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千百年来，一条连通南北的大运河连绵不绝，运河的开通和漕运的发展，不仅让人口、物资、信息等流通交融，更是推动了中华文化的传递、交流与融合。这既是一条水路，也是一条汇集了多种文化遗产、促进文化互动的文化之路。大运河文化线路为地域文化注入了“运河基因”，孕育了独具运河特色的文化表现形态。发源于元朝末年苏州昆山地区的昆山腔，便“乘”着历史的一叶扁舟，顺着大运河流淌进寻常百姓家。
“可以说运河让江南沿运河地区长期成为中国古代的经济文化中心，苏州更是在明清时期一度成为江南文化乃至全国文化中心城市。”苏州市职业大学石湖智库副秘书长，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副院长陈璇告诉江南时报记者。江南地区发达的水运催生了商业文明的萌芽与发展，南北经济文化频繁交流。漕运的兴盛又催生和滋养了码头、集市、会馆、寺庙、商业和娱乐街区等功能众多、形态各异的文化空间，推动了市井文化的发展，为表演艺术、手工技艺、宗教和民俗活动等提供了载体和容器。
发源并成熟于苏州地区的昆山腔，其传播与繁盛也得益于作为南北水路交通大动脉的运河。苏州戏曲博物馆展陈文创部主任王锦源告诉记者，在苏州当地，职业戏班有“坐城”与“江湖”之分。坐城班主要在城内演出，江湖班则外出跑码头，到乡村集镇演出庙台戏或草台戏。据《扬州画舫录》记载，清代乾隆年间，江南运河沿岸城市扬州云集了不少偏爱昆曲的盐商大贾，大量以演唱昆山腔为主的戏馆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因集中在城内一条街上，这条街又被称为“苏唱街”，扬州也因此被誉为“昆曲的第二故乡”。
顺着纵横交错的运河，昆曲被“带”到北方，来到北京。“到明代万历年间，昆曲已经成为全国性的戏曲。”《中国昆剧大辞典》主编，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吴新雷告诉记者，昆曲还因此从民间传到了宫廷，成为宫廷音乐。让昆曲更加繁荣的另一个标志，是高水平名班的出现。据龚自珍《定庵续集》记载，清代乾隆甲辰年间，为恭迎圣驾南巡，合并苏州、杭州、扬州三地的优秀演员组成集秀班，名角荟萃，成为昆剧表演艺术中的楷模。
大运河串联起了一个广泛流动的文化空间，昆曲也于此不断演变。昆曲在北京、浙江、安徽、江西等地陆续形成了“京昆”“浙昆”“徽昆”“赣昆”等支流。来自苏州、扬州等南方城市的商人抵达大运河沿线的北方城市后广建戏馆，从江南招募北上演出的昆班演员。“这些南方昆班演员北上后，吴语唱词不再适用，他们便结合当地方言，又因频繁接触到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等‘乱弹诸腔’，其表演风格演变成‘花（乱弹）雅（昆曲）并蓄’，奠定了北方昆曲艺术流派发展的根基。”吴新雷说道。来自苏州的昆班以京师昆班汇演的方式，北上“占领”了北京、天津等主要北方城市的戏曲舞台，粗狂豪放的北曲和温婉缠绵的昆山腔相融合，“孕育”出的新式昆曲唱腔在表现力上有了极大的提高，形成了“四方歌者皆宗吴门”的昆曲兴盛局面。
大运河文化的辐射变迁对昆曲艺术流派的影响全面而深入。从搬演风格、唱白意趣等方面来看，昆剧具有浓烈的江南地方色彩。昆曲传至北京，昆班从“十行脚色”并重逐步过渡到着重“三小”——小生、小旦、小丑戏。清代乾隆末期，因受演剧风气影响，“三小”戏成为北京昆剧的主要特点。大运河所在区域城市中人口大规模的流动与文化整体的迁移，使昆曲对其他剧种声腔的吸纳成为可能。陈璇告诉记者，移民、行商又为昆曲支派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昆曲多个支派的出现标志着昆曲艺术经过运河的融合而更加成熟与稳定。
无论是戏曲繁盛的明清时期，还是再创昆曲辉煌的苏州全福班，抑或是北京昆曲传习所的成立，大运河文化贯穿在昆曲演变的全过程中，推动了昆曲的流传和繁荣，影响了它的演绎形式和审美艺术风格。而今，大运河已经成为一座流动的“非遗博物馆”，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让运河文化得到了更好的传承与保护。伴随着生生不息的运河之水，昆曲也在不断以崭新的面貌奔赴未来。
（江南时报记者 戴鸣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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