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天茶馆：满街灯火闲散人！

（摘自“公怀之号”）

《沈阳百咏》记载：“茶坊镇日话津津，晚饭归来意更亲。好待二更钟动后，满街灯火闲散人。”

说得是沈城开埠以来，茶馆也是老百姓的一个绝好去处，比如大西门（怀远门）外大街路南的大茶馆胡同、马茶馆南胡同等。那时的茶馆不单单品茗吃茶，还有文艺节目演出。为吸引客人，茶馆邀请来说书的、唱曲儿的、变戏法儿的、唱大鼓的等等艺人前来表演。还有的茶馆干脆准备了京胡等乐器，人们品茶之余，自拉自唱、自娱自乐，成为地道的茶馆“京剧票友”。人们这么一玩一乐，就要折腾个大半夜。

下面，从“公怀之号”转来一篇关注沈阳茶馆的文章，权当品品一缕荼香——

在清末民初很长一段时间里，沈阳的茶馆业发展速度是很迅猛。 据《奉天通志》记载，清末沈阳已有十一家茶馆。其中小西门里石头市的鸿泰轩是嘉庆元年（1796年）开业的，原为清茶馆，同治年间才有赵闻东等名艺人在此说书，是沈阳最早的评书馆。关于鸿泰轩等茶馆的建馆时间，坊间传说众说纷呈。最近，笔者查阅了一份于大同二年（1931年）出版的，由奉天商会编制的《商业汇编》。这是迄今为止，可以佐证鸿泰轩等多家茶馆的建馆时间、资本主姓名、正副经理姓名、店员人数、资本金金额、茶馆地址等的宝贵资料。

资料显示：小南门里的项茶馆是光绪元年（1875年）开业的；小东边门的顾茶馆是民国19年（1930年）；小北关的于茶馆，大东门的永远茶馆、魁胜轩，中街铜行胡同的贾茶馆，大南关的瑞新发都是光绪年间开业的；小西关的福盛轩，小北关炉灰山白产成茶馆，大南门脸的邱茶馆，都是宣统元年才开业的。上述评词艺人均在这些茶馆轮流说书。一般都为日夜两场。名家都说“灯晚”。除说书馆外，还有杂耍馆。如海丰园就是常演评词、鼓曲、小调、戏法等十样杂耍的地方，群众称之为“花茶馆”。

茶园听戏

艺人撂地演出时，都是说唱一段打一段钱，多少不限，没钱也可以听，所谓“有钱帮个钱缘，没钱帮个人缘”。凑足一定钱数，再演唱下段。艺人进茶馆后，仍为“打钱制”，不过规定好一段几文钱，一般是一场演出五六段，最后有半段奉送。蹦蹦艺人演出时，除此打钱外，还另有一些名目来讨赏钱。如演《双锁山》中刘金定许婚一段，演高君保的“下装”，要求演刘金定的“上装”唱小曲，他听够才能答应婚事。要向观众讨“喜钱”。再如演《丁郎寻父》，是一出苦戏，演丁郎的艺人坐在高桌上唱《十二月打夯歌》，班主说：“小丁郎找不到他爹，命很苦，大家帮几个钱吧！”这叫“讨苦钱”。还有演《黄氏女游阴》中有血彩场面，要“讨彩钱”。

艺人唱短段时，观众有权点唱某个节目。艺人有个“戏折子”，上边写着所会曲目，观众或本家主人点节目叫“点单”。

说书艺人在茶馆说唱长篇大书，规矩是“一年三节”，每节是一部书，不到日子，不能换书。所谓“三节”就是从正月初一到五月端午节；从端午节到八月中秋节；从中秋节到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封书，一年说唱三部大书，每节四个月左右。有的艺人说的书不够一节，最后几天，就东拼西凑，把其他书中的情节改头换面搬了进来。因此，传统大书常有“虎头蛇尾”的缺点，后半部艺术水平不如前半部分。而一些高明的艺人，则越说越好，最后把书的情节推向高潮。

杂巴地儿有人气

说书、相声艺人把演出场地叫“穴”，合伙演出叫“搭穴”，外出演出叫“走穴”，收入多的地方叫“火穴”，收入差的地方叫“水穴”。说书艺人也把茶馆叫“地”，上茶馆说书叫“上地”，演完后叫“下地”。把艺人的住处叫“下处”。奉天茶馆的规矩是管接不管送，即上外地去接艺人包上路费，艺人离开时，路费由下一站接艺人的茶馆业主管。不过要备一顿酒饭，有“接艺人饺子送艺人面（面条）”之说。

庙会上的表演

“搭穴”艺人的收入是“擗份子”，死分活钱。一般艺人为十分，头牌艺人可拿十二三分，差一些的是七八分，小学员只能拿五分。唱长篇大书的鼓曲艺人与弦师一般是“三七”或“二八”分成，演唱者拿大头，个别茶馆的著名“坐堂弦师”（弦师常年在一个茶馆不动，只换演唱艺人）也有拿四成钱的。书曲艺人与茶馆业主的分成叫“下账”，一般是“三七”“二八”下账，艺人拿大头，下账后剩下的演唱者与弦师才能再“分成”（评词艺人则全部归己）。上述艺人习俗代代相传，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旧社会艺人的收入很不稳定，时好时坏，因此，说书艺人中流传一副对联：

朝和达官贵人酒楼共饮；

夕与花儿乞丐庙台同眠。

成名时，达官贵人也称其为先生、老板，赏钱赏酒，老来说不动时，有不少艺人病死街头，没有葬身之地。这就是旧时代民间艺人的状况。

民国时期，沈阳的曲艺艺人演出场所主要是杂巴地儿与茶社。也有少数曲坛名家到军政大员家去“唱堂会”或上电台去直播曲艺节目。

当年老北市的相声表演

民国初年，沈阳的杂巴地儿在“西门脸儿”——西顺城街中段，大西门至小西门间约一华里长。据《沈阳文史资料》第五辑载西园的《旧沈阳的“杂巴地”——从西门脸到第一商场》一文，对“西门脸儿”的曲艺介绍如下：

五个不等距离的“撂地”曲艺场，占据在杂巴地儿的中心地段。各个场子都有粗制的木头长凳，围起一个方圆大约三丈多长的场界，并在靠近一面长凳的地方。摆一个粗制的高腿长方桌和一个小方凳。曲艺艺人坐在小方凳上，进行各种表演。其中有“荤口”相声；还有竹板书《骂水浒》，长篇鼓词《薛礼征东》，评书《三侠剑》《济公传》等节目。每个场子都从上午10点钟演起，至下午4点钟前后停演。

1923年，在张作霖政权统治下改建市区，奉天市政公所在太清宫至小西边门之间建立了奉天第一商场。商场东院是兴乐园，园中有一家白茶馆（业主白琪三），两旁有十二个大棚，演出评词、大鼓、相声、戏法等“十样杂耍”。兴乐园存在二十年，1943年失火后，曲艺艺人才涌向北市场。

1923年奉天市政公所对全市五个区的茶社做过一次调查，情况如下：

第一区（城内）有鸿泰轩、大兴茶社、永长茶社等三家，演唱者有评词艺人李庆魁、孔荣卿与鼓书艺人张玉珍。

第二区（东关）有兴隆轩、致乐轩、高茶馆等三家，演唱者有评词艺人刘惠卿、沈兰俊、德子元与鼓曲艺人丁秀峰。

第三区（南关）有一家孙茶馆与东、西两家杜茶馆，演唱者有评词艺人蔺荣林、梁殿元、张玉山、冯景和（应为大鼓艺人）、广益华、王士元。此外还有撂地演唱的鼓曲艺人张玉科、高振成、王汉臣。

第四区（西关）有清香阁、紫凌洲、德泰轩、合同轩等四家茶社及一家说书棚，演唱者中鼓书艺人有男演员杨双城、李万春、商业兴、王有来、刘立柱，女演员袁世卿、王贵凤、魏雅卿、文玉兰、张云卿、刘金兰、张苹琴。此外，在“西门脸儿”撂地献艺的鼓曲艺人男演员有贺云阁、周荣峰、毕德林、焦凤仪、赵庆纯、宋华治、贾国林、郎佐臣、高长清、林元阁，女演员有贺凤兰、朱四喜、朱雅香、朱雅贞、朱小辫（朱玺珍）、董雅茹、任小黑、马会芳、王萃琴、刘雅双、王小玉、李凤喜、小菊子、林连英（与林元阁搭档，当为一家人），还有相声艺人朱天瑞、朱凤山、崔保祥。

第五区（北关）有永泰轩、宝云轩、中华轩、大有轩、福合荣馆、富有茶馆等六家。演唱者有评词艺人王汉臣、袁永斋、李明山、杨自成、潘成（诚）立、梁殿元、刘会清、蔺荣林、张富山。

上述调查中，五个区共有二十家茶馆（包括一家无名说书棚），共有曲艺艺人六十二人。

此外，还有南市场的滦州茶馆、北市场的青莲阁。在小河沿一带，每年夏天的季节性茶棚，还有百花茶园、万盛茶园、德泰轩、凝香榭、沁芳亭、碧螺春、小蓬莱、藕莲榭、畅观楼、清香阁、天泉、永泉、怡园、陶然、辅香、会英等十六家。其中一些是大茶馆的分号。

野台子戏人山人海

另据《奉天通志》记载，1924年全市共有七十五家茶社（包括清末已有的十一家茶社），民国后茶社增加将近七倍，其分布情况是：城内十二家，东关十三家，南关二十家，西关二十家，北关十二家。其中仅1923年至1925年两年间各区新开业的茶社就有复兴居、荣山茶社、孙茶馆、福源成、合记茶馆、三合顺、复庆长、锦元盛、广远长、东顺和、庆发馆、玉顺和、致乐轩、张茶馆、利顺德、萧茶馆、杨茶馆等二十二家，由此可见茶馆业的兴旺。

彩绘野台子戏

1928年“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日军炸死后，东北社会动荡不安，沈阳的茶社有三分之一停业，只剩下了四十二家。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沈阳，不久又侵占了东北三省。社会动荡二年之后，到1933年，奉天城的曲艺茶馆又一度兴旺起来。据宋连贵的《沈阳的茶馆》一文中提供的资料，20世纪30年代奉天的主要茶馆有以下十四家：城市木行胡同的公余茶社、中街路南的凝香榭（今光陆电影院处）、小西门里石头市的鸿泰轩（老茶馆）、小北门里的铺茶社、大北门里三义胡同的久清茶社、鼓楼南双井胡同的作新茶社（即原项茶馆，项德福将茶馆兑给戚国治后改为此名）、鼓楼南的万泉茶社（规模最大，但历时不长）、鼓楼南灰市的天合茶社、鼓楼北的联合茶社、大南门的同利轩、大南门外的德新泉、小西关的翔云阁（原德泰轩改名）、工业区露天市场的如意茶社、北市场的四合茶社。

此外，在小西门外的奉天公园还有一家季节性茶馆叫“小绿天”也很有名。茶馆门上有一副对联，至今还被沈阳老人记在心里：

求名苦、求利苦、吃杯茶去；

为公忙、为私忙、拿瓶酒来。

你若喜欢，请点个在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