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幌纪行：历史与现代

札幌 大通公园

札幌是个没多少历史感的城市。除了旧道厅、计时台、清华亭、丰平馆等寥寥几处遗留下来的明治时代建筑，市内没几处胜迹。即使那些地方，感兴趣的游客似乎也并不多——旧道厅算是札幌最具标志性的景观了，经过时导游简短介绍了两句后问：“你们有人想下去看吗？15分钟够了吧？”的确大半车的人都没下来，虽然这是那天早起第一处景点，他们根本不累。

不知是不是因为季节的缘故，这里的街市总显得有几分冷清。并不是没有人，但让人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安静。

住在札幌的三天，每天早起，在高楼上望下去都天清气朗，一种北方的清寒，空中时不时地能听到一阵乌鸦的聒噪，偶尔夹杂着海鸥的低鸣。街上的车因为不会摁喇叭，也很平静；坐公交车的原本也不多，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开过时，更无拥挤；人们行色匆匆走过，甚至很少看到一边走一边打手机或与人大声交谈的人。

唯一的例外，是那两晚在市中心走过时，听到竞选者正在声嘶力竭地作政治鼓动，但宣传车开过时，人们的反应也大抵十分漠然。街头到处都是的候选人政治海报和看板前更无人驻足。后来才知在这次日本第18届统一地方选举中，北海道知事及札幌市长的选举都还在朝野两党对决最激烈的三处县市之列（另一个是九州的大分县知事）。

虽然看上去是个平静甚至平淡的城市，但这里恐怕比一行中的任何景点更受同事们的喜欢——本来对多数游客而言，旅游就更多意味着“玩”，而不是单纯观看景色，在这一点上，城市当然总是更能满足人。

在札幌的一天三夜里，很多人反复地去市中心的狸小路——这里最有名的商业街，店铺林立，蜿蜒数里，吃喝玩乐，似乎无所不有。 所谓“薄野不夜天”，大概出现在每一份札幌的旅游攻略中。 在狸小路附近的街头还有不少的风俗店，不时闪过“人妻熟女专门店”的招牌，到夜间霓虹闪烁，至少也算满足了游客的部分猎奇心理以及对日本的异国想像。

后来在南阳堂书店翻书，才知道“狸小路”得名的说法之一便是因为在城市草创之初，此地私娼出没，她们面敷白粉，看上去有几分像狸猫。 这也说得通。 战国后期，各地街市凋敝，丰臣秀吉便曾设立花柳街来重振京都繁华； 《经济要录》卷十一载，没有娼妓，码头港口就不会繁荣。 在二战后的东京，据说歌舞伎町也是街市面貌最先恢复的区域。

在很长时间里，北海道在交通上孤悬于日本本土之外——1941年冬，联合舰队也正是因为考虑到行动的隐蔽性，才选择将北海道北端的择捉岛单冠湾作为偷袭珍珠港行动的集结地和出发港。在1942年札幌飞行场（现在的丘珠机场）启用之前，海路是前往北海道的唯一交通方式。

正因此，它在当时还保留了一个相对封闭而独立的货物流通网络，许多企业生产的物品只在北海道销售（所谓“北海道限定品”），这渐渐地变成了某种地方特色的标志，比如瓜拉那饮料和和勝源。

自然，总体上北海道的南方元素还是不断在强化中，原本强烈受北方饮食文化的影响，渐渐地也已以鱼贝类为核心，现今在札幌就餐，也感觉不出与日本内地有何差异。

1988年3月，历时24年的青函海底隧道终于通车，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当年宏大的设想几乎在实现的一刻就失去了意义：因为在其通车仅仅几个月后，号称“日本占地最大的机场”的札幌新千岁机场也开通了，大多数前往北海道的旅客都是乘飞机而非开车来的。

大概也是考虑到难以和航空竞争而造成亏损，连接东京和札幌的新干线迟迟未上马，2015年底才可能开通，而这段1031公里的路程据说票价将高达3万日元以上，折合人民币1882元，而北京至南京的高铁1023公里，二等座票价仅445元。

札幌 郊外黄昏

北海道虽是日本第二大岛，但早先给人的印象是“极北荒寒之地”，岛上只有土著虾夷（阿伊努人）。在电影《隐剑鬼爪》的末尾，武士片桐宗藏厌倦了幕末的政治斗争，决定前往虾夷地，他妹妹在临别之际洒泪说：“你孤身前往这蛮荒之地，真可怜。”

当1857年日本内地的和人初次来此定居时，这里想来是十分荒凉的所在——1869年北海道设置11国86郡，石狩国札幌郡据1872年的调查才6003人（北海道1873年总人口110万人）。

“札幌”之名的由来有两说，但都认为是源出土著的阿伊努语，一说是源于“サッ·ポロ”，指“干燥的开阔地”，另说则认为是意义相反的“サリ·ポロ·ペッ”（“有大片湿地的地方”），然而看来总是某种荒原景象。

不过从地图上不难看出，在大规模开发的条件下，这里天然是北海道的中心，因为全岛函馆、小樽、室兰、钏路、旭川等城市要么太偏，要么太局促——事实上，札幌所在的石狩平原，是全日本仅次于关东平原的第二大平原。这大概也是1869年设置北海道开拓使之初就立刻决定规划建设札幌的原因所在吧。

和日本别处不同，北海道没有方言，因为近代之初的屯垦者来自日本各地，移民之间遂以标准日语沟通，这就像深圳也是广东唯一盛行普通话的城市。

正因为是“白纸上好画画”，札幌的城市设计也与日本其它都会不同，是笔直的井字形道路格局，街区则按罗盘方位顺序编号，这在当时被认为是相当“现代”的。

不仅札幌，整个北海道在当时恐怕都被视为一片有待以现代技术和一种开拓者精神来开辟的处女地，具有某种乌托邦的气息。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说过：“明治时期的北海道无论在风土气候还是在政治作用上都与新英格兰有类似之处。”也就是说，一片寒冷的、似乎注定预留给殖民者们开辟新蓝图的土地。

不知是否纯属巧合，连北海道的道旗北辰旗（ほくしんき Hokushinki，绀底红色七芒星，周围是代表荣耀和风雪历程的白色光芒），和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州旗“北方之星”（Star of the North）无论在名称、图案和含义上都不无相似之处。在北海道，时时可见象征着北极星的图案，那种“顶风冒雪向北方进发”的精神，大概是这里赖以立基的根本历史记忆。

如今已很难想象，当时的北海道是怎样一处“秘境”——这里不仅对日本人而言是边缘，对全世界而言也是如此。

宫崎市定曾说：“全世界制图最晚的部分是大洋洲以及北海道和库页岛的一角。日本领土的边缘是世界上最不了解的地方。这件事说明什么呢？它就是说明日本处在世界的边缘上。再换句话说，就是在世界文化的大动荡中，日本又一次成了世界的终点。”

在明治以前的日本人心目中，北海道其实是“异国”。虽然人们印象中的日本常和“雪国”、“温泉”等图景联系起来，但大和人最初的繁盛（即便不是起源地）显然是在南方温暖的九州、畿内一带，虽然也一直向北推进（幕府将军的正式称号“征夷大将军”，最早便是因征讨虾夷而来），但向北移民扩散的速度很慢，直到德川幕府后期也还是未把这里看作是日本领土。

当时的兵学家林子平将朝鲜、琉球、虾夷地（北海道）称为“日本的三邻国”；而吉田松阴则提出“今急修武备，舰炮略足焉，则宜开垦虾夷，封建诸侯”。只是在俄国商人为购买皮货来到这里之后，才推动了诸如“领土”、“边境”等近代观念逐渐浮现，到1807年幕府终于将整个虾夷地直辖化——直到1869年，“虾夷地”才正式改称“北海道”。

在旧道厅改建成的展示处里，还能看到这一拓殖的历程。这里的展出有点像“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这个官方历史中，自然也看不到强制中国劳工等片段。按这一叙事，北海道的近代史从最早的接触、渗入，到规划、移民、军队屯田，这个岛屿可说是近代日本第一块殖民地。

在对后来琉球、台湾、朝鲜，乃至伪满的殖民化过程中，多多少少都能看出一些最早在北海道“殖民经验”的痕迹，只不过北海道的土著抵抗力最弱，日本的统治也最少受到内外部的挑战。

但毫无疑问，在原住民看来，在开拓者（或殖民者）到来之前的北海道，既不是“白纸”，也不是“处女地”。虽然现在札幌机场到达处就又阿伊努文物展示，但很长时间里，这个少数民族并不在日本政治家视野内，所以1980年代中曾根康弘首相才宣称日本是单一民族国家；直到1997年日本才废除《北海道旧土人保护法》而代之以《阿伊努文化振兴法》，又到了2008年，参众两院才通过决议认可阿伊努人为日本原住民族。从某种意义上说，那种高亢的“开拓精神”其实正是殖民精神，只不过因为土著较为弱势，其政治正确性才没受到大的挑战。

札幌 中岛公园 开拓四翁碑

在札幌市内大通公园，还不时能看到开拓纪念碑，及为纪念这一历程而留下的雕像等，中岛公园内也有纪念北海道开拓的四翁碑——当然，淡化了国家和军事的色彩（但留下了二战前敬奉给天皇的铜雕），只突出那时农牧开垦的血汗，以及某种“现代规划”的痕迹和“创造新天地和希望”的雄心。

札幌市郊羊丘展望台（さっぽろ羊ヶ丘展望台）的克拉克博士（Dr. William Smith Clark，クラーク，1826-1886）铜像在所有北海道旅游图册上都会出现，以及他那句此间无人不知的名言：“Boys, be ambitious！”（“少年，要胸怀大志”）。

其实克拉克在1876年7月抵达后，在札幌仅停留了八个月，而他离开后也根本没有任何关于其语录的文书档案，有人怀疑这句话只是从当时札幌农学校一年级生的大岛正健写的一句汉文诗“青年奋起立功名”逆向翻译过来的。

就时代气氛而言，这看起来和1865年Horace Greeley的名言“年轻人，去西部，和那片国土共同成长”（Go West, young man, and grow up with the country）也不无相通之处。

不论如何，这句话之所以受推崇，可想也正是因为象征着当时那种年轻而进取的精神，博士本人作为西方人，又可算是明治时代引进西方技术的化身，而北海道当时的孤岛状况，也相当于是一个封闭的现代化试验田。

北海道大学校训

克拉克的半身铜像，如今在北海道大学里也有，他曾任第一任校长的札幌农学校，正是北海道大学的前身，而他那句名言，也仍是这里的校训。

在校园一角的树林下，还有一座新渡户稻造（他的头像曾印在五千日元纸币正面）的铜像，看了底座的介绍才知他和内村鉴三都是这里早期的毕业生，而他们之所以皈依基督教也都是因为在校期间受克拉克那种热烈的传教精神所熏陶所致。

新渡户稻造当时立誓“要将西洋思想传到东洋，将东洋思想传到西洋”，为此才撰写了《武士道》这一经典。 不过在当时人眼里，恐怕无论是这座大学以及这座城市，都更多体现的是某种源自西洋的现代精神，虽然那是被吸收之后日本化了的现代性。

在北海道大学食堂旁有一处“人工雪诞生之地”的纪念碑，以纪念物理学家中谷宇吉郎1936年春在此制成人工雪。他将雪花的形态归纳为七种形态，而其中六角形雪片和六棱柱状雪晶又是其中的最基本形态，这固然是现代物理学观测和实验的结果，但恐怕也受到了东方传统观念中“六出飞花”的启发吧。北海道著名的菓子店“六花亭”也是据此而由东大寺主持清水公照命名的，“六花”便是“雪的结晶”之意，正符合这里北方的意味。

和国内的大学不同，北海道大学围墙很矮，门禁也很松，那天从地铁站出来走了一小段，随意就从一个无人值守的边门进入了校园。那是该校的地球所，来往的人很少，虽然午间十分晴朗，但残雪之后的长椅上还是有几分清寒。

在校内四处走走。这里树木保养得很好，一排银杏尤其高大，看上去似乎已种植了能有百年之久——日本似乎也特别喜欢银杏作为景观树，在北海道旧道厅外、明治神宫北门外也都是成排的高大银杏，更不用说东京大学著名的银杏道，银杏叶甚至是东大的标志。

虽然已是四月中旬，但树木大多还未发芽，林下倒是有一些极矮小的草本，似是某种兰花，色彩鲜艳。我正低头对着拍照，忽然听到有人用日语对我说话，抬头一看是两位中年妇女，想来是这里的老师，我没听懂，只能用英语表示自己是不通日语的外国游客。她们大笑起来，向我问话那位哦哦连声之后点头致歉：“すみません（对不起）。”但她好像仍不甘心，又指着那些花继续用日式英语问：“naimu？”我只能说不知。她笑：“ごめんなさい（抱歉）。”

不过中国人在这里应该也是很容易被误认吧，在北海道的两三天里我也被误认了好几次，在小樽就曾两次被日本人问路。这所校园的留学生中，53%都来自中国大陆，有时竟能听到路过的两个女生在用上海话交谈。

在银杏林下的留学生处，我正遇到两个北方口音的中国留学生，和其中那个男生聊了几句才知，他是在此学光电的，以前也并未学过日语。“那你学日语不是很辛苦？”“也不会，基本用不着。都是英语授课。”听他的语气，以后一定回国。他说，札幌没什么可看的。

我看了他一眼，心想，真是过分，如果我在这里三年，一定会学好日语，把札幌和北海道好好了解一番。不过回头一想，自己当初在厦大四年，闽南语也没怎么学，更谈不上如何研究福建了。或许他也就像当年的我一样，把这里当作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很多在日中国留学生真正想去的目的地是西方。

相比起早先那种“以日本为西方，学习日本就是学习西方”（桑兵语），那么现在很多留学生心目中则是这样一种情形：“日本被定位为学习所谓西欧型发展的‘替代品’”（牧野笃语）。也就是说，日本更多的是代表着日本本身，而不是“现代”。

毫无疑问，这里是比国内的城市“现代”得多了，如果说“现代”更多体现在更多对人的关切上的话。即便是北海道大学Information center，也做得相当用心（还有“北大馒头”出售，这大概是模仿“东大馒头”的），而这绝不是偶然的，每所寺院也都整齐干净，都有设计精巧的册页便利取阅。

北海道旧道厅里的资料和地图更为丰富，见到我在那翻看一份狸小路的导游图，在那服务的一位老人过来给我一份大图，圈出来告诉我怎么走——虽然我其实只是惊诧于那地图做得仔细，并不是自己多想去。当得知我是国外游客，偏好收集地图，他让我稍等，特意又从里面拿出一份北海道地图，表示这是免费取阅处没有的，特意送我一份收藏。

去净土宗新善光寺时，遇到一位僧人，得知我是中国游客，他微笑说了句“one minute”，过会从里面拿了一份小礼品赠给我，里面的玻璃相框内是该寺的一张照片。

后来去札幌资料馆（原札幌控诉院旧址），到的时候天色已晚，但看了下离闭馆时间还有半小时，便想进去看看，但随即被值守的老人叫停了——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这天是周一闭馆日；不过他很快听出我是外国游客，正当我要转身离开时，他又叹了口气叫住我，为我开了门，示意我可以在底楼参观。去羊丘展望台的同事也感觉“这里人很好”，她们几个女孩子坐错了车，司机得知后便没收她们钱，下车后也有人指路。

在札幌，北海道大学简称“北大”，巧的是和北京相似，这里的北大旁边也有“清华”，似乎还是“北大”的一部分——不过那是一处明治天皇巡幸时居所的旧址清华亭，当然那想来是取义“清高显贵”而非“水木清华”。 同样的汉字有时会造成歧义，看地图上小樽附近的积丹半岛有地名“美国”、“美国川”时我还一怔，旋即意识到日语中“米国”才指“美国”。

这里的清华亭被一片宁静的住宅区包围，掩映在松林之间，门外是一个小小的石川啄木诗碑。 清华亭本身现在看来也很平常，其内部设计正体现了明治时代那种和洋折中的风格，既有和式榻榻米，也有西洋设计的房间。 地方不大，陈设简朴，几难想象这曾是天皇下榻处。

遇到的两个游客，都是来看了两三分钟便走了。 看签到表，当天有数十人参观，绝大多数都日本人，只有三四人标着其它国籍，其中一位居然写着ポルトガル（porutogaru，葡萄牙），北海道大学一个葡萄牙留学生都没有，这或许就像中国人在微信签名档里标注自己所在地是沙特阿拉伯吧。

在札幌的最后一个黄昏，我独自在大通公园漫步。大通公园从西一丁目到西十二丁目，被道路切割为十三段，总长1.5公里（对比一下，北京首都机场T3航站楼长2.7公里），从东到西一路走走停停，花了将近两个小时。

相比起中岛公园那种林木葱茏的中心绿地，这个长条形的公园更像是一个历史汇聚之地，堆积着不同时代留下的符号、象征与记忆。

最东端靠近创成川的札幌电视塔是一座以巴黎埃菲尔铁塔为范本建造的铁塔（高147.2米，1957年建成，比东京塔还早了一年），可算是战后那个经济繁荣年代的象征。直到1972年冬奥会（1971年通车的札幌地铁想来也是为了冬奥会），札幌在经济和国际知名度上都与日俱增，但在进入1980年代后，北海道济日见衰退。如果说东京还可能涌现出“天空树”（2012年建成）这样取代东京塔的新地标，那么在札幌恐怕就难了。

大通公园最初只是为了分隔城市中官方用地（北侧）和平民区域（南侧）的隔离带，二战中一度甚至用作农田，战后则被市民视为垃圾场，部分则被驻扎的美军接管用作网球场和棒球场。如今当然早已被细致规划过，成为富有秩序的景观道。球场依然还在，但更多的是各种现代雕塑、草坪、花园和休息场所。

从电视塔向西走去，一路渐渐看到夕阳落山，北方天黑得早，17:30便准时亮起路灯，薄暮的灯光下，蓝黑色的夜幕渐渐沉落。一对大阪来的情侣也和我一样向西散步。一位年轻的母亲则看着自己三四岁的儿子在石雕上嬉玩——我走近看了才知道这是野口勇（Isamu Noguchi）的作品“滑梯”（Black Slide Mantra），一个构思极其简洁而精巧的艺术作品。

在华灯初上的一刻，我疲惫地坐倒在路边，看车马穿梭而过，几日来各种印象的碎片纷至沓来，这座城市给人以一种“不知身在何处”的惘然感。在这里，我每每联想到台湾：天皇旧居让我想起台中公园内日据时代的建筑湖心亭及载仁亲王手植的樟树，札幌的圆山动物园则让人想到台北动物园原也在同名的“圆山”，甚至台中的草悟道看起来也有几分和札幌的大通公园相似——借用台湾学者陈芳明的话说，这大概源于同样的“殖民地摩登”，一种特殊的现代性体验。

从某种程度上说，北海道和札幌的开发正体现着明治时代日本那种“自我强加的现代化”，虽然经过大正时代的反弹，这种内在思路大概并未彻底发生过变化。只不过相比起别处，札幌这座近代创建的新都会更能表明那种试图用现代技术来驯化和改造空间的决心。

不过，Carol Gluck在1985年就曾说过，重要的是由日本人创造出来的那种关于西方的观念，是为了用来定义自己，而究竟真实的西方是什么，其实并不重要。

大概就像白色恋人城堡所呈现的“西方”趣味，总是日本人自己创造和消化的；甚至札幌街头的麦当劳，有时其设计看起来也颇有几分日式风格。岩渊功一的观点更为直接，在他看来，“‘日本’已将西化影响本土化了，其程度已到了一个任何地方都不存在传统日本的地步。城市与乡村的差异已消失净尽。因此，为了促进日本旅游业，就需要‘发明’所谓乡村的‘异国情调’。”

按照这个看法，我们这种异国游客眼里看到的“典型日本”或“原汁原味的北海道”，本身也是现代化的产物，是被特别塑造出来的差异化事物，至少，那是一种地方化了的现代性，而这在北海道的特殊历史空间里，又有它特殊的意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