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荐文：单过程选民民主——美式民主的结构特征与实践困境（佟德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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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7月18日）

患难是最实际的，无可幸免的；但是，一个人想活下去，就不能不去设法在患难中找缝子，逃了出去——尽人事，听天命。

——〔中〕老舍《四世同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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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过程选民民主——美式民主的结构特征与实践困境

作者 / 佟德志

天津师范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教授

《政治学研究》2024年第2期；政治学公开课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这是对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规律性总结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提出再一次印证了民主的多样性。那么，作为发达民主国家的美国，形成了怎样的民主呢？如果将中国的民主和美国的民主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与中国式民主将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结合起来不同，美国式民主更注重程序；与中国式民主强调领域的全覆盖不同，美国式民主将民主限制在政治领域；与中国式民主强调全方位 的民主不同，美国式民主更注重非民主机构的重要性；与中国式民主强调全链条不同，美国式民主更注重选举。中国式民主强调民主集中，美国式民主重视分权制衡；中国式民主强调一致，美国式民主重视竞争。其根本的原因可能在于，中国式民主是以人民为主体的，美国式民主是以选民为主体的。与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不同，美式民主的结构特征表现为“单过程选民民主”。本文试图从美式民主的结构特征出发，从民主的主体、客体、程序等方面分析美国的单过程选民民主的结构特征与实践困境。

一、主体：人民主权还是选民至上？

“民”是民主的主体。民主最原初的概念，就是“民”(dēmo)与“主”(kratia)的组合。这里的“民”就是民主的主体，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复杂，并且不断发展变化的概念。从古希腊最初的 “民众”(dēmo)到古罗马的“元老院与人民”(SPQR)，再到现代西方语境中的个人，民主主体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当代美国，人民的概念掺杂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要素，变得更为复杂。同时，我们也看到，正是这个复杂的“民”的概念，是我们了解美式民主结构特征的关键要素。

民主的“民”最初指的是“人民”。权力来自人民，这是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古老命题。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叶，人民主权概念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古代雅典人民权力的思想和古代罗马对政府形式的反思。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人民主权在西方政治史的重大时刻发挥了关键作用，18世纪三大资产阶级革命都是在人民主权的号召下完成的。革命以后欧洲的大众时代与民主革命、美国的改革时代与进步主义，都与人民主权有关。一直到21世纪，人民主权始终是政治的关键词。

美式民主早期的“民”也是指人民。美国建国的“国父”们创造了“人民主权”的观念，成为美国保持政治稳定的基础。人民主权替代了“君权神授”的概念，在美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然而，这一人民主权的概念却留有一系列未解的问题。比如，奴隶制的存续就是对这一观念的讽刺。即便如此，人民主权也不断发展，在美国内战时期发挥了一定的黏合作用。在解决奴隶制边界的问题时，政客们甚至试图使用“人民主权”平息南北矛盾，却事与愿违地分裂了南北双方。那些支持人民主权的政治家转而否定人民主权，支持奴隶制。

经过漫长的演化，美式民主中的“人民”在政治上越来越简化为“选民”。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民”逐渐退出常规政治的舞台，让位给“选民”。在美式民主的发展史上，淡化人民、突出选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进程，也有着非常复杂的因素。概而言之，我们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民被悬置。人民系统性地退出常规政治的领域，人民和主权被分隔开来，只有在极为特殊的时期才会偶尔出现。美国宪法的第一句“we the people”越来越成为一种象征，人民被奉上神龛，但也意味着退出了美国的日常政治实践。当代美国的民主政治越来越表现为在不同轨道上运行的两种民主：一种是下位立法轨道，表现为常规政治，即有组织的利益集团试图影响选民及选举产生的代表；另一种是上位立法轨道,表现为一种特殊政治，即动员广大公民就基本原则问题展开辩论。遗憾的是，人民的声音越来越弱，只有在一些罕见的时刻，如 17世纪80年代的建国时期、19世纪60年代的重建时期、20世纪30年代的新政时期，他们的声音才被听到。

第二，人民被分割。人民被分割得支离破碎，不再是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主体，而是一些相互制约的部分。到底谁是人民？这是一个非常复杂且让人困惑的问题。美国建国时期，无论是民主派的潘恩、杰斐逊，还是联邦党人的华盛顿、汉密尔顿，都承认人民主权。但在政治实践中，人民被分为各个部分，不再是一个整体。比如，在解释权力的分立和制衡时，汉密尔顿就认为，各个权力部门都是人民的一部分，都代表人民。人民被分割为不同的部分，他们都代表人 民，但同时他们又都会为本部门争取利益,都不代表作为整体的人民。当代美式民主，尤其是在大选中，人民被分隔开来，不仅具体化为某一州的人民，甚至还会具体化为某一选区的人民。

第三，人民被代替。随着精英主义民主观兴起，精英成为治国理政的权力主体，精英取得权力需要选民的同意，而不是“人民”。与古希腊的直接民主不同，由于规模、人口等各个方面的原因，现代民族国家的民主一定会表现为代议制的形式。但就是在这一过程中，美式民主中的人民被替代了。一方面，代替人民投票的是选民，但美式民主的参选率却一直走低。根据美国总统选举网的数据，总统选举的参选率从19世纪的80%左右降低到20世纪的70%左右，进入21世纪则一直维持在50%，甚至更低。另一方面，代替人民治理国家的是精英。美国耶鲁大学著名民主理论家达尔用“多头政体”描述美式民主，认为美国民主是“多重少数人的统治”。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被质疑为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状态，被更具有实践性的“民有、法治、民享”代替。这一替代的用意非常明显，就是人民是不适合进行统治的，应该用法律来替代。

第四，人民被虚化。随着技术主义民主观兴起，人民被虚化，选民成为政治分析的主体。在民主主体由人民转为选民的历史进程中，熊彼特是一位起到重要作用的思想家。熊彼特猛烈批评18世纪的民主哲学，斥责古典民主的市场充斥着大众的无知和政客的骗术，“人民实际上从未统治过，但他们总是能被定义弄得像在进行统治”。熊彼特不仅虚化了人民，而且为民主找到了一种“实化”的方法或是制度安排，就是选举。这样，美式民主中本来就不是很强的“人民” 概念就被“选民”替代了。熊彼特继承了托克维尔的思想，并深刻地影响了达尔，使美式民主越来越重视选举和程序；与此同时，人民也越来越被虚化。同时代的凯尔森（Hans Kelsen）也将人民主权视为政治虚构(political fiction)，并提出了“政党人民主权”的概念。

第五，人民被技术化。选举主义民主观越来越成为主流，选民代替人民，不仅在政治实践中成为基本主体，而且在政治理论中成为主流。由人民向选民的转换，使美式民主更加偏向技术层面，也使本来具有政治内涵的人民转换为更偏技术内涵的选民。长期以来占据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缩小了国家权力的范围，政治家治国让位于技术治国，其中的人民情怀被弃置。数字政治学的异军突起更是让美式民主进入很多以前不曾涉足的领域，在技术化方面更进一步。在大数 据技术的加持下，像特朗普这样的政治素人能够入主白宫，成为美国最受争议的总统。在美国总统选举之前，全面综合地考虑美国的整体利益不再重要，反而出于技术需求只关注几个摇摆州，甚至是少部分选民被置于重要的位置。当选之后，美国的长远利益从技术角度讲不再重要，为了赢得选票或连任，美国总统的目光甚至只是放在自己主政的四年，或者是放在连选连任上。

从“人民”到“选民”，是美国式单过程选民民主形成的重要一环，塑造了美式民主的主体特征，也带来了实践困境。自由主义不断弱化、分化人民，突出精英，必然会导致人民的缺位和选民的上位。我们知道，人民与国家之间的联系是不能出现空白的。自由主义退出的结果是，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占领了这一空间。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卷土重来是对自由主义弃用、人民主权的回击，也是人民主权的曲折回归。新自由主义没有想到，在其让人民退出的地方，其对手，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迅速占领这些核心位置，大有取而代之的趋势。尽管遭到主流民主派的不断打压，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仍然能够在21世纪东山再起，并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张，这与20世纪美式民主理论与实践中人民的缺位有着密切的关系。

新兴的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都强势呼吁人民的回归。民粹主义以人民为其理论的核心，在人民一致性的基础上建构起对内对外两种“人民”，强调的是对外排斥、对内分化的“人民”，也必然会形成反精英、反建制、反全球化、反移民等一系列主张。民粹主义领导人大量涌现，动员心怀不满的群体投入政治斗争中，并且将这场战斗定义为“真正的人民”反抗根深蒂固的寡头政治。民族主义强调作为民族的人民，强调民族优先、主权优先，并提出反全球化、反移民的政策。然而，这些政治主张无异于饮鸩止渴。无论是民族主义，还是民粹主义，都无法代表人民，反而在人民内部激起分歧、怨恨，甚至是敌对。这样，美式民主反而成了政治极化的源泉。如果将美式民主进一步扩展，我们就可以发现，在全球化时代，西式人民主权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英国“脱欧”公投凸显了“人民”在英国宪法秩序中的“反常”作用。欧盟面临着民主倒退，这“可能导致一个独裁的成员国”，学者甚至呼吁，“从欧盟的缓慢死亡中拯救人民主权”。

二、客体：经济民主还是经济自由？

如果说“民”是民主主体，那么“主”则不仅包含了民主的权威性与合法性，而且也指示了民主的内容、范围和形式。民主的客体是指民主能够运用到哪些领域，也就是民主的覆盖范围。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民主的客体是不一样的，有着不同的范围，这也构成了民主多样性的一 个方面。在古希腊，民主在城邦生活中得到广泛运用，几乎覆盖了公共事务的各个方面。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确立了资本规则、财产权利和市场经济等原则，其共同目标之一就是将民主排除在经济领域之外。民主到底可以运用在哪些领域？这在美国乃至西方学术界形成了旷日持久且针锋相对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核心是平等与自由的价值分歧，体现在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的政治主张上。

主张经济自由、拒绝经济民主，是自由主义的一贯主张。传统自由主义对民主是敌视的。在他们看来，“如果不是以自由之名加以克服，民主会成为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愚昧的专制”，更别提将民主运用到经济领域了。早在1831年，托克维尔访美时就曾悲观地预言，在民主国家，人们对自由与平等的爱好，是“两码不调和的事情”。这是一种自由与民主关系的悲观论调，但却在托克维尔同时代以及后来的自由主义者那里很有市场。二战以来，西方世界经历了长时期的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更使人们坚信这一点。整个20世纪后期的自由市场实验，都是通过对民主制度进行立法来严格限制民主对经济生活控制的范围和内容。

无论是新自由主(new liberalism)，还是新保守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都不承认将民主运用到经济领域。人民有权通过民主制定政策的观点已经被广泛接受。然而，在经济领域，比如，在公司、车间等工作场所，人们是不是也应该有相应的权利？自由主义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在新自由主义席卷发达民主国家甚至是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下，市场放松管制的政策被数十年如 一日地执行。即使在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等各种压力下，美国的资本主义也不允许民主进入经济领域，更谈不上由人民来管理经济事务。

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实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使民主陷入代表性和合法性危机。经历了金融危机、疫情，美国也出现了经济低迷、发展受阻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普通人的住房、医疗和高等教育负担也变得越来越重。然而，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却还在强调不受监管的垄断、对外扩张、全球化和无节制移民，这些负担就不成比例地落在了中下层身上，引起了民众的愤怒。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兴起，更是为这种愤怒找到了意识形态根据。在左派看来，问题的根源在于新自由主义政策，这种政策“减少了国家管制，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使经济实力强大的团体以各种方式控制着政治代表，从而污染了代议制民主和替代性对话的空间”。

将民主排除在经济领域之外的做法给美国带来了一系列困境，也遭到了人们的强烈批评。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追求更高的利润率，但这非但没有带来更大的自由，反而降低了工人的地位和保障，破坏了民主问责制。在《资本主义袭来：全球经济崩溃及应对之策》一书中，理查德· 沃尔夫(Richard Wolff)就对资本主义对经济造成的危害进行了分析。沃尔夫主张更真实的民 主和可持续的公平发展，并从这个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被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称为“动荡时代最有价值的贡献”。在沃尔夫看来，资本主义和买办政治都不能满足美国社会的需求，因为美国的经济和政治都缺乏真正的民主。

与自由派相反，民主派认为，民主可以用于经济领域。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提出了经济民主理论的经典命题，探讨了自由与平等冲突的“托克维尔命题”。达尔批评了这种民主与自由冲突的论调，认为这一论调错误地理解了民主、私有财产和经济秩序之间的关系。达尔认为，通过将民主原则延伸到经济秩序中，美国可以在不牺牲自由的情况下实现真正的民主和政治平等。他还提出了“车间民主”(workplace democracy)的解决方案。在他看来，工人所有企业的经济体系可以为民主、政治平等和自由提供比我们目前的公司资本主义体系更好的基础。

左派更是强烈地主张经济民主，并雄心勃勃地制定了一揽子计划。安德鲁·康伯斯(Andrew Cumbers)主张，人们必须“夺回对经济生活的控制权”。在他看来，否定经济民主是错的，经济民主的时代已经到来。康伯斯还在传统经济民主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新框架，其中不仅包括工作场所的权利和集体谈判等传统的经济民主主张，还将这些权利扩展到个人经济权利以及工作场所以外的公众参与和审议过程等，形成了新的经济民主理论体系和实践主张。沃尔夫也认为，要解决美国社会的问题，就必须建立真正的经济民主制度，从工人开始，让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场所发挥主导作用，以此作为真正政治民主的基础。

左派民主理论家主张重振社会主义的目标。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可以重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经济民主既有强有力的道德理由，也有操作性的行动战略。新自由主义突破了传统自由主义自由放任的政治主张，主张在国家领域实现福利目标，从而形成了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作为全球社会主义运动追求的目标，经济民主实际上就是要在经济制度方面实现参与的目标。其间的差异如表1所示。

表1 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在经济领域推行民主会不会阻碍经济发展？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长期以来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以往研究对民主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描述倾向于负面。但最新的研究发现，民主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民主有助于在外部负面冲击的情况下支持经济的增长。在生态保护方面，民主发挥的作用也更乐观。一般研究认为，在环境规制、民主、经济增长和经济消耗之间存在着可能的恶性循环，民主会激起非理性选民的力量，从而追求眼前利益，为了推动经济增长而损害环境。然而，人们对七国集团1985-2017年的相关研究发现，民主和环境规制通过降低生态消耗，刺激了可再生能源的份额，促进了生态可持续性，并且，民主与环境规制也是相互促进的。这实际上为环境领域民主机制的运用和生态民主的推行提供了正面依据。

尽管左派极力主张在经济领域实现民主，但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实现的。第一，从权利的角度看，资本主义强调的是财产权利，民主强调的是政治权利，两者之间虽然有相通的地方，但也存在着冲突，在发生冲突的时候，财产权利是高于政治权利的。第二，从规则的角度看，资本主义强调“一股一票”，谁占有资本谁就有发言权。民主强调“一人一票”，哪种意见支持的 人多，哪种意见就会被采纳。在民主规则与资本规则发生冲突时，资本主义不会允许用民主的方式解决经济问题，因为那样必然会破坏资本主义私有制。第三，从机制的角度看，资本主义奉行的是市场机制，强调自由市场经济，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民主则推行多数机制，强调的是平等导向的干预，是一只“看得见的手”。民主和市场确实有很多相通之处，但如果民主与市场机制冲突，资本主义还是会把市场放在更加优先的位置上。

在美国，即使是在政治领域，民主也是被严格限制的。在司法领域，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并不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并且终生任职，其目的之一就是减少民主对司法的影响。即使在以民主为宗旨的国会，参议员的产生也不是民主的结果，而是考虑到各州利益的产物。在文化领域，种族问题一直困扰美式民主，近年来各种各样的文化多元主义，以LGBTQ、堕胎、宗教、女权等问题 直接对美式民主发起挑战，而美式民主却捉襟见肘、疲于应对。这些都清晰地表明，美式民主的客体是单一的，无法做到全覆盖。

三、程序：程序民主还是实质民主？

民主程序是民主主体作用于客体的方式。狭义的程序只是民主运行的过程，但广义的程序还包括了制度、机制等内容。我们可以把民主分为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程序民主更强调民主的过程，实质民主更强调民主的结果。

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的争论是西方民主理论的经典话题。卢梭认为国家的权威来自人民，民主应该增进人民福祉;而熊彼特则将人民在民主中的地位限定于投票产生代表，由代表来进行统治，这是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的早期分歧，熊彼特则是程序民主的早期代表。在后来西方民 主的发展过程中，经由托克维尔、熊彼特、亨廷顿等人的不断发展，程序民主的概念越来越被接受，最终由达尔确定下来，成为当代西方主流的民主模式。在美式民主中，民主不仅被限定为程序民主，甚至主要用来指选举民主。在全球化过程中，通过民主援助等方式，程序民主得以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程序民主表现出简单、直接、操作性强、容易达成共识等优点，越来越成为美式民主的主要特征。人们在不关涉自身利益的时候制定出大家共同遵守的制度、程序、规则、机制，不仅保证了公平、公正、公开，还为人们提供了行为预期，也为各方接受民主结果提供了心理预期。同时，程序民主能够避免意识形态分歧，将重点聚焦在制度和机制上，更能体现程序正义，不仅更符合精英的偏好，还更容易在公众中产生较高的满意度。也正因如此，程序民主在美国大行其道，成为主流。

程序民主能够减少让人左右为难的意识形态争论，具有良好的制度特征。程序民主强调民主的制度、程序、规则、机制，而这些都是事先作出的，能够较好避免模棱两可的不确定性。程序民主关注的是程序本身，而不是决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意识形态争论。因此，程序民主更侧重于公平、平等地对待参与到民主进程中的每一个人，提供了更多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甚至被一些学者视为自由平等的堡垒。程序民主还试图解决“搭便车”(free rider)问题以及被视为社会结构产物的“民主失败”(failures of democracy)问题。因此，有学者主张，“应该拒绝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理解民主，需要对民主进行更多的制度研究”。

信任程序已经成为美国独特的民主文化。当公民对民主程序的公正性和有效性产生信任时，他们就更有可能参与政治活动，如投票和参与政治讨论。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的公民倾向于从自由和政治程序的角度定义民主，而发展中国家的公民则更愿意将民主等同于社会福利。在生态保护方面，一般认为，权利的行使可能会破坏生态环境，这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已经得到验证。但美国人还是会相信，“拥有程序性环境权利的州比不使用程序的州更有可能促进环境正义的实 现，尤其是在与获取信息有关的方面”。在对29个西方国家的代表性样本进行研究后，人们发现，绩效导向的民主满意度需要修正：“经济评估很重要，但它们并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对所有的人都起相同的作用，程序公平在民主满意度方面发挥着相关的调节作用。”

在利益、文化越来越多元的当代美国，程序民主能够提供一种相对正义的规则与机制。利益多元使人们更多地将民主视为利益分配的工具，民主成了利益的遮羞布。文化多元让人们很难达成共识，在种族、宗教、性别、性取向等一系列问题上，民主的机制很难发挥作用，尤其在持枪、堕胎等一系列棘手问题上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程序民主不但能够上承熊彼特的选举民主，下接罗尔斯的程序正义，而且在保障自由和平等、创造制度稳定等方面明显优于其他选项。公民重视程序的公平性，甚至可以减轻对分配不公的抱怨，当民主程序被认为是公平的，即使存在分配不公的问题，公民也会对民主有较高的满意度。

程序民主的各种优点并没有平息实质民主的诉求。在民主的争论中，“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之争尤为突出。毋庸置疑，作为美式民主的主流，程序民主的历史价值和实践意义不容忽视。然而，学者们也越来越看到，程序民主并不是民主的全部。一方面，美式民主一直将民主等同于选举和程序，这已经背离了人民主权的民主取向。另一方面，美式民主“只注重扩大程序 民主的范围，而忽视了实质民主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实践困境。

即使是完美的程序民主也受到各种批评。达尔终其一生研究民主，是当代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民主思想家，而其最广为人知的就是他的程序民主理论。在平等投票、有效参与、开明理解、议程控制和包容性5个标准的基础上结合7个假设，达尔提出了狭义的程序民主、有关民众的程序民主、有关民众并考虑到议程的完全程序民主、完全的程序民主4种程序民主模式。这是美式程序民主最精细、最有影响的理论。然而，从福柯(Michel Foucault)权力理论的角度分析，如此 精细化的程序民主理论仍然存在着根本性问题。即使能够实现达尔所谓的最完美的程序民主，一系列压制自由、造成不平等的控制机制仍然会在这种民主中合法地发挥作用，并且这种民主仍然可以产生与达尔认同的基本价值观不一致的政治取向。因此，有学者认为，即使是完美的程序民主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程序永远无法脱离权力关系。

对程序民主的批评远不止如此。程序民主不仅存在着多数主义悖论，容易造成多数暴政，而且在程序一致性等方面还存在着数理逻辑的内在悖论。更为重要的是，程序民主的过程与结果之间存在着不确定性，从而在权力运用、权利保障、自由、平等、公共政策、国际政治等方面造成困境，在很多时候都无法实现民主程序的本意。

美式程序民主真的能实现人们期待的结果吗？遗憾的是，答案是否定的。程序民主的程序并不能保证人们想要的结果，甚至无法保证基本价值不受侵犯。这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的重要结论，也使程序民主同时受到了左派和右派的批评。在左派看来，程序民主更多反映富人的偏好，没有保证他们想要的平等；而右派则认为，程序民主的结果可能会威胁到个人财产，破坏他们想要的自由。保守派认为，程序民主提高了公民参与的热情，却造成了挫败、混乱，影响了政治秩序的稳定。自由派却觉得，程序民主畏首畏尾，制定了太多的制度约束，让人们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参与受限。

程序民主的多数决定机制一直备受质疑。多数决定是程序民主最重要的机制，是参与和竞争原则的保障。许多西方政治思想家，从近代的柏克、贡斯当、托克维尔、勒庞、密尔，到当代的波普、哈耶克等人，都对多数原则提出过质疑，从不同角度批驳了“多数暴政”，甚至认为“多数人可 能决定应由一个专制君主统治”。这构成了程序民主的自我否定，成为程序民主无法解决的悖论。哈耶克也认为，如果人们建立起一个“有组织的多数”，就会产生专制和偏袒，甚至还产生“一些与多数的道德原则不相符合的结果”。

程序民主也无法取得更好的治理效果。美式民主的主要特征是代议制民主，即公民选举代表或公职人员，由代表或公职人员通过法定程序治理国家。这种代议制几乎在所有国家都是通行的，也是现代民主的典型体现。但在美国，这一过程越来越被简单化为选举：只要赢得选举，政治的正当性就得到承认，获胜方就具备了不容置疑的合法性。但现代民主并不只是选举，而是需要在选举之外形成协商、管理、决策、监督等一系列链条才能确保人民诉求得到全面实现。美式 民主将选举视为建构统治正当性的必要程序，却又难以接受选举激励失灵导致的政策后果。统治正当性与治理有效性之间的张力使美式代议民主陷入困境。

当代美国经济与社会的不同领域都有反对程序民主的声音。在经济领域，程序民主并不能保证更好的经济绩效。尽管早在1959年，利普塞特(Seymour Lipset)就认为，民主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时至今日，学术界仍然不确定民主能否促进增长。在族群领域，研究表明，民主没有推动族际和谐，民主化反而可能放大分歧，成为族群冲突的催化剂，这与程序民 主未能形成理性、宽容的政治文化相关。在国际政治领域也存在同样的质疑。有学者指出，选举制度更倾向于利益竞争，并不会对遵守国际承诺产生正向影响。甚至有证据表明，政治竞争和国内恐怖组织数量呈正相关，国内利益集团的参与密度和恐怖活动呈正相关。在生态领域更是如此。在民主程序与生态结果、民主辩论与生态确定性、民主包容与生态扩张等问题上，接受民主程序的生态民主存在着内在悖论。那些在生态领域对民主表现失望的人们甚至转而拥抱生态威权主义。

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在政治哲学领域也存在着巨大争论。正义和民主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最重要的两大主题，这不仅因为这两个主题都很重要，还因为这两个主题之间有着既冲突又融合的特殊关系。罗尔斯、达尔、哈贝马斯、科恩(Carl Cohen)和杨(Iris Marion Young)等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正义和民主进行了分析，这也使民主与法治、正义、权利、合法性等一系列概念再次进入政治哲学的前沿。人们发现，如果不加以约束，程序民主甚至无法确保宪法的权威、正义的价值和人权的保护。

即使如此，美式民主仍然不为所动，一如既往地奉行程序民主，尤其是选举民主。这不仅是因为程序民主操作性强，公众认可度高，能够提供更确定的预期，还因为美国的精英更认可程序民主，程序民主也更容易与市场模式相结合。正如人们担心的那样，美国公共部门仅存的实质性民主也有可能被放弃，进而转向市场管理模式。新兴的民粹主义直接挑战程序民主，这可能导致对既定程序和规则的漠视，因为民粹主义不仅有着将人民的意识形态凌驾于程序之上的冲动，还有着反建制、反程序的主张。

四、结论与讨论

我们看到，在主体、客体和程序三个维度上，美式民主形成了选民民主、自由民主和程序民主的模式，这构成了单过程选民民主的总体特征。在主体选择方面，美式民主不再强调人民作为整体的存在，而是将人民悬置、分隔、替代、虚化、技术化，并具体化为选民。在客体覆盖方面，美国的资本主义将民主排除在经济领域之外，限制在特定的政治领域之中，通过各种制度限制民主客 体的拓展。在程序方面，美式民主将民主局限于程序，尤其是选举，放弃了对实质民主的承诺，造成了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的割裂。这些基本的特征不仅是美国政治学家的理论主张，同时也反映在美式民主的政治实践当中，构成了我们认识美式民主的总体特征。

美式民主的结构特征决定了它必然是单过程选民民主。在民主主体方面，美国设立了最高法院、美联储等非民主机构，并且强调要以非民主机构来制衡民主机构，使美式民主无法实现全方位拓展。在民主客体方面，美式民主不仅不能在经济领域拓展，也无法作用于文化领域，即使是在政治领域，美式民主的领域也受到严格限制，这使美式民主的客体不可能实现全覆盖。在民主程序方面，美式民主更注重选举程序的结果，在协商、管理、决策、监督等方面的运用都受到限制，这使美式民主不可能实现全链条。

美式民主是单过程选民民主，这是美式民主的总体特征，但这并不排斥美式民主在某些地方以某种形式偏离这一总体特征。例如，随着西式民主的协商转向，美式民主也形成了丰富的民主协商实践。在经济领域，劳资双方也可以通过协商等方式满足工人意愿，在企业、车间等工作场所达成民主的结果。同时，美式民主在理论与实践中也存在着将民主拓展到全领域、全方位、全链条的要求。其中，民粹主义就以人民的名义，提出了反精英、反全球化的号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些左翼民主理论家，如达尔、波斯那、曼斯布里奇等人，提出了经济民主、反对资本主义民主、超越对手式民主等主张，并且产生了一定的实践影响。但是，这些理论和实践的存在并不能否定美式民主在总体上仍然是单过程选民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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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而告之

（2024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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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记事

（2024年7月18日）

2024年7月16日，大外交青年智库（GDYT）开展“听人家讲”计划，拟转载、采访、对话100位外籍人士/国际友人讲述Ta与中国的故事、Ta与粤港澳大湾区的故事、Ta与海南自由贸易岛的故事，欢迎广大读者推荐好故事，欢迎广大读者推荐在海南自由贸易岛、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中国学习、交流与工作、生活的外籍人士，推荐人将有机会受邀参与到该计划中来，感谢关注、感谢推荐、感谢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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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7月18日）

大外交青年智库（简称“大外交智库”）（Glory Diplomacy Youth Think-tank，Glory Diplomacy或GDYT）是一家创办于2017年的以外交安全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社会/青年智库，总部在中国深圳，是深圳首家非官方外交安全智库、中国首家青年智库，创始人是王盖盖。GDYT一直坚持“只有修炼好内功，才能放心去实战”的发展理念，从2017年创始初期稳扎稳打，于2018年成立青年原创评论组（于2022年改组为《智本青析》编辑部）并创办《智本青析》电子刊至今；2019年在海南开设分支机构即海南大外交学会，同年成立青年发展研究中心，该中心在2019年创办“大外交青年发展与实践启航项目”研修班至今，在2021年创办“世界青年菁英坊《早点知道》讲座项目”至今；2020年成立应试就业研究中心并创办《真题解析》付费专栏；同年7月，成立外交外事涉外安全决策咨询公司，集中研究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海外利益分析与保护、青年外交与青年发展、区域国别与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与全球治理等事务；2021年成立外文编译评议组并创办《大译编参》电子刊至今（该编辑部于2022年创办《每日信报》微电子日刊），同年成立区域国别研究中心（该中心于2022年创办《新国别简报》栏目）；2022年成立世界外交数据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该中心于2022年创办《鸿士论天下》栏目）、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党的理论创新研究中心，并合并所有专访项目（青坊谈、最有影响力人物访谈、21世纪中国外交天团、学人专访等）整合为《与名人对话》栏目，组建“青年智库特种部队”全职高精尖部门和全球范围内的“大中华菁英圈”，开启“Smallibrary·小书屋”全球青年阅读挑战计划（该计划于2022年创办《智库书屋》栏目），运营新知太学（网络）书院（该书院于2022年创办《线上共读》栏目）；2023年，成立全球创业研究中心、全球湾区研究中心、跨国公司研究中心、海外利益研究中心、数字经济研究中心、海洋治理研究中心、基式外交研究中心，在香港开设分支机构“香港大外交学会（GDYT HK）”，创办“华湾国际创业发展新菁英汇”国际人才交流平台等。GDYT从2021年以来，多次举办全国（含全球）青年国际问题学术研讨、政策分析与思想交流等活动，如“国际问题研究型青年智库发展模式探索论坛”、“新型国际问题青年智库建设与发展论坛”、“国际关系青年辩论赛”、“国际关系青年辩论赛最佳辩手论坛”、“世界青年菁英坊《早点知道》系列讲座”、“国际问题/区域国别学术研讨会（GDYT·ISAS）”系列活动、“《与名人对话》系列采访活动”、“《鸿士论天下》系列讲座活动”、“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高端论坛与菁英论坛”、“华湾国际创业发展新菁英汇”系列活动、“GDYT与国际知名学者对话”等等。自创办以来，GDYT一直致力于“让壹亿中国大外交青年智慧与方案被全球看见”，聚集全球各地有志青年为实现个人、企业、社会、国家和世界和平发展而奋斗，至2021年底，已发展成集专家顾问、研究员（含高级）、特约研究员（含高级）、助理研究员、编译评议员、时政评论员、实习生、志愿者等全方位国际人才体系（200人）的样本标杆青年智库，聚焦中国与全球大外交领域青年的原创方案、发展计划和外交延伸等助力与服务，在“对照全球外交发展、对接世界高端智库、对比新型平台建设”的三原则指导下，为中国的外交与安全发展贡献青年力量和方案，为政府、企业、智库、高校、非政府组织以及个人都有提供过咨询服务，被海内外青年誉为现代智囊的“青年精英大脑集散地”，是全球新型外交青年智库的开创者和代言人！

大外交青年智库

Glory Diplomacy

让中国外交青年智慧被全球看见

为中国青年智库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