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性骚扰女博士教授被开除、警方介入，但事件还没结束

大家这两天，可能都关注到“人大女博主举报导师性骚扰”事件，一度在热搜第一挂了很久。

7月21日晚，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生王迪在微博发布视频，举着身份证，实名举报人大文学院原党委书记兼副院长、自己导师王贵元教授性骚扰。

视频中，王迪晒出录音和聊天记录作为证据，称自己自2022年被王贵元性骚扰且强制猥亵；并被要求发生性关系，因自己拒绝，两年多来一直忍受打击报复，并被威胁不能毕业。

自己忍无可忍，退无可退，因此发声，自己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要求依法依规惩治王贵元，并更换指导老师。

图源：微博@人大维泉博士生王d

中国人民大学发第一时间成立工作组，连夜开展调查核实。昨晚公布调查处理结果：

经调查，举报情况属实。经研究决定，给予王某某开除党籍处分，撤销教授职称，取消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撤销其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岗位任职资格，解除聘用关系。同时，报请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撤销其教师资格，并将问题线索依法反映给有关机关。

图源：微博@中国人民大学

昨晚北京海淀警方发布情况通报：针对“一高校在读学生举报其导师涉嫌违法”情况，海淀公安分局已依法介入调查。目前，正在进一步工作中。微博随后被@新华社转发。

图源：微博@新华社

从举报到学校回应，再到调查结果公布、警方介入，事件朝着向好的方向发展，但关注和讨论，不能止于此。

当我们把事件一些关键词放在一起，依然觉得不寒而栗：

名校导师，65岁高龄对和自己孙女差不多年龄的学生，要求做父女和夫妻；

被猥亵后，2年多的忍受，直至忍无可忍，退无可退；

“假如扩散不开，只有死路一条”的孤勇，好不容易读到博士，十几年学生生涯一朝断送，背后父母和家庭的期待变成伤痛；

事件引爆热搜后，大家对“文科性骚扰不断、理工科牛马遍地”已是隐秘共识的悲哀认同；

不只是她一个人，日后千千万万个身处导师绝对权力下的硕博生，未来在何方……

图源：微博@人大维泉博士生王d

在这些关键词串起来的思考背后，在网上潮水般的对“勇敢”的夸赞之外，我们需要看到有违师德、甚至涉嫌违法背后：

学生维权发声的艰难与风险，万人之下的导师制下师生权力的绝对不对等，高校对教师规范和处罚制度的不完善等等。

1

师德失范和涉嫌违法事件频频发生

如果大家还有记忆，距离上一次学生举报导师性骚扰引爆热搜，仅仅过去3个月而已。

重庆师范大学学生王某称，自己在导师黄某某的诱骗下多次与其发生关系，甚至被灌醉后失身；

对方还以各种理由让自己给黄某某当小三，做他的干女儿。因担心学业受影响，她长期隐忍未举报，直至答辩完成才鼓起勇气。

重庆师范大学24年3月31日发布情况通报称，关于网传该校退休教师、美术学院原院长与研究生发生不正当关系的事情，学校已于2023年9月开展调查，并依规依纪对黄某某进行了严肃处理：

党内严重警告，降低退休待遇，从三级教授降为四级教授。

对处理结果，我们不予置评，大家都有自己的判断，而事件另一个细节，让人不忍。

“担心学业受影响，直至答辩完成才鼓起勇气举报。”

图源：微博@重庆师范大学

我们不妨再结合23年另一个所大学曝出的一则事件：

一博士研究生在网上反映，该校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赵某利用导师职权，胁迫其与他保持不正当关系长达三年，并要求随叫随到。

最后，学校的处理结果是，取消赵某研究生导师资格、调离教师岗位、降低岗位等级。而该博士生因不符合相关要求，无法拿到博士学位。

隐忍到答辩完成，忍无可忍举报后无法拿到博士学位，这两个事件的细节结合来看，让人觉得无比悲凉。

要知道，我国《刑法》第237条规定：

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猥亵、性骚扰是违法犯罪行为，不是轻飘飘的“师德失范”。

而师德失范事件的频发、维权的艰难和高代价、事件的处理结果、事件发生的场所和涉事者，无一不让人震惊又愤怒。

要知道，高校是被国人寄予厚望、视为国家教育“金字塔顶”的象牙塔，教授是被学生曾视为科研大佬、甚至精神偶像的存在。

而一次次热搜、一次次破灭背后，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被爆出来的事还有多少？有多少学生为了学业、为了论文和毕业，被逼到牙咬碎了依然不敢举报？

2

万生之下的导师，手握绝对权力

因为导师制，因为手握论文和毕业两大生杀大权，一些导师将学生拿捏得死死的。

导师制最早起源于中世纪的英国牛津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国内高校学习苏联模式，首先在研究生教育中实施了单一的导师负责制，尽管后来经历改革，但基本内涵未变——“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

而所谓第一责任人，对有些导师来说，成为他们行使绝对权力的借口。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导师负责制把导师和学生深度捆绑，导师的权利无限放大，学生的毕业由导师决定，学生被导师剥削、欺辱的事件频频爆出。学生长期处于不平等地位，敢怒而不敢言。

所以面对教师，即便是到了博士，依然处于绝对弱势地位。

据悉很多博士生，延毕的原因除了课题没做完，还有不少确实是因为导师的问题，只是导师通常不会承认，也没人敢去指责他；或者导师主动想让你延毕，因为他觉得你用起来很顺手，出活挺快，就想让你多待几年等等。

导师与学生的权力事实上的悬殊，让导师和学生关系逐渐扭曲异化，逐渐导致学术权力的滥用，甚至让“文科性骚扰不断、理工科牛马遍地”成隐秘共识。

高校理工科老师除了研究和教学，还有更多机会参与产业和市场，有许多自己在外面开公司、做顾问，一个“老板”称呼，足以显示背后的权力和利益决定关系；

文科对接市场的机会少一些，女生较多，更多能施加权力的就是能不能发论文、让不让毕业，这些权力则滋生性骚扰等师德失范、甚至涉嫌犯罪的土壤。

而在德国，导师制下导师和学生是相对平等的，校方通过严格的协议规定导师的权责，导师和学生之间是要签协议，干多少活，拿多少钱，师生之间有比较清晰的权利和责任边界，德国社会把博士生本身也当作一种职位。当视为一种职位，至少身为员工的学生，是有一定自主权的。

在美国的“老板制”下，学生虽然类似雇员，但有合同薪资和工会。

而相比之下，我们有些导师很“双标”：既像“老板”，不停地拉项目、给学生派活，要求必须出成果；又像“师父”，要求学生服从师父的权威。

与此同时，相比于社会职场，高校环境更为封闭，进一步滋长了权力的膨胀，也让膨胀的权力难以被曝光、被重视。

到最后，只能以学生举报这样惨烈的形式暴露出来。让学生身处高校，却好像身处灰色地带，甚至身处深渊。

3

零容忍不只速度力度，更应是制度

当导师的权力过大、师德失范，也侧面反映了高校教育体系的监督失效。

学生被逼得忍无可忍、走投无路只能举报，背后反映出高校反馈通道的缺乏，让学生要么就忍着，要么就被逼无奈把事情闹大。

虽然研究生培养制度在文件上一五一十确立下来，教育部在2020年就公布了《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明确导师不得侮辱研究生人格等“十不得”，教育部也曾要求高校应建立师德监督体系、投诉举报平台；

图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官网

但是，高校是如何把这“十不准”落实于日常管理之中的呢？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在日常管理中提前预防导师越界？毕竟预防比处罚更重要，无论事后处罚多么公正也是迟来的正义，伤害已经发生。

高校内部需要有修正渠道，高校也需要来自外界的监督。

毕竟有时校方哪怕知道了，也宁愿“睁只眼闭只眼”；毕竟，一个学术“大佬”会直接影响学科排名、国家实验室、国家课题基金和SCI论文等考核申报硬指标，所以即便“闹大了”也倾向“轻拿轻放”。

可那些学子怎么办？

他们维权时怀着视死如归的心情，觉得自己在以卵击石，做一件正确但很蠢的事。

可什么时候，维权成了蠢事？十几年读书，要一个清朗的读书环境，这，过分吗?

维权的他们被称为勇士，何尝不是一种讽刺和悲哀？

好在近年来，我国不少高校也越发重视这个问题。

高校纷纷成立教师伦理委员会，让学生投诉有门；允许学生主动申请换导师，并给学生提供便利；为限制单个导师权力过大，有的学校还有“导师组”制度，学生可以有多位导师，在学习过程中再明确个人导师。

我们，看到了一些希望。

《学历之死》中写到了理想的导师制应该是：

当真正的导师在展现某一文化的趣味性和丰富性时，会让对方觉得自己似乎也能参与其中。他们提供了一个进入新群体、新生活的平台，建立起一张充满各种可能性的关系网络。

“充满各种可能性的关系网络”，希望，这不是一种理想。

最后，对于人大选择举报女生而言，当她抱着不成人生可能就完了的心情，选择对镜头举起身份证、说出那段心里憋了2年多的控诉：

事情，就不能止于热搜，止于调查结果公布。

零容忍不仅是反应速度、处罚力度上的零容忍，更应是制度上的零容忍。

王某目前看起来，将打赢人生中这场至关重要的战役，但这个事件的真正结尾，应该是让未来，不再有被迫勇敢举起身份证的王某。

图源：微博@人大维泉博士生王d

注：标题“女博士”指女性博士，表明主人公是女性，不是特意在博士前加“女”字，不含任何歧视意。

参考资料：

[1]经济观察报：从华中农大到北邮，为何导师劣迹都要靠举报

[2]央视网：周末谈｜又见学生举报导师，“导生关系”何以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