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辩·《人民的西湖》｜何其亮：从人类到非人类的西湖史

【按】“答辩”是一个围绕文史类新书展开对话的系列，每期邀请青年学者为中英文学界新出的文史研究著作撰写评论，并由原作者进行回应，旨在推动文史研究成果的交流与传播。

本期由香港树仁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何其亮与三位青年学人共同讨论其新著《人民的西湖》（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23年7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4年6月）。本文为作者对三篇书评的回应文章。

《儿童与西湖》，《人民画报》（1952年6月）封面

拙作《人民的西湖》中文版有幸于2024年6月付梓，正巧赶上香港一年一度的书展。需要指出的是，此书是本人一部实验性的作品，大有可能是个人风格、兴趣转型的作品。这不仅仅体现在我研究兴趣从文化史转向环境史、非人类历史。更重要的是，最近几年的研究与写作过程为我打开了一个认知上的新世界。我研究生时代接触比较多的是后结构主义，一种围绕着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onism）的认知。求学时代，社会建构主义之所以相当有吸引力，乃是因为感觉从小熟知的唯物主义机械刻板。相比之下，社会建构主义那种对于“理所当然”（taken for granted）现实的质疑，让刚刚进入学术圈的我感觉到了一种挑战传统思维方式的快感和一种莫名的学术深度。同时也契合《金刚经》所谓的“诸相非相”这一命题，让我心有戚戚焉。

在进入非人类研究这一领域之后，本人的思想又经历了一些转变，开始改变 “人类中心主义”（ anthropocentrism）——即现实的意义需要人类赋予——的想法。《人民的西湖》就是这一思想转变的产物。在研究和书写本书的过程中一个意外之喜是对于“非人类能动性”（nonhuman agency）的发现与思考。这一发现，将我多年来研究的人类能动性完美联系起来，并做出重要补充。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非目的性”（nonpurposive）或“表达式”（expressive）能动性的讨论，促使我重新审视以前我关于舞台表演艺人、民国时代女性等等人物能动性的阐述。盖因过去的分析都是基于这些人的能动性是有目的性的前提。反过来说，正因为这是一部实验性质的著作，因此里面有相当多疏漏、分析不足、论证片面等不尽如人意地方。

以下回应三篇书评。由于书评转给我的时候作者为匿名，无法知晓这些学者姓名，因此在回应时无法指出书评作者姓名，先表示歉意。第一篇书评（周乐天，《重勘西湖》）一开始就抓住我当时研究西湖的心态，即聚焦于其“蓬头垢面”的一面。这一观察十分准确。2016年左右，我开始整理思路时，虽然隐约感觉会写作一本关于西湖风景园林的书，但当时千头万绪，思路不清，不知从何入手。这种混沌迷茫的感觉持续一段时间，直到我读到了浙江档案馆关于西湖人民公社南山大队养猪的部分事迹，包括于谦墓被养猪户占领的内部报告。起初我觉得这些材料正可堪一笑，继而豁然开朗。因为我一直以来的认知即是：历史书写的重点是冲突、矛盾与不和谐。我对自己研究生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那种特别丝滑顺畅的叙述必然是有问题的。如此，当人们习惯于文人骚客笔下诗情画意、美轮美奂的西湖之时，我需要做到的是呈现西湖在特定时代的另一个不那么完美的状态。

第二个问题提得非常到位，即既然书名为《人民的西湖》，那么人民在这一历史过程的位置为何？我一直承认，“人民”二字在本书序言中虽有所讨论，但远远不够。这可以是将来研究继续深入的一个概念，一如我这几年不断推进并深化“能动性”这一概念。如果需要在此补充的话，“人民”二字在本书中肯定不与“人类”同义，而专指建国最初二三十年间西湖乃至杭州城市空间的一个表达方式。另外，我事实上想讨论的是个人主体性（subjectivity）的双重意义：他们既是社会变革发展的行为者，也受制于政治权力。这种说法在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和齐泽克（Slavoj Žižek）的论述中都有提及。英语中的主体性一词（subjectivity）的词根subject非常巧妙，既可以意思为“主语”，也可以作为谓语（be subject to）使用，将这种两重性显示得淋漓尽致。这种两重性在我2023年出版的另外一本书（Working the System: Motion Picture, Filmmakers, and Subjectivities in Mao-era China, 1949-1966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23]）有一定的讨论，但也不多。我的本意是在本书中指出西湖周边人与非人类既是创造出眼下我们所见所闻西湖的主体，也受制于国家政策与文化思维习惯。惟本人功力有限，须留待将来更多探讨。

接下来一个问题是“历史上与西湖相关的诗词歌赋楹联乃至各种佳话传说，是否也和坟墓一样，可以被视为是一种特殊的人造物，并具有一种强有力的能动性？”书评者引用的陈东东说法是“词和楹联才最般配于这座西湖”。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和我分析西湖墓葬类似，也与李慧漱描述西湖为“记忆之场”一致。毋庸置疑，每一个历史著名的地方都是现实与“再现”（representation）的结合与互动，这也是我很多年做城市历史的一个基本思路。说句题外话，我选择来香港工作，又何尝不是多年来影视作品中香港城市“再现”对我产生的效果。西湖再现的“传统性”（即陈东东认为有关西湖古典诗词）更加为人喜闻乐见，相比之下，似乎现代诗与西湖情趣格格不入。究其原因，一方面，我仍要强调，西湖的“传统性”只是符合一部分人（主要是文人）的文化与审美偏好。这即是本书中我提出的一个问题：西湖这一“记忆之场”究竟是谁的记忆？另一方面，这与杭州旅游业自20世纪初伊始，刻意展示与营销自己传统文化，以区别于其“吵闹的邻居”上海“现代性”有关。事实上西湖从来不缺“当代性”，无论是秋瑾、徐锡麟等清末墓葬、浙军攻克金陵阵亡将士墓、西湖博览会纪念、刘庄为代表的私人别墅、八十八师淞沪抗战纪念碑、大华饭店乃至于更后来的章太炎、盖叫天墓，无不在一个世纪多以来融入了西湖风景。

这一讨论就引出了书评者最后一个问题，即城市之间（如沪杭）关系。在二十世纪初期，杭州也曾有过城市工业化现代化的规划，只是成效一般。而同在长江三角洲的上海在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ere）所谓之“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得到跃进式发展。这种情况下，杭州只能转换城市的角色，承担文化与旅游的功能。这种历史变迁在1916年沪杭铁路通车之后更为明显。这些历史发展本人导师汪利平在其博士论文及其他著作多有提及，不做赘述。而1950年代之后建设“东方日内瓦”或“中国克里米亚”的提议将杭州旅游休闲功能更为突出，与上海的反差愈加明显。比如1972年2月尼克松在上海签订《上海公报》，而在杭州休憩一晚上，即是这种城市间分工的表现。

第二位书评者（钦佩，《自然与文化：流动的时空》）提出了本研究的一个不足，即本书多用官方档案文件，而私人记忆不足，对此我完全接受。本人做评弹历史时也曾大量采用口述历史方法，试图呈现表演者、文化管理者、观众的记忆与想法来补充官方文件之不足。对于档案材料与口述历史优缺点比较，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不过档案里许多报告、会议记录乃至书信表现出来的也是非常“私人”的建议与意见，仍然有别于公开发行出版的书籍与文章。话虽如此，书评者的意见非常中肯，既然本书意图展现在国家改造城市与文化的宏大叙述中个人的能动性——不管是有目的性的抑或是无目的性的，个人的日记、书信、影像等私人材料仍不可或缺。将来如果有心人细心收集这些材料，应该可以引导出一个崭新的研究课题。

另外第二位书评者提及环境史、文化史与“外交动态性”的关系。西湖研究确实能够涵盖这些面相。本书一个重要观点即西湖的环境问题以及历史文化保育问题常常与新中国外交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例如花港观鱼公园最衰败时期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最为困难的几年。这是西湖作为政治空间的几个表现之一。正因此，西湖见证了新中国在冷战时期先一边倒，继而勉力团结第三世界国家，直至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关系正常化的整个过程。在此，“见证”可能不够准确，应该是“全程参与了”这些外交史大事件。

第三位书评者（张燕翔，《人与自然的复杂博弈》）提出相当重要的几个问题：“不同的个体的主体性是否存在区别？”本书强调人类与非人类的趋吉避凶的特性具有普遍性。正如György Enyedi所总结的：“无论在东欧还是西欧，普通人设定的目标基本相同”，无非是收入、住房、以及生活便利等等。本书曾引用高王凌的研究，指出中国农民的生存策略自周代以来就如此。因此这种因应环境的策略，是跨越时空的一种基本生存反应，而不一定与新的社会政治制度建立挂钩。只是新中国建立之后，新的主体性形成，新的底层与上层的互动框架确立，新的技术被应用等等条件下，上述生存策略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

上述讨论也稍稍回答了第三篇书评中最后一个问题，即“非人类行动者与人类的关联性是怎样的？通过人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一问题的后半部分需要更多笔墨回答，这里也只能尝试解释一下。有人评论说本书虽然号称研究“非人类”，却无处没有人类，此话不假。事实上在整一本书，乃至整个非人类研究领域，非人类能动性表现的形式是：人类对于这些生命体或者无生命物行为或者不行为的反应。研究非人类不等于否定了人类的关键作用，而是反对非人类与人类割裂的两分法。这里提醒读者的是，历史进程中，除了人类行为者尚有非人类的参与者。但是很可惜，后者往往是历史书写中被忽视的那一类。

受松毛虫害的西湖山林

十分遗憾在此文中我无法一一回答书评人的所有问题。文章最后，我再次重申本书一个重要的看法，即本书并非是一本集中分析新中国环境问题的历史专著。相反，本书一贯反对人类/非人类的两分法，也反对所谓经济发展便导致环境恶化这种简单的因果关系。我希望读者理解的是：首先，不同时代与地区有着各自特有的生态问题；在人类历史中，并不存在一些环保主义者心目中纯洁无瑕、未受人类活动污染的原初环境。其次，正如David Blackbourn所言，环境史往往被写成“哀史”（jeremiad），似乎注定人类进步便导致生态崩溃。相反，好的历史对于因果关系的揭示往往没有如此直白，常常试图分析历史中“未曾预料的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当今现实也证明，人类活动改变了自然环境，但并非只是摧毁环境，而是“未曾预料”地产生了另一种样式的环境。而本书中描写的意外后果则正是我们如今耳熟能详如今西湖的形态，它既不同于文人的想像，也异于几十年的规划，是多年以来政府、单位、居民、游客以及林林总总非人类互动、协作、对抗与妥协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