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同闹剧的政变，却是第一次反抗纳粹，究竟是爱国还是叛国

老周
摘要：1944年7月20日，纳粹德国内部的密谋集团在“狼穴”安放炸弹刺杀希特勒之后，也在德国各地发动了政变，尽管这场政变形同闹剧，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但这毕竟是对纳粹暴政第一次公开的反抗。对于这场政变，几十年来都有一种争论，究竟是爱国还是叛国？

图1：代号“瓦尔基里”的720政变（电影海报）
【接上篇】
1944年7月20日，纳粹德国内部的密谋集团在“狼穴”安放炸弹刺杀希特勒之后，也在德国各地发动了政变，尽管这场政变形同闹剧，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但这毕竟是对纳粹暴政第一次公开的反抗。对于这场政变，几十年来都有一种争论，究竟是爱国还是叛国？
施陶芬贝格在会议室放好炸弹，借口接听电话离开会议室，就在不远处等待着爆炸，亲眼看到了会议室在剧烈爆炸中轰然倒塌，他认为没有人能够在这样的爆炸中活下来，希特勒一定是必死无疑，便立即和副官驾车离开“狼穴”赶到机场，返回柏林。
15时45分，施陶芬贝格的飞机在柏林朗斯多夫机场着陆，出乎他的意料，机场上既没有欢迎他的密谋集团的人，也没有来逮捕他的盖世太保，连个鬼影都没有！于是他在机场第一时间打电话给
后备军副司令奥尔布里希特上将，兴奋地告诉他希特勒已经死了，让他赶紧行动！接到施陶芬贝格的电话，奥尔布里希特心里石头才算落地，这才下令实施“瓦尔基里”，如果他能提早两小时发出这个命令，那么此时“狼穴”还在爆炸刚过去的惊魂未定的混乱之中，根本没意识到爆炸只是一场政变的序曲，也根本无从有什么应对措施，那么政变很有可能成功。但现在已经晚了，决定胜负最重要的先机已经失去了。
“瓦尔基里”是西方神话中的女武神，她们费翔在战场上，赐予战死者美妙的一吻，并引领他们前往英灵殿。当时纳粹德国就以这个为代号制定了后备军在紧急情况下接管国内重要单位的预案。
图2：瓦尔基里”是西方神话中的女武神
密谋集团就准备利用“瓦尔基里”计划的名义，发动政变，接管首都柏林各要害部门。而且施陶芬贝格可以用后备军总司令埃里希·弗洛姆上将的名义向驻扎在国内的部队下达命令，这一点在政变时对于部队的调动至关重要。
7月初，密谋集团的重要成员尤利乌斯·莱伯被捕，莱伯计划担任政变之后新政府的内政部长，他知道密谋集团的大多数成员，如果他忍受不住重刑逼供而招认的话，那么密谋集团就彻底完结了。因此行动已经是迫在眉睫了！
7月上旬，密谋集团确定了行动计划：施陶芬贝格利用在最高统帅部军事会议上向希特勒汇报的机会，放置定时炸弹，将希特勒、戈林和希姆莱一齐炸死。然后施陶芬贝格在第一时间飞回柏林，向各地驻军宣布希特勒的死讯，同时发出实施“瓦尔基里”行动的命令，接管纳粹政府，解除党卫队和秘密警察的武装，组成以贝克和卡尔·格德勒等人为首的临时政府。
密谋集团的成员中，不只是奥尔布里希特，内定要在新政府中担任元首的贝克和担任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的埃尔温·冯·维兹勒本陆军元帅都没能及时赶到作为政变总指挥部——位于柏林班德勒大街的陆军部大楼。从炸弹爆炸的12时42分到15时45分，几乎整整三个小时，密谋集团的所有人就在焦虑中等待，什么事情也没干！作为政变行动所最关键的行动，不要说控制政府机关、广播电台、电报局等要害单位，甚至连部队都没有集结！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就连陆军部大楼，密谋集团都没能确实地控制住。

图3：密谋集团在最关键的时刻竟然什么事情也没干！
施陶芬贝格打完电话，马上就地征用了一辆汽车，飞也似地驶往陆军部。在他赶来陆军部的时候，奥尔布里希特底气十足地走进了后备军总司令埃里希·弗洛姆上将的办公室。奥尔布里希特原以为只要听到希特勒已死的消息，弗洛姆就会站到密谋集团一边，但是弗洛姆根本不信他的话，要求与“狼穴”的凯特尔元帅通话来确认这个消息。奥尔布里希特知道“狼穴”的对外通信应该已被切断，所以很放心地同意弗洛姆打这个电话，让他大吃一惊的是这个电话居然通了！
弗洛姆问：“总部出了什么事啊？柏林现在谣言四起。”
凯特尔：“这里一切正常，他们说这里发生了什么？”——凯特尔果然老谋深算，因为希特勒已下令封锁爆炸的消息，如果柏林知道了，说明这是有预谋的行动。
弗洛姆：“我接到报告说，元首被刺杀了。”
凯特尔：“确实有人想刺杀元首，但很幸运，元首还活着，只受了轻伤。另外，你的参谋长，就是施陶芬贝格上校回来了吗？”
弗洛姆：“他还没回来。”
这个电话使弗洛姆坚决拒绝了与密谋集团的合作，尽管电话通了，但奥尔布里希特认为凯特尔是在撒谎，因为施陶芬贝格已经确定希特勒死了。弗洛姆拒绝合作并不要紧，好在施陶芬贝格马上就要回来了。
16时，密谋集团成员柏林驻军司令冯·哈斯将军也终于下令部队出动占领政府机关。
16时30分， 施陶芬贝格终于赶到了陆军部大楼，几分钟前，密谋集团的领导人贝克也才刚刚到达，而维兹勒本元帅则直到现在还没有赶到。施陶芬贝格简短报告了爆炸的情况，并确定在相距200 码外亲眼看见爆炸的。奥尔布里希特则报告凯特尔本人刚刚接通过电话，说希特勒只受了轻伤。施陶芬贝格坚持认为凯特尔是在说慌，强调即使爆炸没能炸死希特勒，至少也将他炸成重伤。而且现在不论情况怎么样，只能抓紧时间来推翻纳粹政权。贝克同意这个意见，认为希特勒是死是活，现在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赶紧行动，摧毁纳粹的罪恶统治。

图4：后备军司令弗洛姆上将就是一个见风使舵的墙头草
接着，施陶芬贝格又将拒绝合作的弗洛姆软禁了起来，然后于16时45分发布了戒严令。直到这时，密谋集团的政变行动才算真正开始，但实在是太晚了。随着戒严令的发布，各处打来电话询问情况的络绎不绝，直接来到陆军部询问的不速之客也不乏其人，如第三军区司令冯·科茨弗莱契将军，这个顽固不化的纳粹将军随即被关押，其职务由密谋集团成员冯·图恩根将军继任。
直到此时，施陶芬贝格才意识到连陆军部大楼都没有守卫部队，于是赶紧从柏林卫戍营调来了1个连，这才算是控制住了政变的总指挥部，只有持施陶芬贝格亲自签发的通行证才可进出。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此时密谋集团在柏林，能够切实控制的地方，也只有这个小小的陆军部大楼。
密谋集团寄予很大希望的国防军精锐装甲部队，由于密谋集团成员埃里希·霍普纳上将因为1944年1月因为在苏德战场上的失利而被免去了第4装甲集群司令的职务，现在自然也没法能带领老部队赶来。而克拉姆普尼茨装甲兵学校校长沃尔夫冈·格拉斯麦上校根本不愿意参加政变，他虽然被软禁在陆军部，但居然还能派副官去对装甲兵总监部（拥有装甲部队的指挥权）报告情况，并指示部队只能服从装甲兵总监部的指挥。虽然有几辆坦克开到了市中心动物园的胜利碑附近，但因为格拉斯麦很快寻机逃出陆军部，而被他带回了军营。从陆军部大楼逃出的反政变军官，可不止格拉斯麦上校一个人，可见密谋集团的马虎与荒唐到了何种地步，如果这样的政变还能成功，真是奇迹了。

图5：密谋集团的大本营陆军部大楼
17时点30分，密谋集团向各地德军部队发布了一份由维茨勒本元帅签署的电报：“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已经去世，在这危急关头，帝国政府决定实行军事管制，以维护法制，并委托我以德国武装部队总司令之职命令将行政权力转移给国内的各军区司令和前线的战斗部队司令。”
在慕尼黑、维也纳、布鲁塞尔、巴黎、雅典等地，密谋集团成员立即行动起来，尤其是在法国巴黎，密谋集团成员驻法德军总司令冯·施图尔纳格尔（Von Stupnagal）上将在凯撒·冯·霍法克（施陶芬贝格的表弟）中校协助下，迅速逮捕了巴黎的1200名党卫队和盖世太保，控制住了局面，要是密谋集团当天下午在柏林能同样果断表现的话，无疑将会改写历史。
根据柏林驻军司令冯·哈斯将军的命令，柏林卫戍营营长的奥托·雷默尔少校——这个小人物将在这场政变中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他并不是密谋集团成员，照理不应该给他指派重要任务，但密谋集团认为他是一个不问政治只知服从的军人，而他所指挥的柏林卫戍营又是柏林地区最具战斗力的部队，所以只能用他了——下令全营进入戒备，自己则赶到哈斯将军的办公室接受任务，哈斯将军告诉他，希特勒遇刺，党卫队企图发动政变，因此柏林卫戍营立即封锁威廉街的政府各部门以及在恩哈尔特车站的党卫队保安处总部。雷默尔少校在战争中先后8次负伤，并获得过橡叶骑士十字勋章，是个典型的有勇无谋的军人，他习惯于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因此迅速率部完成了任务。
接着他又奉命前去逮捕纳粹在柏林的最重要人物——宣传部长戈培尔，当他走进戈培尔的办公室时，戈培尔已经知道，一场大规模的政变已经开始。面对前来逮捕他的雷默尔，戈培尔开门见山地说：“少校，你要好好想想对元首的效忠宣誓。”雷默尔回答说：“可是元首已经死了。”戈培尔反驳说：“元首还活着，几分钟之前我还和他通过电话。”雷默尔表示只有他亲耳自听到希特勒的声音，他才会相信。戈培尔笑着拍拍雷默尔的肩膀说：“你要注意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注意已经落在你肩上的历史重任。命运很少为一个人提供这样的良机，利用它或抛开它，现在就看你自己了。”然后就叫通了与“狼穴”的电话——戈培尔的办公室有一条直通“狼穴”的专线。不一会儿就接通了希特勒的电话，戈培尔把情况稍作介绍后，就把听筒交给了雷默尔。雷默尔立即听出这是希特勒的声音，他不由马上立正，希特勒在电话里命令他服从戈培尔、希姆莱（刚被任命为后备军总司令，正乘飞机赶来柏林）的指挥，迅速镇压叛乱，同时还提升他为上校。

图6：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在平息柏林政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雷默尔立即行动，他的效率可要比密谋集团高得多了——首先把部队从威廉街撤回来，然后占领哈斯将军的柏林卫戍司令部，逮捕了哈斯，接着派出巡逻队去阻挡任何向柏林进发的部队。而戈培尔的宣传部也在无形之中成为柏林反政变的指挥中心。这个变故由此成为了整个720事件中的转折点。
我们现在都无法想象，密谋集团是出于什么考虑，把这样重大的任务交给并不是密谋集团成员的雷默尔，为什么不派一个全心全意支持政变的军官先去接管卫戍营控制住军权，再退一步说，为什么不派一个可靠的军官和雷默尔一起行动？而且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逮捕纳粹在柏林最重要、最危险的人物戈培尔？要知道宣传部是连一个武装警卫都没有，而密谋集团的核心成员柏林警察局局长冯·赫尔道夫伯爵从中午开始就在焦急地等待命令，带领他已经处于戒备状态的警察部队投入行动，如果是他去逮捕戈培尔的话，应该绝对不会出现问题的。
18时30分，德意志广播电台播送了一则简短的公告，宣布有人企图行刺希特勒，但已失败。毫无疑问，这则广播对于密谋集团来说，是个沉重打击，也是一个失败的征兆。15分钟后施陶芬贝格立即用电传打字机给各地陆军司令官们发出通报：刚才电台广播的公告是假的，希特勒已经死了。但是这则广播公告的负作用却是无法补救的。如在布拉格和维也纳的军官本来已经开始着手逮捕党卫队、盖世太保和纳粹党头目，听到广播后立即就停止了行动。
20时20分，凯特尔通过在“狼穴”的电传打字机向各地司令部发出了元首大本营通告：宣布希姆莱已被任命为后备军总司令，各部队只能服从他和我本人所发的命令，由弗洛姆、维茨勒本或霍普纳所发的任何命令均属无效。施陶芬贝格的陆军部通报，广播公告和大本营通告，相互矛盾，确实给各地都带来了不小的混乱和疑惑，但更多的同情甚至支持密谋集团的人也从中感觉到了风向的转变，于是很多人也开始转向了。特别是担任西线德军总司令的克卢格元帅在和贝克通电话时，询问希特勒是否确定已死，而老实的贝克回答还不能确定后，“聪明”的克卢格立即拒绝了与密谋集团的合作，从而将720政变可能成功的最后一丝希望彻底扼杀。
19时50分，维茨勒本元帅终于来到陆军部，他身着元帅服，挥动着元帅节杖，俨然一副准备接受武装部队总司令职位的样子。但是他一听到刚才的电台广播就知道，政变已经失败了。因此他对贝克和施陶芬贝格大发脾气，说他们把事情全都搞糟了。面对陆军部大楼混乱的局面，这位元帅才呆了短短的45分钟就离开了，径直回到自己的乡间别墅，他清楚地知道，败局已定了。

图7：密谋集团核心成员维茨勒本元帅
21时，德意志广播电台每隔几分钟就预告一次希特勒即将在深夜向德国人民发表广播演说。这个消息对于密谋集团来说，简直是致命一击！这一切使得许多正要投向密谋集团甚至已经开始同密谋集团合作的军官，都开始犹豫退缩起来。如第三军区参谋长奥托·赫尔福特将军本来已开始同密谋集团合作，正在设法集合部队，此时见情势不对，马上就改变了立场，于21时30分打电话给“狼穴”，报告自己正在调集部队镇压政变。
坏消息又接踵而至，原先表示支持政变的一些部队都已经陆续返回了军营，陆军部大楼已经被孤立了起来，而在陆军部大楼里的一些中下级军官，起初有的附和了政变，有的则在观望。但到了这个时候，谁都看得出，这场政变已经注定要失败了，他们开始考虑到自己的命运，如果政变失败，由于在最初没有进行反抗，那么将很有可能遭到和政变者一样被处死的下场。于是他们决定以实际行动来表示自己的立场，以弗朗兹·赫尔伯中校和波多·冯·德·海德中校为首，偷偷从外面带进武器，然后冲进奥尔布里希特的办公室，施陶芬贝格和哈夫登闻声赶来，于是就在陆军部大楼的走廊双方展开了短暂而激烈的枪战，结果施陶芬贝格左臂中弹，他和贝克、霍普纳、奥尔布里希特、哈夫登等密谋集团成员随后都被逮捕，原来被软禁的弗洛姆也获得了自由，他急于证明自己不是密谋集团的成员，于是在23时许就急不可耐地成立了一个军事法庭，宣判奥尔布里希特、施陶芬贝格、总参谋部的梅尔茨·冯·基尔海姆上校和哈夫登4人死刑。4人随即被带到陆军部大院里，由来自柏林卫戍营的士兵所组成的行刑队已经准备就绪，借着院子里几辆汽车的前车灯光，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这4人，因为左臂中弹失血过多而一直处在昏迷中的施陶芬贝格猛然间清醒过来，高喊了一声：“我们神圣的德国万岁！”——枪声随即响起，夺去了4人的生命。
而贝克则希望自己来解决，鉴于贝克曾经是自己的上级，弗洛姆同意了，但贝克似乎缺乏自杀的勇气，连开两枪还是没能自己解决，最后还是由一名上士为他补了一枪才最终解决。对于自己的好友霍普纳上将，弗洛姆没有将他处死，而只是关了起来。
因为突袭大萨索山成功营救墨索里尼而名声大噪的特种战专家武装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相当于少校）奥托·斯科尔兹内这天本来是从柏林前往维也纳视察蛙人学校，结果在火车站被希姆莱的紧急命令召回，他迅速前往党卫队保安处总部，他发现毫无戒备的党卫队保安处总部正处在一种极其混乱和疯狂的状态，但他绝对是个头脑冷静而精明干练的人，迅速稳定了局面，并很快拼凑起一支武装党卫队小分队赶到了陆军部大楼，接管了陆军部大楼。斯科尔兹内控制住陆军部大楼后，立即下令禁止处决参与政变的人，因为他知道盖世太保会从他们口中得到有关政变的内情，将有关涉嫌人员全部押送到艾尔布莱希特亲王街的秘密警察监狱，同时又命令仔细搜集密谋集团成员来不及毁掉的秘密文件。

图8：德军特种作战的大佬斯科尔兹内
这时，希姆莱也赶到了柏林，在戈培尔的宣传部里成立了一个临时指挥部，他随即打电话给希特勒，报告叛乱已经被平定。在德意志第三帝国11年半的历史上，这是仅有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叛，但是在短短的11个半小时内就被平息了。
由于“狼穴”没有直播设备，距离最近的直播录音车也在东普鲁士首府科尼斯堡，将直播录音车调到“狼穴”又要花上几小时，因此希特勒的广播演说一直到21日凌晨1时才向全国播出：“我的德国同志们！我今天对你们讲话，第一是为了使你们听到我的声音，知道我安然无恙；第二是为了使你们了解在德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次罪行。由一些野心勃勃的、不负责任的同时又是愚蠢无知的军官组成的一个很小的集团，合谋杀害我，以及与我一起的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将领。施陶芬贝格上校放置的炸弹在离我右边两米的地方爆炸。它使我的许多真正的、忠贞的合作者受了重伤，其中一人已经去世。我本人除了一些很轻微的碰伤、擦伤和烧伤之外，安然无恙。我把这看作是上天降大任于我的证明……。”
希特勒结束了广播演说后就回到“狼穴”的地下室，决定把被炸破的裤子送给远在贝希特斯加登的情人爱娃·勃劳恩保管，作为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物，来证明上帝确实眷顾于他，让他完成赋予的历史使命。

图9：希特勒发表广播讲话，政变就此彻底失败
几乎同时，在柏林，戈培尔和希姆莱已经开始行动，根据希特勒“以国家社会党人常用的方法来对实行清算”的指示，施陶芬贝格等人的尸体被焚烧，骨灰被撒到柏林郊外的田野里。他的一家上自85岁的堂伯父下至3岁幼儿，都被关进了集中营。其他几个主要密谋集团成员的家属也都受到了株连。同时戈培尔和希姆莱也对有关人员开始了审讯，在柏林的将军们即使是在审讯中还是得到相当高的礼遇，甚至还有酒和雪茄，有些人如科茨弗莱契，在被证明无辜后就被获准回家。而弗洛姆上将则再一次被捕，不过这次逮捕他的是戈培尔，因为弗洛姆不但早已知情，而且还庇护了不少密谋集团的成员，更重要的是，他急不可待地处死了施陶芬贝格等人，杀人灭口的痕迹太过明显了。结果他不仅没能洗脱自己，反而送了自己的性命——1945年3月12日在勃兰登堡被处决。
希姆莱迅速从盖世太保和刑事警察系统11个部门抽调400多人组成“7月20日事件特别委员会”，开始对此事进行全面调查。
一场血雨腥风的大清洗就此开始了：
在“狼穴”的密谋集团成员菲尔基贝尔和施蒂夫首先被捕。
在法国巴黎，曾雷厉风行响应政变的驻法德军总司令冯·施图尔纳格尔上将在默兹运河边开枪自杀，却被手下救起，不久也和其他密谋集团成员一起受审。
在东线的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参谋长汉宁·冯·特雷斯考少将走到德军与苏军战线之间的无人地带，引爆手榴弹自杀。
7月22日，希特勒来到“狼穴”附近的一家陆军医院探望在720爆炸事件中受伤的军官，再次表示“这是命运要我完成分配给我的任务的一个迹象。7月20日的事情只能证实这个信念，即上帝唤我去领导德国人民——不是向最后失败而是朝最后胜利前进。”
7月23日，盖世太保的调查人员发现了不少秘密文件，证明原军事谍报局局长威廉·弗兰茨·卡纳里斯:海军上将也与此次政变有关，卡纳里斯随即被捕，并于1945年4月8日被绞死。
8月7日，由罗兰·弗赖斯勒为法官组成的“人民法庭”开始审判第一批密谋集团成员，包括维兹勒本和霍普纳在内的8名军官，8名军官都被剥夺了穿着军装的权利，而且还被抽去了皮带，所以不得不始终拎着裤子。在德国的历史上，从未有被告受到过如此残暴和羞辱的对待。判决早已确定，8人都被判处绞刑——因为希特勒专门有过指示，“这些人不配接受荣耀的子弹，而应该像被屠宰的牲畜一样被吊死。”——希特勒的指示当然被贯彻下去，8人被押送到普吕村湖监狱，上衣被剥光后，用钢琴弦吊死在屠户的肉钩上，他们痛苦地挣扎而死的过程还被拍成了影片。

图10：盖世太保根据希特勒的指示展开了血腥的报复
此外，名声显赫的克卢格元帅、隆美尔元帅也都因为与此次政变事件有染而被迫自杀。
希姆莱忠实地执行了希特勒血腥报复的命令，在全国和德军占领区开始了大规模的搜捕和屠杀。据不完全统计，有约1万人被关进集中营，约7000人被捕，至少有4980人被处死。
除了血雨腥风之外，戈培尔的宣传部利用720事件，宣称“在这危险的时刻，命运仁慈地保护了元首，因为上帝需要他领导德国去赢得未来的胜利。”借此机会，纳粹德国实施了总体战动员，使得德国在不可能赢得战争的情况下又继续了9个月的战争，给德国人民带来了更深重的灾难。
尽管过去了60多年，但对于720事件的争论依然无法平息，其争议的焦点主要有两点：
第一，如果刺杀希特勒成功，是否能改变结束战争？要知道当时希特勒在德国民众中的威望还是相当之高，这也是为什么刺杀希特勒不成功的消息传开后，很多同情甚至支持政变的人都犹豫动摇甚至干脆倒戈的原因。客观地分析，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即便刺杀希特勒成功，政变也未必会成功，因为密谋集团还缺乏广泛的民众支持基础。而且同盟国也并不支持密谋集团的政变，更不会因为这场政变就转变了对德国只接受无条件投降的既定决策。另外，如果刺杀希特勒成功的话，将会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背后一刀”的覆辙。所谓“背后一刀”是一战后，德国右翼势力声称，德国失败并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后方革命对前线的背叛所造成的。完全可以试想下，如果刺杀与政变成功，反而不利于德意志民族彻底认清纳粹与军国主义的罪恶，很多人会认为，如果希特勒活着的话，很有可能会力挽狂澜。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720事件的失败，恰恰是历史将不幸与万幸融为一体，最终德国人民以最为惨重的代价彻底清算了纳粹德国的战争罪行。

图11：爆炸中死里逃生的希特勒就带着来访的墨索里尼去看现场
第二点，也就是争议最大的，以施陶芬贝格为代表的密谋集团的行为到底是爱国还是叛国？二战结束很多年后，德国民众和舆论始终坚持认为720事件是军队内部的争斗。战后首任西德总理阿登纳曾经坚决拒绝参与密谋集团的外交官科尔德进入内阁，因为他认为“政府雇员秘密参加抵抗运动等于是欺骗背叛了政府。”受政变牵连而被迫自杀的隆美尔元师的家人，也始终坚决否认隆美尔和密谋集团有任何关系。 直到60年代，还有一半以上的德国人把施陶芬贝格看成是叛国者，就连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也表示“不要把720事件的参与者看成英雄，因为他们破坏了德国人忠于职守的一贯传统。”
但这个情况在60年代之后发生了转变，德国民众逐渐地接受了这些人是反抗纳粹拯救德国的英雄的观点。1990年德国统一之后，德国将国防部迁回了原来在班德勒大街的陆军部大楼。为了纪念施陶芬贝格的义举，德国政府将国防部所在的班德勒大街改名为施陶芬贝格大街，在施陶芬贝格等4人被处决的地方修建了纪念碑。每年7月20日，德国国防军都会在施陶芬贝格当年被处死的地方举行新兵入伍的宣誓仪式。
2004年7月20日，也是720事件60周年之时，德国举行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德国总统克勒和总理施罗德一起来到60年前施陶芬贝格及3名战友被处决的地点——国防部大楼，出席60周年悼念活动。施罗德在纪念活动上发表演说，盛赞“这是德国近代史最重要的一天” ，“施陶芬贝格是自由、民权与欧洲统一的先行者。”反纳粹起义是“伟大的历史遗产”，是试图将自己的国家和民众从纳粹残暴统治下解放出来，反抗行动并非“叛国”行为。称赞他们为所有德国人做出了榜样，“他们通过自己的行动，向当时的世界展现了一个不同的德国，一个优秀的德国，一个民主的德国。我向所有参加了抵抗运动，并在斗争中失去了宝贵生命的男女表示崇高的敬意和钦佩，他们为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做出了牺牲。如果德国人中存在榜样的话，那么这些男女当之无愧。”
德国教会也对施陶芬贝格等人表示了敬意，将他们誉为德国人的楷模。在柏林大教堂专门为施陶芬贝格等人举行的纪念布道仪式上，德国路德教会大主教胡贝尔说：“那些在过去岁月中牺牲的人们并没有白白流血，他们的榜样形象将一直流传下去。”虽然德国有人怀疑施陶芬贝格等人的动机更多是为了德国考虑，而不是为了数百万犹太人，但胡贝尔还是指出，德国人应该为他们感到骄傲，因为他们站到了全世界所公认的价值观念一边。他说：“他们发现，如果继续置身事外，就会充当同谋，因此反抗就是一种神圣的责任。他们所有人都通过自己的方式，在人类尊严的立场上跨出了勇敢的一步。”

图12：陆军部大楼施陶芬贝格被害处的纪念牌和后人敬献的花环
那么，在经过了80年风雨之后，再来审视720事件的历史意义，我们才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事件标志着德意志民族在希特勒仍然不可一世的时候就主动作出了反抗其独裁统治的壮举。很难想象，一个曾经给人类贡献过歌德、席勒、康德、黑格尔、贝多芬、莫扎特、爱因斯坦、普朗克等文化艺术与科学巨匠的伟大民族竟然会如此疯狂地拥戴希特勒这样战争狂人，给人类与自己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灾难。值得庆幸的是，在绝大多数德国民众狂热追随希特勒的时候，他们中还是有人有良知、有勇气向纳粹独裁说不，并不惜冒着丧失生命的危险，反抗独裁者的暴政。他们的行动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良心，而且拯救了整个德意志民族在道义上的尊严，尽管他们人数太少，行动太晚，而且最终还功亏一篑。但是他们的行动，使我们认识到，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德意志民族也没有让我们完全失望，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纪念他们的意义所在。
今天的德国，有数以千计的街道、学校、广场甚至火车站都以“施陶芬贝格”来命名，这或许是对历史最好的诠释。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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