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南朝的却籍改革引发了唐寓之之乱？-细品《资治通鉴》之南北风云

我们昨天聊到了南北朝时期北魏的土地改革均田制的意义。其实对于土地财政而言，不仅仅是北魏面临着土地财政的难题需要改革，南朝的南齐政权同样遇到了土地财政的难题，而南朝齐的土地财政的难题主要表现在他们的税收是基于人口，而针对不同的籍贯的人的税收策略不同导致了严重的不公，而这种不公让很多当地的地主都去钻空子想要少缴税。当然南齐政府也意识到这样的问题，所以才搞了却籍改革。

但南朝齐的却籍改革却遭到了南方百姓的强烈抵制，甚至爆发了吴地的唐寓之之乱。

我们今天就将目光转回南朝齐，来看一下为什么南朝齐要进行却籍改革？为什么却籍改革会爆发唐寓之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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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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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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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与反思

南北朝时期南北对峙，双方军事较量不断。而打仗背后实际上是经济的较量，因为军人都是脱离生产的，百姓就要负担军队的开支，而这部分开支都是要通过税收机制来让百姓承担的。

所以我们昨天讲为什么北魏要做土地改革，实际上土改的目的就是要增加税收，从而能让北魏在南北对抗中占据优势，经济发展起来才能富国强兵。

南朝齐其实也面临同样的境地。所以增加税收也成为南齐政府的重要工作。

但南齐的改革就要比北魏的改革要难得多，这实际上是基于南方政权遗留的历史问题造成的。

我们知道西晋灭亡后，北方士族衣冠南渡才建立的东晋政权。这就带来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大量的人来到南方，土地问题如何解决？南方当地势力和北方士族之间如何共处的问题。

跟大量北方士族逃离南方造成北方拥有大量的无主土地不同，南方的土地大部分都是当地的士族和庶族所掌控，尤其是吴地本身就是相对发达的地区，当地的士族是牢牢的控制着地方的土地和经济的。

最开始这个问题还不是很严重，因为大家都认为中原地区迟早会收复，所以这些北方士族过来都是侨居，也就是暂时的，所以政府在颁发身份的时候，当地的土著是黄籍身份，而这些侨居的士族都颁发的白籍，在户籍上是区别对待的。而白籍有什么好处呢？政府认为你们只是暂时借住，所以不需要承担税收，徭役等负担。

但随着后来政局的变化，这些北方来的士族已经不可能回到北方，很多这些北方的士族也通过买卖，开荒等占据了大量的土地，山川等资源，但他们却不用承担税收，而本地的黄籍庶族不仅面临着自己的土地被侵占，还面临着政府所有的开支都由他们承担，而政府打仗的开销是比较大的，当时的税收负担还是非常重的，所以南方当地的庶族对于这种政策是非常不满的。所以在桓温和刘裕主政时期，都强力的推动了土断政策。就是撤销侨郡，清查户口和土地，将这些侨民编入本地户籍。但是土断又遭遇到北方士族的抵制和反对，当时刘裕执政时，就曾强力推动土断，当时会稽大族虞亮因藏匿亡命千余人被处死。

但是我们知道南朝的政治格局始终是北方士族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东晋时期更是王与马共天下，也就是士族的影响力要远大于皇权。所以政府想要动这些豪门士族的蛋糕是非常难的。所以土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达成了很多妥协，比如分割了很多南方的土地给这些北方士族，很多北方士族依然是不用纳税的。这本身依然是不公平的。而这种不同平更多的体现在北方士族比起当地人而言，享受了更多的优惠待遇。

有了这些优惠待遇，就一定有人会去钻这样的空子。所以在土断的时候就有很多当地庶族贿赂这些执行者，虽然更改户籍很难，但他们可以将自己更改为士族，进入士族行列就享受一些免税待遇（中国的封建社会时期对于贵族确实是非常友好的，进入士族阶层就能享受免赋税等很多特权，后来出现采取科考之后，只要考中秀才也可以免税收和徭役。但这显然都是有钱人才能做到的。所以政府由什么样的人构成，他们自然就会制定很多政策，去向自己的阶层倾斜，想要自己革命是非常困难的）。

当这种情况愈演愈烈的时候，政府的财政收入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据历史记载：从刘宋明帝在位期间到刘宋废帝，也不过十几年的时间，被检查出来诈入士族的南方黄籍土著庶族的数量就达到了七万一千多户。这还是检查出来的数据，这个数据已经很惊人了。所以当时的南朝政府就开始针对这种情况进行严厉的打击，实际上就是国家搞了大规模的查税运动，在当时称为“检籍”。这种大规模的查税是从萧道成执政开始的。而“检籍”查出来问题后，对于偷税漏税的人，就要进行惩处，凡是虚报、伪报或篡改自家户籍的家庭，一律从户籍登记上剔除，此即为“却籍”。当时这种查税引发了大规模的抵制，为此政府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措施，如果查出来偷税问题严重，全家可能被罚充远戍。

我们看到当时南朝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根源其实还在于北方侨居士族还是拥有一些免税的特权，导致南方土著尤其是庶族的不满，所以才会有很多人去通过修改户籍来逃税。但南朝政府采取的却籍制度却不敢去动豪门士族的利益，反而拿本地的土著庶族去开刀，自然就引发了本地土著，尤其是吴地这些富裕地区地主阶级的强烈不满。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吴地就爆发了唐寓之的起义。

很多历史记载唐寓之的起义是农民起义。其实唐寓之不算农民阶层，其祖孙三代皆以看风水、择墓地为业。在当时都是服务于地方的地主阶层的。所以当政府大查税，目标是这些中产阶层时，这些吴地的中产阶层自然就会联合起来抵制，而唐寓之不过是他们的代表。

所以唐寓之的起义其实就是吴地的地主阶级针对南朝政府大查税政策的反抗。而当时本身吴地就比较富裕，人口以当地人为主，但却承担了南朝最重的税收，其权益不断被南迁来的北方士族所侵占，这种不满累积到了一定的阶段最终就通过唐寓之的起义爆发了。

公元485年，唐寓之以“抗检籍，反萧齐”为号召，聚众400余人，在新城(今浙江新登县)揭竿起兵，夺取官军武器，开仓库，济贫民。继而挥师直捣富阳，当地的地主阶级看到唐寓之站出来，都纷纷响应，很多农民也加入了起义军的队伍，很快起义队伍就突破了三万余人，起义军先后攻克桐庐、钱唐、盐官(今海宁)、余杭、嘉兴、永兴、诸暨等地。

从唐寓之的起义来看，其起因是反政府查税，但背后其实是吴地百姓饱受北方士族压迫后，想要脱离南朝齐而独立。所以在第二年，唐寓之在钱唐建立政权，称帝，国号吴。

建立了吴国的唐寓之继续采取了扩张策略，派部将高道度攻打东阳郡。东阳太守萧崇之、长山（今浙江金华）县令刘国重拒战被杀。当时会稽太守王敬则进京述职。唐寓之想要趁机偷袭会稽，派部将孙泓取山阴(今浙江绍兴)。山阴郡丞张思祖命令浃口戍主杨休武抵御唐寓之的军队，在浦阳江打败孙泓。

这时齐武帝萧赜也派遣禁军骑兵南下镇压，双方在钱唐交锋。唐寓之的部队终究是缺乏训练的乌合之众，在面对装备精良的南齐禁军骑兵下，根本没有了作战意志，一接触就溃败了，唐寓之也在这场战斗中战死。

回顾唐寓之的起义，我们看到根源依然是南朝的经济出现了问题。而这种经济问题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原来南方的地主阶级本身占据了大量的土地等生产资料，而北方的士族南迁后，挤占了南方庶族的生存空间，更重要的是生产资料的分配的矛盾显现出来。

当然南朝政府通过开荒等增加了一些土地，通过土断的方式让北方迁移来的人也纳入了缴税的行列，但也给他们留了一些优惠的政策，尤其是士族可以不纳税的政策又引发了南方庶族的不满，所以才会有大量的人去钻政策空子去逃税。这样就导致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幅度的流失。

面对这种情况政府才会推动检籍的查税行为，而在这个行为中，又简单粗暴，伤害了南方土著尤其是中产阶层地主的利益，所以这些地主阶级以吴地为代表才会联合起来要建立自己的政权，才爆发了唐寓之的起义。

所以任何改革都会伤害一部分的利益，都会遭到损害利益的人的反对，而这些人更会操纵舆论，煽动更多的人来为他们冲锋陷阵，去跟政府博弈。其实现在的改革也是如此，只要既得利益集团掌控了一定的话语权，再想动他们的蛋糕就非常困难了。比如美国金融业的暴利和独大，如果总统想要去改变，最终一定是敞篷车事件的翻版。我们国内改革其实也是如此，比如前一段时间不管是教育，医疗，金融行业改革，都不断爆发出各种负面的舆论消息，其实背后都是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和政府之间的博弈，他们通过买通“专家”，操纵舆论，让政府收回改革措施，让他们继续享受所谓政策红利。其实我们看现在西方出现各种问题，比如枪支泛滥，医疗费用昂贵，金融独大导致实体空心化，失业率暴增，大麻合法化等等，背后其实都是政府和利益集团博弈失败的结果。最终承受后果的还只能是普通百姓。

所以一旦让某些利益集团做大，大到他们可以操控舆论，操控政策，让国家的改革失败，那么等待一个国家的就是一条不归路。这就是我们读南朝齐检籍政策导致的唐寓之起义给我们的教训。