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拿人知道，到谢林讲授自然哲学的时间了……

【编者按】

《耶拿1800年：自由精神的共和国》讲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耶拿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法国大革命之后，德国小镇耶拿成了德意志知识生活和知识精英的据点。歌德、谢林、施莱格尔兄弟、蒂克和诺瓦利斯等汇聚在这里，组成了一个思想家社区，不仅探讨科学、形而上学问题，还探讨政治和人文问题。他们不仅质疑社会传统，还决定重新思考当时的世界。他们对个人和自然的看法彻底改变了后来人对现实的理解，为现代社会的到来做了相应的思想观念准备。本文为书中的《致以最美好的问候，您的外部世界——费希特、谢林与自我》一节，澎湃新闻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一

他站在讲台上时，神态威严：头微微向后仰，宽阔的颧骨，高高的前额，双手优雅地摆放在讲台上。就像近十年前的席勒，谢林也准备在格里斯巴赫礼堂发表演讲。

1798年10月18日，谢林在耶拿发表的首度演讲，是他这辈子第一次演讲。礼堂里挤满了学生，他们都听得十分专注。据说谢林是个天才，但也顽固而傲慢。

在课程指南中，谢林宣布他将举办两个系列讲座：题为“自然哲学的概念和本质”的公开讲座，以及题为“依据我的大纲的自然哲学体系”的私人讲座。

谢林将自然描述为一种不断生成、不断更新、永不停息的力量。在他看来，正如其他一切事物都完全可以通过精神的观念来把握，自然本身原本就是与精神一体的。只需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就可把世界理解为一个整体，并在看待每一单独的事物时，着眼于它与其他一切事物的内在统一性，而使其变得透明。他将此称为“理智直观”，这与康德的观点一致，但又与之相对。这种知识是一举便可实现的，不必论及费希特按照严格的演绎法从“自我”中推导出的“非我”。谢林无法理解一种没有声音、形状和颜色的现实。所有这些思考都针对费希特，对后者来说，自然是死的，只是通往知识道路上的一个对象，而不是事物本身。

谢林宣扬的是古老的“大全一体”（hen kai pan），即赫拉克利特的学说，认为万物源于一，归于一。该学说自始至终主导着整个演讲。现在是时候摒弃种种令人厌倦的二元对立了——概念与直觉，理智形式与时空中的物体——这些二元论要远远早于批判哲学，基本上可以一直追溯到近代哲学的奠基人笛卡尔那里。只有穿透所有离散的片段，聚焦于超越一切的无限高的统一体，这个时代的知识革新才能取得成功。

要想完成康德未竟的革命，要想克服由巴黎革命愈发明显的失败引发的社会对立，唯一的出路就是建立一种不分内在与外在、主体与客体，在现实的所有形式中都展示出单一绝对性的哲学。在谢林的思想中，自然是精神认识自己和找到自己的媒介。在人类的精神中，自然打开了我们的双眼，为我们提供了它存在的知识。自然只是精神的另一个侧面，而不是邪恶的继母。

二

他们围坐在酒馆的大圆桌旁，举起手中的啤酒杯，杯盖发出咔嗒咔嗒的声响，浓浓的烟雾从长长的烟斗中升起，一个想法正在成形。此刻，兄弟会的成员正约在他们最喜欢的聚会地点。

这已经不是学生们第一次尝试这种想法了。对于他们来说，发泄不满的渠道并不多。在与巧克力派（Schokoladisten）发生激烈争论后，他们已经搬离城市，以抗议公爵将军队调往耶拿。所谓巧克力派，指的是那些认为所有争端都可以用一杯热巧克力来解决的学生；他们没有荣誉感，宁可挥笔不愿动剑，有任何非法决斗都会向当局报告。公爵军队的出现足以激励他们捍卫学术自由。如果公爵没有松口，命令军队撤出埃尔福特，这些学生本会一路冲到那里，但他们确实远至魏玛附近的诺赫拉。学术自由万岁！

夜已深沉，行动的时机来到。喝完最后一轮酒后，最后一批客人走出坦内酒馆，还有一些人从邻近的格莱茨豪斯酒馆踉踉跄跄地走出来，那里是马车夫和商人缴纳过桥费的地方。他们去到萨勒河的另一边。桥中央有一个石十字架，标志着耶拿和卡姆斯多夫的分界线。桥下的河水无精打采地流淌着。关于这座桥有很多传说。本世纪初，据说有一匹脱缰的马纵身越过栏杆，驮着骑手一起坠入死亡，到了月圆之夜可以从河水的潺潺声中听到马蹄声。

前面是城墙，后面是群山。远眺延齐希山，山顶在夜晚的这个时分几乎与月亮相吻。穿过城门，越过护城河。就是那里了，教授的房子就在红塔旁边。他想取缔兄弟会，禁止强制性的决斗。可他们会乖乖解散吗？不，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他是另一位“巧克力派”。

这不过是一种吓唬人的策略。在屋子周围溜达，影子投在墙上忽长忽短。呼气，吸气。向后摆臂—等等，窗户里有亮光！它刚刚亮了。快，快到墙边去。石头——来自萨勒河畔的石头，被马蹄磨得光滑又厚重。喃喃自语。灯灭了。再次：呼气，吸气，然后向后摆臂。

一声巨响，窗户碎裂。他们在屋里的人还没来得及反应时就跑开了，尽管看他狂怒的样子会很享受。确实，“绝对的自我”意识到“非我”可以如此活泼时，肯定会暴跳如雷。残酷的现实是，“非我”可以打碎窗户，可以不听话，可以无情；它不仅仅是“自我”扔向墙壁然后在反思中接住的球。致以最美好的问候，您的外部世界。

三

1798年仲夏，谢林在莱比锡担任家庭教师时，收到一封来自耶拿的信，信上有枢密顾问歌德的亲笔签名。谢林读一下，停一下，接着读到这么一句：“您在此收到的是尊贵的殿下代表您发给耶拿大学的最值得庆贺的法令的副本。”期待已久的召唤终于到来！谢林手里拿着盖有公爵印章的任命书。他无需寻求任何帮助。他曾在图宾根求学，但在那儿不受待见，而他也难以忍受那里的无聊，正如难以忍受所有的骚乱，以及正统派对伟大的康德革命的反应。早在1795年，他就跟他的朋友兼同学黑格尔和荷尔德林一道离开了图宾根。

耶拿的情况则不一样：公爵热爱科学，因此很早便把歌德请到宫廷，作为他可以与之分享这种热情的大臣。而歌德也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一切重要的大学任命决定，这次也不例外。

歌德在那年的早些时候读过谢林的《论世界灵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世界灵魂”（Weltseele）听起来就像一个人们长久以来寻求的神奇处方，可以涵盖整个自然、历史乃至宇宙，从而也许可以弥合分裂时代的巨大鸿沟。

歌德试图与谢林建立联系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了解哲学还能给人怎样的期待，而他常常与哲学发生争执，认为其过于思辨、过于抽象。他对同时代的大部分哲学文献都深感厌恶，因此，在他看来，像谢林这样的自然哲学家来得正是时候。毕竟，歌德对自然科学，特别是他的色彩理论倾注了极大的心力，有时甚至比写作还要投入。歌德认为，自然本来就是精神，正如精神本来就是自然——没有对立，至少二者的对立并非无法在更高的整体中消除。歌德发现的颌间骨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在此之前，颌间骨一直被认为是区分人与动物的特征。拥有智力的人类与动物别无二致，都是从自然王国中发展而来的。古代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然阶梯”（scala naturae），即世界的渐进结构的思想是正确的，只要我们考虑到形式是可以变化的，不必遵守严格的、预先确定的等级制。这是一条从无机到有机、从最小到最大的“存在巨链”。万物一体。

在阅读谢林的论文时，这位枢密顾问感到一种心有灵犀的震撼。同时代人喜欢称他为诗人中的思想家，而现在，他似乎正和自己的镜像——思想家中的诗人——面对面站在一起。他一直在等待这样一个人的到来。

圣灵降临节那天，歌德终于安排了一场与谢林、席勒的三方会面，地点是席勒的花园住宅。他们一起坐在户外凉棚下的大石桌旁，直到太阳落山。谢林知道如何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通过了考验，最后的顾虑打消了。费希特也表示支持，并希望那年夏天能在德累斯顿见到谢林。歌德、席勒和费希特想尽一切办法让谢林进入耶拿。谢林不可能希望得到比这更好的支持，尤其考虑到他还未取得在大学授课的资格——按照耶拿大学高度重视的标准学术规范，他是无法成为候选人的。校方甚至连专家的推荐信都没有收到。

1798年7月5日，谢林获得任命。他将从无薪讲师做起，每学期会开设两个系列讲座，一个是私人的，一个是公开的。公开的必须免费，但私人的，谢林有权收费。他还可以通过每周向学生分发的讲义获取额外收入。剩下唯一要做的，就是向父母解释他短期内不会回到家乡施瓦本，这无疑会让他们感到失望。但这也没办法，任何一位有机会在耶拿担任编外讲师的人，用他的话说，回乡后只能“在哲学的墙上撒尿”。

在收到聘书的当天，谢林就辞去了里德泽尔家的家庭教师一职。他那两个学生将不得不在没有他的情况下过活。德累斯顿在召唤他——歌德在之前的会面中曾告诉谢林，自己对新市场（Neumarkt）的古董收藏和画廊的评价很高。在歌德看来，概念必须源于直觉，而不是相反；在谈论艺术时，需要的是具体。

作为对即将在耶拿开始的生活的准备，谢林在德累斯顿整整待了一个半月。弗里茨和威廉、诺瓦利斯和费希特都迫不及待地想去拜访他。

四

从修辞的角度看，谢林的第一场讲座是一场灾难。也许他需要讲得更慢一些，或者准备得更充分一些。到目前为止，一切都显得过于紧张。在准备讲稿的过程中，他时常发现自己的思维一不留神，便转到了卡罗琳和她的机智上。就在最近，在魏玛的宫廷剧院重新开业时，他 们又一次出人意料地走到一起。当时台上正在上演的是席勒的《华伦斯坦的阵营》。他的脑海中浮现出崭新的大厅、首场演出后的庆祝活动，以及在没有威廉的情况下和卡罗琳一起回家的画面。

谢林试图用一种高昂的语调讲话。他一心想要突破想象的界限，很少考虑听者的感受，至少对于那些无意跟上他的思路的人，他是不屑一顾的。他的语速很快，太快了，一股脑儿地讲，基本上是在独白，几乎没有给那些在他嘴边翻腾的思想留下任何展开和成形的时间。

费希特在讲台上堪称一位真正的大师，他会按照启蒙的优良传统，给学生带来智性上的挑战，刺激他们独立思考，尽管这经常会让学生过度疲惫。作为演讲领域的老手，他会不断寻求与听众的直接接触。相比之下，新手谢林缺乏必要的修辞技巧，更重要的是，他在面对听众时缺乏开放的态度。费希特不是一位能言善辩之人，但他的话语清晰而有分量。“想想那堵墙，”费希特对他的听众们喊道，“你们想到那堵墙了吗？现在，先生们，想想那个想到墙的人”——这样一来，听众完全摸不着头脑，因为把自己作为反思对象的行为本身当然只能反过来又引发反思的行为，如此循环往复，无穷无尽。一个人的“自我”是无法成为认知的对象的；它不能被对象化，只能在对某种永远先于经验的东西的理智直观中找到：“自我”其实就是先验主体。这已经向先验唯心主义迈出了第一步。

谢林的讲课丝毫没有这种冲劲，显得阴郁而隐晦。毫无疑问，他有重要的东西要说。但以他的语速，台下的人连做笔记都很困难。尽管如此，听众还是不想错过他讲的每一句话。

尤其是一位名叫亨里克·斯特芬斯的挪威人，也是编外讲师，年纪比谢林大不了多少。他对自然哲学的理念是如此着迷，为了听谢林的讲座，不惜专程从基尔赶来，并在当晚正式拜访了谢林——因此谢林在第一堂课上就收获了自己的第一名弟子。

几个小时后，很显然，不仅斯特芬斯，就连学生们也把谢林当作了偶像。他们可能只听懂了他讲的一小部分内容，但正是这一点吸引了他们，它使他看起来无与伦比。本应连成一体的事物却又永远处于脱逸之中，这是一个神奇的圆圈，万物从中而出，又回归其中。任外面的世界沦为废墟，任拿破仑凯旋或失利，欧洲在他面前下跪或联合起来反对他——在谢林的绝对哲学面前，一切都开始发光，变得愈发明亮，直到什么都看不见，一切都变成了最清晰的光。

很快，每当下午的晚些时候，城市宫附近就会出现熙熙攘攘的人群，格里斯巴赫礼堂前也会挤满人，其原因再明显不过。耶拿人都知道，到了谢林讲授自然哲学的时间了。

《耶拿1800年：自由精神的共和国》，[德]彼得·诺依曼著，张见微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