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川：我与CCER

【题记】今年是北大国发院（前身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英文简称CCER）成立三十周年。国发院走到今天，能在教学、科研、智库等领域有所成就，对社会进步有所贡献，离不开师生校友的接力开拓，风雨兼程，以及各界的呵护与鼎力支持。值此30周年之际，我们特别启动“我与北大国发院（或我与CCER）”主题征文，欢迎师生校友和各界伙伴不吝赐稿，通过您的文字，让更多人一起走进那不曾褪色的岁月。本文作者为国发院2007级博士生吴川。

我是2006年与“中心”结缘，请允许我依旧称呼“中心”，这么多年还是改不掉这个称呼，潜意识中也是不想改口，想借着这个称呼保留一份我与“中心”的那份记忆。

“中心”每年都会录取新同学，从最初的研究生到“冰吧”（BiMBA）、双学位，再后来到本科生，到现在还有来自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不同肤色的小伙伴们，而我只是“中心”在过去三十年中的某一年录取新生中普普通通的一员。

但是，“中心”在我心里的位置却不普通。

2006年，记得最开始我是想参加马京晶学姐的安利中国的渠道调研项目，因为当时不太懂科研的我迟迟得不到马学姐的认可，我就又鼓起勇气直接找到项目组的指导老师张黎老师。再后来，马学姐去美国读书，我顺利进入张老师的研究小组，开始习惯于抱着一大摞的paper从朗润园骑车回皂君庙。那段时间，前前后后，春夏秋冬一个轮回，往返于两地，我也一步步深陷于科研学术中，甘之如饴。

2007年，不满22岁的我凭借着一股傻傻的勇气终于走进朗润园，五年的求学生涯，除了Qualify那一年，前前后后做了三年的双学位助教，而且还是400人的那种大课。还记得巫和懋老师2008年将《经济学》（季刊）中的一篇实验经济学的论文发给作为匿名评审的我，也进一步燃起了我对这个领域的研究兴趣。

虽然我后来总说在“中心”这几年因为“三高”，因为Qualify，两只镜片都上升了200度，而且是在这个年纪上升了200度。但是，“中心”给我的，比这200度的镜片值多了.......

在学校的时候，我其实非常不喜欢未名湖，因为我的宿舍在30楼，每天早晨从宿舍到朗润园上课，都要经过长长的未名湖边冗道，太远了，让我早晨不能多睡一会儿。而且中午下课后，再吭哧吭哧跑过去农园排队，队伍老长了。在学校的时候，其实我没意识到百周年纪念讲堂的电影票这么便宜，学校食堂的饭菜也是。后来离开学校之后，才意识到这些其实都很珍贵。

在穿着红色学位服与巫和懋老师拍完毕业照，背包离开朗润园之后，我并没有继续追逐在“中心”时的学术梦想，其中有很多原因，而且后来我在工作生活中曾一度淹蹇，是“中心”的那段求学经历给我从容应对的勇气和底气，也不单是因为北大的学位证，也不单是在“中心”学会了“三高”（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的简称）。

朗润园的雨（资料图片）

回想当时走在刚下过雨的朗润园，头顶天空是爽朗的翠蓝，浩浩天风呼啸，万众楼前后的树木，一枝一干镂刻在澄澈的空气里，夕阳红色的光芒漫撒。

站在万众楼一层大教室窗前凝望，我常常会思考，这些给人桀骜不驯印象的树木，这些有着坚强外表的树木，有着一个怎样的内心世界？

朗润园（资料图片）

站在窗前，我感到无限惊讶，因为我没有想到这些桀骜不驯的树木也会开花，在我的意识里，开花的应是那些枝条柔曼、楚楚依人的植物。

什么是禅？这好比问一条鱼，什么是大海？大海就是你身旁的一切。一块经过焚烧的木炭，浑身都是灰烬。一群蚂蚁彼此紧跟着，路过脚下，它们的触角不停地在碰撞着，表达着对食物和气候的感受。风，吹过来，把浅浅地依附在泥土里的小草往天空撕扯，而它们紧紧地靠在一起，抓住土地上的每一粒砂石。存在，成为它们对生命的最大渴望。

记得2020年在宁波出差时，碰到一位“中心”校友，我们其实之前并不熟识，但是一见面我们就不约而同地说，老霍（霍德明老师）走了，然后我们就各自陷入了沉思。好一会儿才回过神，再开始相互寒暄下手头的调研。

这些年，当年一起求学的小伙伴们，慢慢地在各自领域也开始崭露头角或独当一面了，而我却依旧默默无闻，在一家股份制银行从事例行的工作，我开始慢慢地不想对外说我是“中心”毕业的，因为我担心我会给“中心”丢脸，我知道“中心”这三十年筚路蓝缕，实属不易，我不可以总是借着她来给自己发光。

希腊神话里面的西西弗斯重复推着巨石，有时候我内心将自己比喻成西西弗斯，也是在“中心”的这段求学经历，让我能有勇气沉淀下来，让我能从巨石滚落的优美曲线中沉沦，忘记所谓的快乐和痛苦，并让自己能从推动巨石的重复动作中获得幸福感，持续激励着我积极应对工作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性。

最后我想用最朴素的一句话表达我对“中心”的祝福，祝“中心”30岁生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