了叙事开放的、无限游戏的状态。

《说文解字》对“叙”的解释是：“叙，次弟也。从攴（pū）、余声。”“攴”乃偏旁“又”的原形，指的是“手持卜（bǔ）来敲击”，有着预测未来以及推断人事吉凶祸福之意；“余”指“房舍”。所以，“叙”字整体作为动词指的是“犹房舍次第架构铺陈地讲述”，即“有顺序地述说”。“叙”在此有着预知未来以及顺序、秩序的意涵，其中的“秩序”还可能是对谁在规定秩序的追问。“事”，“职也”，作为名词意指职事、职业，有职守、职权、责任的引申义。《礼记·大学》中有“物有本末，事有终始”，注重的是治事能力与事物在反转中的连贯性。这意味着叙事的写实性不排斥叙事的虚构性，叙事融汇于过去、现在与未来，有着内在的规定性与秩序权力，关乎表现与表达、行动与实现的能力。

罗斯·钱伯斯直接认为，叙事作品的语境其实是“一种社会存在，一种影响人际关系并且由此获取意义的行为：叙事之所以成为叙事，依赖于一种隐含的社会契约关系。这种契约关系使得叙事作品与社会之间具有一种交换性质，而交换就意味着存在于社会的欲望、目的和各种制约力量之间的综合关系”。生命叙事正是在具体语境与场域中生产与再生产的言说与意义，语言、符号等所代表的意义在时空中解构与重构，随时随处地连接与贯通，并在微小叙事中显现为真实与真理，如此颠覆中的创造，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源头活水。

三、生命叙事内容与形式的一体化

柏拉图将文本叙事进行了语文体裁的划分，将其分为单纯叙事、模仿本文中“摹仿”通“模仿”，除了引文中用“摹仿”外，其他处都用“模仿”一词。叙事以及两法兼用等三种形式。他指出：“凡是诗和故事可以分为三种：头一种是从头到尾都用摹仿，像你（指阿德曼特）所提到的悲剧和喜剧；第二种是只有诗人在说话，最好的例子也许是合唱队的颂歌；第三种是摹仿和单纯叙述掺杂在一起，史诗和另外几种诗都是如此。”单纯叙述就是诗人对人事、情节等的直接描述和概括；模仿叙述则是人事的细节、进展等经由故事中具体角色的口表述出来；根据文本的实际，单纯叙述与模仿叙述往往结合在一起，诗人一方面在故事中模仿着具体人物的口吻、声音、语调等说话，另一方面也不隐藏自身进行直接叙事。从诗人视野与表述出发的单纯叙述往往囿于诗人自身，而模仿是人的本能，诗人的模仿叙述中有着模仿多人、多事、多见解的可能性，它将故事的展开与理解贯通于过去、现在与未来。至于三种叙事何时该用，柏拉图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只是说“看理路的风向哪里吹，我们就向哪里走”，注重的是根据具体的场景与情形进行判断。

柏拉图强调，尤其对小孩子来说，模仿什么是非常重要的。他指出：“摹仿这玩意如何从小就开始，一直继续下去，就会变成习惯，成为第二天性，影响到身体、声音和心理方面”，如果要人们模仿，就“只能从小就摹仿适合保卫者事业的一些性格，摹仿勇敢、有节制、虔敬、宽宏之类品德；可是卑鄙丑恶的事就不能做，也不能摹仿，恐怕摹仿惯了，就弄假成真”。柏拉图认识到：“一个好人若是要叙述到一个好人的言行，我想他愿意站在那好人本人的地位来说话，不以这种摹仿为耻。他对于那好人的坚定聪慧的言行，会特别摹仿得认真；若是那好人遭遇到疾病，恋爱，沉醉或是其他不幸的事，他就摹仿得少些。但是他若是要叙述一个不值得他瞧得起的人，他就不会肯认真去摹仿那个比他低劣的性格，除非偶然他碰到那人做了一点好事，才摹仿他一点。此外，他会以摹仿这种人为可耻，因为他对于摹仿这种性格素无训练，而且也不愿降低身份来取他所鄙视的人物做模范来摹仿，除非是偶然开玩笑。”人的第二天性与人的习惯有关，而习惯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在模仿中不断形成的，模仿关乎人的性格、言行甚至命运。

对此，柏拉图主张人们应模仿好人的“聪慧的言行”。对好人的“不幸的事”，则应模仿得少些。至于坏人，则不应模仿；除非他偶尔做了一点好事，才可“摹仿他一点”。柏拉图认为，叙事的事件应该是“好人”所做的“好事”，只有这样的“事件”，才有益于城邦守卫者的审美教育，才能使他们从小就“摹仿勇敢、有节制、虔敬、宽宏之类品德”，从而“专心致志地保卫国家的自由”。当阿德曼特说出“我们只准用摹仿好人的单纯叙述”时，柏拉图也指出：混合体也确有它的引人入胜处。至于与你所选的那种正相反的体裁——摹仿——却最受儿童们，保姆们，尤其是一般群众欢迎。为此，他又区分了叙事的三种形式，即“一种是真正好人有话要说时所用的；另一种是性格和教养都和好人相反的那种人所惯有的”以及两者的混合体。第一种，单纯叙述往往要大于模仿叙述的幅度；第二种，一般模仿叙述超过单纯叙述的比例，它往往能引发更多人的共鸣；第三种有着引人入胜的特征，人、事在超越时空的叙事中获得更大的突转与转化。

柏拉图的叙事题材或叙事体裁有着广阔的范畴，他认为教育应为叙事的前提，题材内容需要依据其传播对象等进行取舍与提炼，以事件的方式、以教化治愈为目的，叙事可以采用灵活变化的形式。他在《理想国》中多处提出了题材中不应有的内容，甚至细致到“我们的保卫者也不应该动不动就笑，因为暴烈的笑总不免就有同样暴烈的心理反响跟着来”。这种只是出于对城邦保卫的教育目的的叙事规范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重的教化、理想的色彩，强调权威、等级等努力在抵达自然与技艺之间的相宜性。柏拉图也承认叙事混合体的引人入胜，即在承认叙事中存在教化、模仿的前提下，认为这种混合体的引人入胜为生命叙事关注人的自我意识与自省、反思之间的复杂关系，为努力返回探寻自然与技艺之间的关系，开启了思维与认知的思考空间。

四、生命叙事作为一种技艺代言

自然与模仿一直处于矛盾紧张关系中，柏拉图借由苏格拉底说出：“如果一个人把一种技艺当作全体来看，判别好和判别坏就是一回事。”生命叙事其实是一种技艺代言，在模仿自然中不断形成自身。凭借自然与天成赋予灵感在心灵处不断连接与联结的能力，生命叙事承认人、事在断裂中的连续性。柏拉图所言的叙事不仅仅是对善恶的评判与取舍，其最为重要的是将叙事置于人神之间，直指善恶之间转化的因由，提出对神不敬对人无益的思想，洞悉叙事中“真谎”的存在，即“凡是受迷惑的人在心灵里的蒙昧无知”体现着“言语上的谎是这种心灵状态的仿本或影像”。真谎是人的心灵受到蒙蔽而不自知的自我表达与叙述，自以为是地坚守自由、正义、真理、爱情，殊不知这只是自我的一厢情愿。真谎混淆了对叙事内容与形式的判断，也在追问中实现着叙事内容与形式的转化与一体化。

为此，柏拉图特别规定了描写神的法律和规范，认为“关于神的第一法律和规范要人或诗人们遵守的就是：神不是一切事物的因，只是好的事物的因”。正因为“神在本性上是纯一的，在言语和行为上是真实的，他并不改变自己；他也不欺哄旁人，无论是用形象，用语言，还是在醒时或梦中用征兆，来欺哄”，描写神的第二法律和规范就是“神们不是一些魔术家，不变化他们的形状，也不在言语或行动上撒谎来欺哄我们”。对于人的一类叙事，柏拉图并未给出一些规定，只是从正义出发，认为这类人的叙事应符合“正义对有正义的人根本是有益的，不管有没有人知道他有正义”的标准，这也为生命叙事在自然与技艺中的不断调协提供了思想基础。柏拉图在此所谈的“神”并不是具体的神，而是承认神的成其所是、如其所能的运行法则。叙事需要敬神爱人，这是因为“祸害不能从神那里来”，神是不撒谎、纯一的，是不受外在因素影响的。人由于心灵受到蒙蔽，会产生真谎，叙事的虚构性就此具有了无限展开的可能性。《道德经》第七十九章中更直指“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无论正义是自知还是无知、是有益还是无益，对于人的一类叙事，生命叙事的真实、真理、创造等的流变与生成都能够在更大的时空中展开。

柏拉图将叙事与事件结合的认识论，让他在讨论文本叙事时已然超越了文本本身，将其纳入了对事件无限断裂与连续生成的解释与理解。亚里士多德受柏拉图模仿思想的影响，在《诗学》中很早就认识到，模仿突破了如实表达的对象本身。由于语言的隐喻、表现人物性格和形象等需要，他将模仿对象分为三类，即“过去或当今的事”“传说或设想中的事”“应该是这样或那样的事”，这为进一步理解柏拉图的文本叙事提供了广阔视域。诗意重视的是叙事在模仿中如何开启人的心智，它应在具体场域中进行多视角的观察与思考，正如“衡量一个人言行的好坏，不仅应考虑言行本身，即看它是好还是坏，而且还应考虑其他因素：言者、行动者和情况，对方是谁，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目的是什么，例如，是为了更美好的善，还是为了避免更大的恶”一样。

柏拉图在讨论叙事时将内容与形式一体化，以“事件”为中心来阐述他对叙事的理解。事件成为一种溢出或意外，不断打破常规思维与认知方式。事件化正是真实与真理显明的过程，而真实与真理也存在于事件的断裂与贯通中，正因此，生命得以进化与创造。事件以断裂的方式存在，并非表征着自然与社会内在发展规律的断裂，而是指人类无论以怎样的概念、理性、思想去认识与标签自然与社会内在的发展规律，后者依然在成其所是、如其所能地进行着，反而显示出活跃在人类的有限认知与无限认知间的仅仅是一场场 游戏。

五、生成观作为生命叙事的思想基础

叙事研究中始终都隐含着人类是如何生生不息的这一终极设问，人何以能与自我、他者、自然相处并获得认同与延续，人的思想与认知如何影响观念、信仰、信念并得以传承？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的生成论为生命叙事提供了理据。德勒兹认为，对存在的理解应建立在流变、过程以及不断生成的基础上，人类正是在差异与重复的不断更迭中生生不息的。

语言及其他符号试图表达事物以及它们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但其中的感知与情感无可言说却又无处不在，让我们真正能理解“情感、感知与概念是不可分割的力量，它们从艺术走向哲学，从哲学走向艺术”这一思想洞见。德勒兹思想的合作者菲利克斯·加塔利在回答其研究为什么要弃绝“能指”概念与体系时指出，叶尔姆斯列夫“早就提出了一种语言的斯宾诺莎理论：流、内容和表达的流，不需要能指。语言作为内容和表达的持续流系统，被离散的、断续的辞格的机械搭配所切断”，功能主义者“感兴趣的是某一事物如何运转，如何运作，那是一个怎样的机器。而能指尚属‘其为何意？’这一问题的范畴”，加塔利认为“无意识不想表明什么，语言亦然”，而功能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人们总是试图将能指“置于并不属于它的领域之中，置于大的结构总体之中，而一经置入其中，这些大的结构总体便不能以其同样的运转方式形成了”，我们应追问的是无意识“如何与强感、流过程、部分客体，与一切不想表明什么的东西一起进行运转”。他们都认识到无意识具有生产与再生产性，隐匿于其后的人性与物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对抗、排斥、连接与联结关系不断表现出分裂与差异，共同形成流与力，让流变与生成成为可能。

生命叙事是开放的、开源的、生成的，包含无数符号意义的流变与突转。离开人的参与和社会存在，符号是无法自行生产与再生产意义的，在对各类符号的理解中必然会显现出自我认知的存在。每个人都在使用不同的媒介连接自我与外部世界，符号表面上是言语、文字、图像等，实则在其中流淌着感觉、感知、审视与爱，意义与观念在观看者中被凝视、辨读、体悟与贯通，更在观看者之间的交感与交互中不断分裂与生成，它们持续形成塑造社会的力量，不断推动社会的变迁。

六、生命叙事作为事件的思想来源

数智时代最为关键的特征之一是生成理论中原初的流、力以社会有机性的特征重返社会变革的中心，体现出在社会与个人不确定性增强的同时，社会的流动、生成却以事件的方式搅动着人心与社会变迁。柏拉图对叙事采用了事件的视域，事件显隐揭示出真实、真理与创造需要直面的是朝向未来的无知。何为事件？怀特海在《过程与实在》中提出了“过程哲学”的思想，他以开放、能动、创造的无限宇宙观强调事物的过程与关系两大原则。他认为构成现实的终极单位并不是“实体”而是“事件”，事件具有第一性，整个宇宙就是由各种事件、各种实际相互连接、相互贯通而形成的有机系统。

当代法国思想家如福柯、德里达、德勒兹也特别关注对“事件”的研究。“事件”在福柯那里是作为“事件化”的结果而出现的，出现在知识型的断裂中。当新出现的历史拐点无法被已有的知识系统解释时，就需要以别样的知识型去应和并适应自然与社会内在的发展规律，正是“事件化”的不断生成造成了对知识历史理解的断裂，也正因如此，以事件贯通与通达历史成为一种可能，它可以帮助我们避免以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诠释历史的必然性与应然性。德里达在对结构主义的怀疑中提出了“事件”概念，认为它是突然发生的，它是自然与社会内在发展中如其所是、成其所能的体现。他反对以人类理性消灭事件，拒斥结构主义试图平衡、组织与掌控结构进而掌控人类的思想倾向，直指事件就是生成、事件就是意义。

提出“事件哲学”的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是事件研究最为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进一步明晰了事件与真理之间的关系。巴迪欧指出：“为了开启真理进程，必须要发生一些事儿。目前已有的——知识的情境——不能生产任何东西，除了重复。对真理，要确认其新奇，必须有所补充。它无法预料、不能计算。它超越了自身。我称其为事件。在它的新奇中，真理显现了，因为事件的补充打破了这种重复。”巴迪欧把“这个伪装的拔除叫作‘事件’”，这是因为“它不是内在于再现本身之物。它从他处突然到来，一个外在的他处”。真实本身就是一个事件，它无法自我判别并总是随着事物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事件中包含不断变化与流动的时空，它朝向未知与未来，是真实、真理与创造生成的广袤之地，它全然接纳各种因素的影响，始终遵循传统文化中的“道”、柏拉图所言的“至善”、维柯的至高之“德性”等这些以无穷变化的形式再现着的宇宙万物运行之规律。生命叙事作为事件，探寻与追问的是一种无能与不可能中的可能性，它注意到了人的自我潜能的存在，实现着从无能与不能奇妙地转化为自我的复归与才能，不断切近与理解何谓真实与创造，从而将不可能反转为可能。生命叙事将行动与实践落实到遮蔽在人的自我欲望、表现等背后的感觉、感知、认知与思维方式之中，深刻认识到“任何一个人——不是对其所做之事，而是对其所是之人，负有责任”的意涵，为人能与不能、不能与能的转化提供了思想基础。

七、生命叙事及其主要特征

生命叙事是在个人生命史与社会变迁相互作用的关系中形成的，正如荣格所指出的，“说到底，人是一个事件，它无法判断自己，是好是坏，全都交由他人评判”。生命叙事让人们不至于跌入空洞、笼统与含混不清的言语、语言表达。情节、语言等的表述与表现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让人感知到惊异、出乎意料、共鸣、推断等发现的过程。然而，以此发现的内容并不等于全部，“在所有的发现中，最好的应出自事件本身。这种发现能使人吃惊，其导因是一系列按可然的原则组合起来的事件”。各种事件组合起来产生了让观阅者可信的效果，并将不可能转化为可能，这是生命叙事成功的标志之一。据此，生命叙事作为事件具有了如下主要特征。

第一，生命叙事本质上是将自我与自然联系在一起的思维与认知方式；第二，它强调个人自我感觉、感知、情绪、情感等具身性的卷入；第三，它存在于自我与自然的显隐关系之中，是动态性的，也是生成性的；第四，它强调因果同时，也关切隐匿在其背后的因果异时；第五，它凸显出动态生成中规则与秩序突转与反转的能力，难以被概念、理性、逻辑以及计算去标签、命名与界定；第六，生命叙事以事件为中心，是内在与外在的合一并能在断裂中实现时空贯通，从而让真实、真理及创造得以显明；第七，在生命叙事中，颠覆与创造并存，在强调行动与权力之前，更为关注感觉与表现；第八，它具有“游戏中的游戏”的特征，而自我革命与自我超越始终让自我在游戏中处于不败之地。

生命叙事复杂、多元、异质的关系中蕴含无穷的张力，其魅力在于它是失望也是希望的源泉，正是在复杂、多元、异质的传播过程中，生命叙事才凸显出自我认知进化的水平与能力。事件化的生命叙事让反复差异中的重复显得自然、真实，尤其是隐匿在审美共情传播背后的、基于人性的对社交媒介流量的不断追逐，让生命叙事在事件反转中具有了返璞归真的可能性，从而引发人们更强烈的共鸣与共情。生命叙事总在难以预测、突然爆发中显现出在断裂的同时也发生着突转，在线性时间的理解下、在非线性时间的视域下，不难发现其不可通约以及不可预测的特征，让事件断裂、反转的正是人、事运行的规则与规范，由此，事件得以实现统一。因此，人、事是可以实现通约与预测的，失序当中秩序调整的不仅是规则与规范本身，也是人们的认知。

八、在表现与交流、行动中的生命叙事

《道德经》第四十章中有“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将两者放在一起才能更好地理解它们的意蕴。日常生活中嬉戏、嬉游、游戏的能力是道之用，“弱”在这里不仅仅是软弱的意思，它是关系与实现中的“弱”，是关系方能认识到自我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以达成实现的过程。不足在提升与实现时，会在关系中形成反转的力量，从而弱者之“道之用”在运行中可实现反者之“道之动”。意大利美学家、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对意大利那不勒斯地方戏剧中喜剧小丑普尔奇内拉荒诞一生的分析，也揭示了“道之动”与“道之用”之间的嬉戏之中的反转、反转之中的嬉游。

阿甘本指出：普尔奇内拉“不过是一个身体在同它自身和其他身体接触时获得的快乐——他只是一种身体之用”，他“最终，也不只是为了博得一笑”，而是揭示出在“生命的喜剧里，没有什么秘密，而只有一条出路，无时不在”。这条出路就是在道之用中不断突变腾挪的反转，反转发生在自我认知与自我革命的节点，不断反转重复的“道之用”与“道之动”最终会走向历史的断裂处，也在历史断裂处持续游戏着。

阿甘本非常推崇普尔奇内拉所说的“何处有灾变，何处就有遁路”。在问及普尔奇内拉为何非要接受审判时，他说，“只有接受审判并被判死刑后，普尔奇内拉才真正地成其所是”，这是因为“他把一切实质、一切可归罪的行为统统放到了法律手中：要是您觉得我‘傲慢、狡诈、虚伪、贪食、笨重、愚蠢、肮脏又污秽’并搭好了您的悲剧舞台，那么，就请审判我并给我定罪吧，给我戴上这些压根非我所是的罪名，而我则将其残留以插科打诨和鬼脸怪相之形式弃于您手中”。言说的不可能非世界存在的非可能，它是我们自身无法认识、无法表达的无奈。语言的断裂说明交流中除了通达还有无奈，处于交流中断处的无奈有时恰恰能激发出人的潜能并连接或联结到另外的存在，从而将观念与意义置之死地而后生。基于真实与真理显现的生命叙事揭示的正是“一切应时之物”的可能性，它“既不来迟，也不早到，只要一切终结或看似终结”，它便“应时而往”。

阿甘本特别关注喜剧是因为“喜剧不仅比悲剧更古老、更深刻”，以至于最终“它似乎和哲学融为了一体”。阿甘本深切体会到，“喜剧自身承担了一个元历史的维度，它才同历史保持着一种亲密的关系。它在一切决定性的意义上蕴含历史的危机——审判”这一人类历史发展中始终无法摆脱的命运。在当下人工智能等传播技术的支持下，悲剧与喜剧中至纤无极有了穷幽极微以及洞幽烛微的可能性，它们在具体而微中感知真实并创造未来。

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正如阿甘本所概括的，“悲剧就是把我们恰巧选中的生活当成了一个需要我们负责的命运，由此听从了先知者的话，根据他的说法，自选者自负其责，神明则不任其咎”，因此“在悲剧里，起决定作用的是行动而不是性格”。悲剧的英雄人物往往肩负着无法逃遁的责任甚至厄运，亚里士多德将其表达为“过失”，而将喜剧人物的滑稽、怪丑表达为“谬误”。阿甘本深刻认识到，“在悲剧里，性格——未亲历的东西——变成了过失和命运的主体；在喜剧里，性格则消解为插科打诨。悲剧面具表达了行动对性格的痛苦承担。而喜剧面具则表达了引人发笑的模仿对性格的废除。插科打诨拆开了命运之网，是为了把它重新压缩为一种性格。在两种情况下的性格——未经历的东西——无论如何，始终没有被超越”。由此，悲剧中的过失成为英雄的命运一般，它唯有在过失空间中进行抵抗；喜剧中的谬误则有着更大的嬉游空间。

悲剧为了行动而表现性格，而喜剧正好相反，“为了表现性格才行动”，喜剧人物“只要其行动是为了表现其性格，他所表现的行动在伦理上就无关紧要，也绝不会牵涉他。因此，喜剧人物行动的经典形式是信奉插科打诨，也就是荒诞的举止和姿势，目的只是打断行动并将人物从一切责任的指派中解放出来”。喜剧插科打诨的目的就是“把未亲历的东西展示为一个玩笑和一个滑稽”。悲剧英雄的行动本身被赋予了其悲壮、奉献、牺牲的天职，难以避免的是“过失就把他刻入一种命运和一种罪孽”，而“喜剧演员的谬误只给他指派了一种性格”。由此，喜剧的本质“在语言中，展示一种交流的不可能性，并以此制造笑声——这就是喜剧的本质”。笑声中表现出无可奈何，反而令一种外在的“不能”激发人潜能中的“才能”变得可能，让人、事在“道之用”中实现“道之反”，从而使得真实与真理的显现成为可能。

生命叙事作为事件，既是断裂的，也是统一的。从真实与创造中来的生命叙事正以全新的姿态倾听历史的召唤。阿甘本曾指出：“普尔奇内拉就通过质疑实践的首要性，来提醒人们：在行动的前世或彼岸，还有另一种可能的政治。”感觉、知觉等在概念与理念之前就有其倾向性并支配着人类的表现、交流与行动。阿甘本笔下的普尔奇内拉面具在使用着人，面具成就了其自身，因为面具后面空无一人。普尔奇内拉说：“我只经历我未曾经历的事情。所以，我完全没有性格。也没有记忆。可以说：我虽无牌在手，却盘盘有赢收。我的面具下没有任何面孔。”我们所选择的生活图式尽管表面上显现的是自我作为主体，实则是社会存在中自我情感与感知的生命底色的显露。随着各种因素的变化，与其将人视作主体，不如视作德勒兹所说的“游牧主体”，需要在具体场域的表现、交流与行动中时时转变自身并努力如普尔奇内拉一般把握当下并走向未来。

九、生命叙事在诗意中的真实与创造

柏拉图意义上的叙事，注重叙事题材即内容与叙事的体裁即形式的一体化，跨越时空中的真谎与真情消弭了叙事内容与形式的边界，生命叙事作为事件正是在两者间的断裂中显露出了其诗意的绵延与真实。亚里士多德曾说，就做诗的需要而言，“不可能发生但却可信的事，比可能发生但却不可信的事更为可取”。可信、不可信与可能、不可能之间会发生一种玄妙的时空转化。我们把不可能发生与可能发生都归纳为实事来理解，可信与不可信则成为实事的前提，当不可能是可信、可能是不可信时，它们都触及了问题的本质。前者使得追问能够无限延展下去，凸显了可信主体的能动性，实事被放在包括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范畴中有了实现的可能性；后者从相反的方面解读，让实事陷入已然难以改变的境地，主体的能动性因此受到限制。

事实上，实事与可信之间显现出实事内容与形式的差异化存在，前者往往在后者的引导下在人们心里转化为可信与不可信，后者往往受到个人在行动中观念与认知变化的牵引，从而变幻成多种存在。实事形式更多的是基于个人情感、感觉、知觉、思想、个性、人格等具身性因素的变化，在与自我、他者、自然的互动中不断心生涟漪，推动感觉与表达的产生，从而使得实事内容与实事形式获得转化能力。叙事形式之变一再在认知进化中形成理念之美，而理念之美又推动着叙事内容的发展。

数智时代生命叙事在内容与形式中的时空反转与突变，将可能或不可能与人们的可信或不可信结合起来，使得经历现在与未来成为人认知进化的可能前提。自印刷术发明以来，无知一直具有令人不齿的意涵，它牢牢占据着人们观念的主流。这里的“无知”不仅表示不知道，它也将思维方式以及知识生产纳入其中。线性思维方式远离甚至背离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感觉与知觉，对人、事刻板与固化的认知可以导致更多的自我与他者的规训，并难以理解与接受非线性与诗意的思维方式引发的共情与共鸣。生命叙事立足当下，不断调适与行动，在未知与无知中导向未来，回应可能与未知。未来属于那些乐意接受无知并采取行动的人。

十、结论及讨论

生命叙事是动态、生成的，共同感觉与共同感受所引发的共情传播中日益显现出公共空间的私人化以及私人空间的公共化。私人空间中，“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的感觉、感知日益在打破公共空间象征符号所带来的简单、抽象、空洞对意义的剥夺与曲解；公共空间中，人与人关系的伸缩有度彰显了个人感觉与知觉之流动与交互，它使得事实在真实与可信之间有了更为广阔的超越时空的回旋余地，深刻影响着个人的判断与选择，也正是基于个人自身不断做出的反应与相互之间的回应，生命在彼此的互动中绵延不绝。自我审视与自我调适成为虚实共生中最为重要的德性与能力，文字、图像等符号在人们直觉、表现、模仿以及追寻真实、真理、创造中诗意地交织与互动，观念与意义在生命叙事中交流与博弈，人类的存续、变形、变异与重构，都是在感觉、感知的流动中展开的。

互联网犹如人生舞台，每个人都是演员，跨媒介生态话语的多元与差异凸显出社会存在中各种权力与力量的复杂博弈。生命叙事揭示出个人认知、思维方式与感觉、感知能力间深刻的交互关系，深刻影响着人们观看自我、他者与自然的方式，也以多重自我信念重组与重塑着人自身及其对世界的想象。生命叙事在易变之中也有不变，虚幻在对应现实中才成为虚幻，若虚幻对应的是现实中的真实与创造，那么虚实共生就成为一种可能。生命叙事作为事件中的感觉、感知、情感等在事件之内又在事件之外延宕，我们应关切其中的想象、关切、力量、暗示、震惊、呼唤与召唤等，正是它们的存在，让生命叙事成为可能。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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