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雷马克：和平年代应有怎样的反战书写与教育？

“雷马克给我们看的不是英雄，只是与你我相同的丘八，恐怖，恐怖，永远在恐怖及神经错乱如醉如狂的状态中自卫与杀人。”林语堂为1931年《西线无战事》林疑今译本所作的序，由此开启了一场浩浩荡荡的“雷马克热”与抢译风潮。短短五年间，《西线无战事》出版五个译本，总计销售超七万册，改编的话剧与电影也极为盛行。文学广告的商业运作与民国内忧外患时局的尚战/非战话语交织，构成了一幅独特的历史文化景观。反战人士，如译者马彦祥，将之作为非战精神之代表，称其将平民百姓与普通战士在战乱时期所受的颠沛流离之苦尽数描绘，饱含人文关怀。然而，在短暂的单方面喝彩之后，呼告救亡图存的左翼文人则在其中看出雷马克文学话语的颓唐消沉与虚无幻灭，认为它只是人道主义空洞无力的呼声，亦无法为革命战争与民族救亡提供支撑与鼓舞。从“雷马克热”到“批判雷马克”的转变自然与当时国内环境相映衬，也与中德两国在战争中立场之差不无关系。

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德国作家，1898年6月22日-1970年9月25日

时过境迁，从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出版至今将近百年，我们重返相对稳定的年代。然而，世界范围内的战火从未真正止息，2023年的俄乌战争与巴以冲突再次让我们见证现代战争的残暴冷酷与无差别攻击。实时的新闻图片与视频似乎让人们能够直观到炮火与血腥，但我们依旧处在遥远而和平的外部。对于大多数从未参与其中的人们而言，战争始终是抽象与空洞的概念，只得借助“正义/非正义”的二元对立或是伤亡数字来把握，我们无可避免地只能沦为纸上谈兵的社论家。然而作为亲历者，也作为诚挚的记录者，雷马克并不在书中控诉或供认、鼓动或宣扬，而“不过要简单的讲关于虽然或者尚未中弹，却已受战争戕贼毁伤的一代人的故事”。因此，他用极尽冷酷的白描手法，在书中写终日不停地修战壕、写他为阴晴不定的长官反复铺了十几次床、写在门前扫了一整天的雪、写后方医院中慢慢等死的伤员。也正因如此，百年后的今天，阅读雷马克依旧意义非凡，借此，我们可以反思自身处境和平的当下究竟该如何看待与讲述战争。

《西线无战事》，姜乙/译，上海文艺出版社·果麦文化，2021年1月版

热兵器时代以来，科技愈发参与到战争之中，古时英雄之见于今已不再适用，一如林语堂所言：“在机关枪野炮未发明以前，我也相信有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的英雄，也相信有只手空拳履锋冒刃的勇将。所谓‘勇’者，为的是臂力过人，可以从万夫锋刃中杀奔而来安稳无事的走过去，并不是说在机关枪扫射的范围内拍拍胸膛，与铁面无情的子弹碰高下。”少年们满怀爱国主义的热忱奔赴战场，继而在战争中见证和亲历前线的惨死、后方的琐碎与欺压、战后归乡的虚无与迷惘。战争机器是机械的非人之型，一如邓南遮所描绘的：“动物身体在金属躯体的超级力量中消失”，人的意志矢量化为机械化加速度，这是未来主义对于战争的美化想象。然而，鲜活的肉身在冰冷机器下毫无抵抗之力，面对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英雄主义与虚幻的理想主义既无法护体自卫，也无法奋起反抗，战争中真正有用的是武器、面包、绷带、药物以及支撑这一切的，资本。保罗在一九一八年十月阵亡，“那一天整个前线是如此平静和沉寂，所以军队指挥部的战报上仅仅写着一句话：西线无战事。”少年曾经的一腔热血最终只化作战亡名单中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甚至他的死亡也与战争胜负毫不相关。战争之于历史、国家与外部而言，意味着输赢与盈亏，我们可以用多种民族的、政治的或社会的角度去剖析它；但对于个人来说，战争却是彻底的湮灭与不可愈合的创伤，且只属于那些幸存者，是纯私人性的，它无法轻易地全面表达，亦无法被人理解。一如在电影《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中，当林恩被问及战场上的感受时，他只得报以漫长而令人眩晕的沉默。

根据雷马克小说改编的电影《西线无战事》（2022）剧照

回到家乡与和平是战士们的愿景，然而真正的回乡情景却完全在料想之外。雷马克在《西线归来》和《黑色方尖碑》中续写着生于1900年前后的一代人的战后生活，雷马克延续了他一贯的写实主义风格，笔调冷峻而无情，电影剧本般直观呈现出情节与对话。读者可以在其中看到虚构情节中的切身性，这是只有亲历者能够最大限度地还原的真实。他们从战场下来，尚未褪去少年的幼稚与青涩，却已过早地了解了生活，掌握了人生的粗鲁、血腥、残酷和无情。回到城市，他们是尚未受到完整文化教育的无业青年；回到家庭，他们是失而复得却突然长大的儿子。郊区前线与城市后方在战火打响之时已然分化为平行时空，彼此无法交织，也无法理解。《西线归来》中的少年恩斯特面对母亲的不解，只得说：“是啊，我确实变了，母亲，你了解现在的我吗？不，你对我的认识仍停留在过去，而那只是一段回忆。在那里，我是一个安静的、满怀激情的青年。可是，你永远、永远无法了解过去几年发生的事情。”失落而迷惘的战争一代重返校园继续学业，他们能忍受战争中非人的生活处境，却无法容忍曾经老师们高谈阔论的英雄主义与仁义道德——正是这些言论，将一群又一群对战争抱有美好幻想、复仇热情高涨的少年们送上战场。他们满腹不适、迷茫与恐惧，却没有人愿意放下手中的事来迎接、倾听或帮助。因而在礼堂中，老师与学生、长辈与子辈、讲者与听众调换角色，战场的苦难、对牺牲队友的悲痛与虚无的惘然都化作炮火般的愤怒：“我们请求您保持沉默，不要再讲那些大话、空话，那些已经不适合我们，更不适合那些牺牲的战友。我们亲眼看着他们离去，那些场景恍如昨日，以致我们无法忍受您如此平静地谈论这件事，而他们的牺牲，也并不是为了你所说的那些意义。”丘八们拒绝他人讲述自己的故事，因为痛苦难以被人真正理解，也正是这种难解，导致战争不断发生。

战争聚起这群本来不相干的少年，死亡没有分开他们，和平的生活却让人群彼此区隔：一方面是社会与家庭的不解、介怀与警惕，另一方面是战友群体中原本的阶层之隔。战争遮掩这一切，而和平揭露之，曾经的共同利益彻底让位于个人利益。比起战场上的敌我相对，更令人绝望的是和平社会中同胞的对抗与残杀。失业的军官格奥尔格加入宪兵队或革命军，理想主义者们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切，因而害怕回归平民生活与原本的阶层，只能制造混乱、互相仇视。《西线归来》的叙事中充满绝望虚无与信仰崩塌的基调，因而在1931年的初版中，雷马克笔下幸存的战争少年们无法正确而平滑地进入和平的青年生活，相继自杀、被害或杀人，全书在惨淡而悲观的结局中淡出。

《西线归来》，代悉/译，长江文艺出版社·长江新世纪，2023年9月版

这样的黯然与《黑色方尖碑》相承接，1923年开始经济萧条，德国马克恶性贬值，墓碑店的生意只能通过期票的投机取巧才能勉强维系，社会分裂越发严峻。经历一战的少年一代已经成为社会中工作的主力军，一腔抱负早已在现实营生中沦为泡影。雷马克观察到人群新年的迅速转变，1918年几乎所有的士兵都一直憎恨的战争，在和平生活几年后逐渐被遗忘，成为抽象的非现实。对战争和几乎每人均有的友谊情感的回忆巧妙地被转化为对战争的自豪感，对于逝世战友的怀念演化为新一轮的极端国家主义。而那些始终未走出战争苦痛和战后创伤综合征的人们则关在精神病院中，他们“将自己活埋在那些被人遗忘的回忆之中”，封存着崩塌战壕的窒息记忆与地雷炸开的恐惧。故事发生在“韦尔登布吕克”这一虚构城市，小说将情节的舞台分别放置在墓碑公司与精神病院中，前者象征通货膨胀中苟延残喘的中小企业，后者则将人带入虚幻缥缈但信仰崩塌的宗教世界。两个时空巧妙地交织，精神病人无声的虚妄与所谓正常社会的狂热暴力互为反题。然而，正是那些被排挤在社会之外的精神病人铭记着战争的残暴，也正是他们试图彼此真正交流与理解。在虚幻之中，路德维西与伊丽莎白得以紧密相拥，然而当后者病愈，二者只得在阶级鸿沟前分道扬镳。宗教的“邻人之爱”只在精神病院的弥撒中反复被宣讲，社会现实却是人与人之间的巨大深渊与深刻敌意。

《黑色方尖碑》，李清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19年3月版

当我们将雷马克的写作置于他所处的时代，许多情节会具有更切实的意义。一战来临之时，平民和知识分子都欢欣鼓舞，前者将其视为骑士的游戏，后者则期待着衰落的文化在战争中浴火重生、得以净化。《西线归来》中青年一代的衰亡颓唐与《黑色方尖碑》中所绘制出的全民浮躁景象，呼应着抑郁与躁狂的两极，纳粹煽动下的民众比之精神病人们更为疯癫，将军国主义的暴力视为爱国的表征。作为爱国者参加一战十五年后，由于反战立场，雷马克的作品被纳粹视为害国而公开焚烧，他本人也随后被开除德国国籍，于1934年被迫踏上流亡路途。1943年，他的妹妹被纳粹迫害致死。他及其家庭的一生都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下，这也是他一代人的共同命运。因而他为自己写作，为同代人写作，为那些无法发声的士兵丘八们写作，为战争的真相写作。

雷马克与妻子宝莲·高黛在瑞士的家中

民国时期的文人们曾批判雷马克虽然记录真实，但颓唐过度，抗争不足。然而，在他后几部作品中，除却对于战争暴行冷峻的揭露，雷马克所叙写的青年一代颓唐的背后也不无温暖的希冀与关怀，尤其在他谈及学校的时候。写过学校的作家不少，但真正进入校园当老师的并不多。一战后，雷马克曾依照母亲的愿望，短暂地担任过一段时间乡村教师，然而，他最终选择了辞去公职铁饭碗。在他的几部小说中，这样的辞职场景反复出现，仿佛是他对已逝母亲的解释，也仿佛是一种自我疗愈。他说“我向儿童灌输的那些东西，我本人早就不再相信了”，他说“战争摧毁了人们的信仰，也几乎摧毁了所有有生力量”，因此他无法继续教学。在这些论述中，不难发现雷马克的教育理想。受到青年改造运动与宗教影响的雷马克曾将教师称为“生命的播种者”，在其战前的短篇小说《青年教师》中尚可看到一种天真的理想主义；然而战争使得雷马克转向现实，但在《西线归来》中，我们仍能看到生命教育的理念，只是此时他不再认为经历了战争的自己有能力去教导孩童，而选择退居后台；在出版于1954年的小说《爱与死的年代》中，雷马克最终抵达了一种“批判的人文主义”，在坚持生命教育目标的基础上，他开始质疑、反思受到宗教及《圣经》启发的传统教育理念。同时，他也开始实际参与战后的教育改革，并且指出“要想教育孩子，就要先教育老师”，呼吁所有教师要参与大学通识学习和政治民主课程，提高教师工资待遇以及促进教育部和教师协会之间更为紧密的交流合作。出生于书香门第的雷马克本性安静而温和，人文主义的艺术修养与冷静克制让他无法如斗士般振臂疾呼，发出尖锐激进的批驳。然而，从他为平民士兵、普通教师与下一代所写的文字中，我们依旧能为当今的反战教育汲取丰厚的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